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星期六

朝鲜弃核、中兴被罚和叙利亚乱局:文明的终结 (陀飞轮)


喊出"终结"类的断言,是件风险极大的事,流动中的时间随时会给出难堪,尤其是像"文明"这样宏大的话题。

但这仍然十分值得尝试。

在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对比起叙利亚的动乱和中兴被罚,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优先进行经济建设的新闻,相对被冷落,然而其意义可能是最为深远的——

作为世界上最为好斗和最为封闭的一个实体,释放出走向和平、走向经济发展的信号,意味着当今的主流文明,可能又多了一个拥抱者,虽然这个信号还没那么强烈,也没那么确定。

那么,什么是当今的"主流文明"?

这要从"文明"说起。

"文明"是个庞杂且含义多重的概念,就今天要讲的主题,它指的是让社会成员过得"幸福"的保障或者条件。

"幸福"同样是一个各有各理解的范畴,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个答案。在我看来,能够超越种族、国界、民族和信仰等种种特质的一个理解是,它至少包括了安全、富足和自由这三个要素。

按照这一理解,凡是无法让人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免于压迫的状态,就不是文明的,其所在的社会,就不能称之为文明社会。

反之,就是文明社会,其文明就是当今的"主流文明"。

显然,文明社会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制度。

那么,又是什么制度,能够把一个社会成就为文明社会?

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几个热点事件说起,先来看叙利亚。

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的大潮中陷入战乱以来,叙利亚人民饱受痛苦。有人统计,六、七年来,其战乱之中的死亡人数约为50万,受伤人数约为190万,逃亡异国他乡的难民则超过400万,叙利亚成为全球输出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面对这一灾难,任何情感正常的人,都会送上深深的同情,并为他们祈祷和平。

在同情和祈祷之外,我们还很有必要追问:究竟是什么酿成了这场灾难?

如果不被偏见绑架,如果能够同时看到和它一并进入动乱的还有利比亚、埃及、也门这些与之有着高度相同特征的国家,就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它们共同的制度因素:非民主制度。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叙利亚的政权,一直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独家把控——在2012年新宪法生效之前,其执政地位由宪法直接规定——而阿萨德家族又是实际的掌权人,政权明显缺乏合法性,属于传统的非民主政体。

传统的非民主政体最大的问题,是它缺乏广泛的认同,对社会矛盾只能压制而无法化解,在日积月累之中迟早迎来总爆发,社会矛盾演变成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又演变成政权危机,原有政权所维系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在危机之中被破坏摧毁,进入了动乱和战争之中。

在叙利亚等国家身上发生的事,正是如此。

显然,叙利亚人要享有安全,就必须结束战乱。

而从前面的分析看,仅仅是"停战"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真正的安全,叙利亚还必须在民主宪政的建设上取得实质性成果——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只有宪政体制才能在根本上让对峙对抗的各方力量放弃暴力手段,和平地进行竞争和博弈,社会才有可能因此而获得长治久安。

民主宪政所能带来的,不只是安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自由。

我们都知道,在最为严苛的秩序之下,只会有窒息,不会有自由,就像我们在乾隆王朝、在苏联、在纳粹德国身上看到一样;在无秩序状态下,也不会有自由,如果有,也是恐惧、饥饿、流亡、死伤的"自由",就像我们在今天的利比亚等国家身上看到一样。

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下,才可能获得——在这个体制下,权力这头戕害民众幸福的猛兽受到了约束,公民权利这只容易受伤的兔子得到了保障,"自由"才变得触手可及。

中兴受罚事件,从深层次说,关涉的是安全和自由的价值:它之所以受罚,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贸易禁令向伊朗等国提供相关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和技术,与监控和钳制这些国家的公民自由有关,威胁到的是他们的安全。

所以严肃地说,其因受罚而导致的巨额损失,是反文明的代价。

朝鲜的最新动向,离明确地宣布"改革开放"还有距离,但乐观地推演,假若内外因素具备,它最终走上这条路的概率是极大的——这不是基于对其执政者内心想法的臆测,而是基于它面临的客观形势以及和它相似地方的历史的判断。

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实施吞噬民众福利的"先军政策",今日的朝鲜,要继续维持旧有秩序日益艰难,向其先行一步的兄弟们学习,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唯一的选择。

可以说,这条路未必能给他们带来自由,但至少可以带来比现在好得多的物质条件和安全环境,运气足够好的话,还可能碰触到"富足"。

要告别贫穷,就要拥抱市场经济,哪怕是半截子的市场经济。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

其中,自由主义制度和法治,可以合并进"民主宪政"的概念里——民主宪政的完整内涵,就是指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限权分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政制。

因此,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构成了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一对制度组合,这是当今的文明国家共同的实践所一再印证的,概莫能外。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喊出"文明的终结"的口号。

二十六年前,福山在其名作《历史的终结》中指出,从长期看,没有哪个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它带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在此后,随着某些"特色模式"的崛起,这一结论遭受到诸多质疑。

然而这些质疑,其实是误解了福山的意思——福山所讲的自由民主的胜利,不是指其实践,而是指其理念,也就是说,现实里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某些地方它会遭遇背离,但最终,它将在时间的河流里等待被拥抱。

想一想世界上,那些专制的、独裁的和威权的政体,绝大部分都为自己冠上民主、共和的头衔,这个结论就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当我们喊出"文明的终结"口号之际,也有极有必要作出同样的声明:

所谓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社会的制度组合,并非指当今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已经认识到并认同它是自己必将拥抱的事物,更非指它在所有地方都已经实现或将很快实现,也非指这个制度组合的内部在当前已经臻于完美无需再作改进,而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要进入文明社会,要让其人民过得安全、富足和自由,那么,它是它们绕不开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绕开它,那只能说,它们在拒绝文明。这是"终结"的更为确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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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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