如果时间能够倒转回到1978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在40年后，北京五环外的一套10年长租房的租金可以是180万元。那个时候固定电话还没有普及、没有网络、吃肉奢侈、居住还是公用卫生间，1980年代人们对收入的顶级追求是能成为"万元户"。可以说，推动改革开放的那代人是真正的民族英雄。40年后的今日，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似乎正在日渐削弱，原因就在于改革和开放不再互相促进，反而分道扬镳。
改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就是政府的边界逐步缩小，法无授权不可为。开放就是发展动力的变革，取消自由交易的壁垒，将市场机会公平地还给企业和个人。当然，改革开放还意味着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改革和开放从来不是同步的，往往是开放在先探索边界，改革随后通过制度变革予以追认。但是改革和开放只要是相同方向起作用，便能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实际上，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每个节点都对应着这样的制度红利——即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上图，制度红利像一个正向的外部冲击，使得增长率先升高再收敛。文革结束后农村经济开始开放，1978年农村确立的制度改革使得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7.6%达到11.7%；其后商品经济在城市开放，1984年城市改革的确立使得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15.2%；其后封闭经济体开始向外敞开怀抱，1992年"南巡讲话"使得经济增长率由1991年的9.3%跃升至14.2%；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加速，承诺用五年时间完成WTO的相关制度变革要求，六年后中国经济又达到了14.2%的高峰。
在2008年前后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短暂波动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漫长的经济下降周期，即被现在的学者和官员称之为"新常态"的周期。为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在这个阶段几乎处在停滞的阶段，甚至有些层面还有些回调。再加上人口红利的不断削减，可以说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挑战远大于往常。
其实，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开放并非第一次处在彼此背离的边缘。再回到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到1990年代之前经济波动性较大，周期较短，其后经济变得波动幅度大减，周期变长。原因就在于1990年代经历了一次中央政府权力的再集中过程，或者说经历了改革的一次左向操作。如果没有后来的扩大对外开放，以及通过WTO拥抱世界经济体系，20年前或许就已经提早进入另外一种常态了。
中国经济转型之初，改革和开放几乎就是一件事，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控着一切，开放市场就是在缩小政府的边界。当时为了冲破旧有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自立门户、自主创业，地方政府又依次向下层推动个体和企业试探市场的边界。各地竞相出台开放政策，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自由繁荣的景象，连社会风气也旧貌换新颜，今日看来都尺度颇大的艺术作品、书籍电影、广播电视便能在当日公开发行，人们思想之开放的尺度远超今日。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地方政府可以比较独立自主的承担职能，称得上是有限版的联邦制。
但是此时改革却不愿意朝着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了，开放的尺度大于改革的尺度，矛盾终于在1980年代末积累爆发成暴力事件，经济增长也随之一落千丈。1994年分税制改革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行事边界，地方政府也随之减弱了进一步对内改革的激励。19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在忽然失去财权之后，通过变现土地价值扩大投资实现的。这个增长模式在现在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演化出了过大的债务风险。
可以说，1994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于改革和开放的蜜月期，其后改革和开放之间则出现了明显的罅隙。直到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跳跃性扩大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中国的入世承诺则推动了国内体制的相应变革。即便如此，国内改革的步伐似乎越来越慢，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土地改革、思想市场改革，这些达成阿西莫格鲁所谓的开放型社会的关键要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发掘，因此有学者不断发出改革已死的感叹。
随着混合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触角，央企合并进一步做大国有企业规模，行政体系重组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可以说改革并未死去，只是她已然向左而行。很多人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改革和开放理应是同向同步的，开放的扩大必然会带来行政体制的跟进。可是最近的事实证明了改革和开放似乎各有边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开放似乎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制度红利来源。
继续对内开放受到了改革向左的张力，对外开放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最好的替代性选择。中国决策层也已经做很多继续对外开放的尝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在非洲的资本输出，推动向欧美的金融体系开放。这些尝试是有益的，中国的优势在于广大的市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则进一步分享技术进步红利，技术和市场的结合就是林毅夫教授所谓的后发优势。以上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开放向右而改革向左。
在改革向左的前提下，开放向右还有多大的可行空间？更不巧的是，美国在国防战略报告里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之一，而且不断挑起贸易战及技术封锁，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也大受挤压。或许进一步秉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减少外部压力，寻找继续改革和开放的红利空间，才是更好的战略抉择。可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却成了民族情绪高涨和大国做派外露的资本，不由得令人担心。《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讲到，在1960年代，连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泰斗都认为1980年代苏联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何况我们现在只有胡鞍钢这样的学者在鼓吹中国的赶超。因此我们要不断反复掂量研究的问题是，开放向右而改革向左的新型发展模式，会比当年的苏联强大多少？
——墙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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