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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OSMOS |
北京——2000年代初，自由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热度空前，调查性报道的繁荣被誉为公民权力增长的最突出例证。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就消失在了公开谈话之中的国家政治，再次显得迫切和个人化起来。
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我，会把整个周末下午的时间都用来阅读调查性报道的旗手——《南方周末》。我贪婪地阅读它披露的都市犯罪和企业丑闻，对于生活在大学学区内鲜与外界接触的我来说，这是十分遥远的现实。
该报记者曾在一篇1999年的社论中写道，调查性报道应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但如今，我们听不到这样的承诺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在习近平上任掌权了五年多后，威权主义复兴潜伏更深的后果正在逐渐清晰。调查性报道便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它的衰退速度和崛起一样快，使披露丑闻的记者们感到茫然。
而这些情绪十分普遍，新闻界以外的人也有所感觉。国家的压迫大大削弱了公民社会，否定了多年的社会进步，给公众情绪蒙上了阴影。萎靡的志气行将扼杀创新精神、专业水准，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的"拼搏"风气。这样的后果，对于领导人希望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志向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
调查性报道的繁荣是在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积极调整中实现的。作为大幅削减经济控制的一部分，政府决定减少对官方报纸的补贴，迫使他们从销售中寻求更多收入。相应地，记者们则感到自己得到了挑战极限的许可。在察觉到了公众对打击力度大的监察新闻的兴趣之后，编辑们便鼓励记者在报道时要着眼于社会影响。
这一努力的结果助长了公民对社会变革的希望。披露2003年非典(SARS)疫情真实规模的报道，迫使含糊其辞的官员们采取行动。一项对警方羁押期间原因未明的死亡进行的调查，促使了全国范围内非法拘留体制的废除。多亏了这支新的揭发者大军，不论是非法城市拆迁，还是挪用国家款项，全国上下的腐败官僚再也无法隐藏他们的罪行，被拉下了马。
凭借着这些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大河报》这样的地区报纸在全国都有了知名度。尽管他们和政府是隶属关系，但是由于思想自由的政治领导人把调查记者视为了政治盟友，这些报纸仍然享有相对的自由。有几名记者因为揭露丑闻丢掉了工作，然而有更多的记者坚持了下去，他们本着对这份工作的意义和力量的信念团结了起来。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审查程度日益加深，调查性新闻失去了优势，也随之失去了读者。收入的不断减少迫使报纸解雇了调查记者，有时甚至取消了整个部门。据中山大学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调查记者的数量在六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只剩下175人。
对于留下来的记者来说，生存取决于他们驾驭这种新现实的能力。2013年，当习近平高调地发起反腐运动时，许多调查记者将它视为行动的号召。这种乐观情绪后来变成了恐惧，因为有些记者揭发了不在中共目标名单上的腐败官员，被关进了监狱，而那些对已倒台的干部的揭露，则被赞扬是政治上的忠诚。
在极少数情况下，调查项目依然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尤其是当它们关注的是已在政治议程上的问题时。2015年，一部关于中国灾难性的空气污染的纪录片被允许流传数日，那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隐晦地指责未能控制污染企业的地方官员。最近的一部关于塑料回收的纪录片，被认为促使政府加快颁布了对一些外国垃圾的禁令。
但这些罕见的胜利未能让调查记者感到慰藉。著名的政治记者褚朝新在一篇文章中恳请读者"不要称他为调查记者"，称他所能做的事已不再配得上这个称号。
感到不满的年轻记者越来越多地选择退出。十年前还洋溢着的理想主义和奋斗精神，现在成了对现状的欣然接受。
对习近平的压迫性统治的屈从，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他们甚至有一个标签：佛系青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非竞争性的、自由放任的存在方式，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那些达不到的目标几乎都不值得争取。
千禧一代的记者们不情愿地接受了这种佛系态度。毕竟，他们为职业生涯所做的准备——奖励刻苦学习的严格教育；在海外自由社会的经验；老一辈记者令人鼓舞的故事——几乎都无助于他们应对目前的情况：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耀眼堡垒；其他社会愿景都遭到系统性压制；这里容不下个人的抱负，只能是墙上的一块砖。
习近平的言行似乎表明，他相信，民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财政资助将激励作家、科学家和企业家帮助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念。
新闻调查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繁荣，这并非偶然。记者们揭露的丑闻在大学校园里激起了热烈讨论。记者们的工作所促成的透明度，使得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上拥有了更稳定的立足点：中国最大的一些企业集团，比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就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
十多年前在报纸上扎根的原则和信念，未能在新闻编辑室里留存下来。习近平在摧毁调查记者帮助建立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可能不仅在耗尽这个社会的活力，也在耗尽他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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