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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改革共识论坛”会场一角 |
中国的知识界在这样的历史大时刻必然要站出来说话，系统地表达知识界应有的政治观点，为当政者立一个标杆，既是对六四以来的政治改革理念一次总结，也是对零八宪章一次呼应，还是一次对新的政治气候的一次测试。
改革共识是零八宪章的继续
六四或零八宪章之后，知识分子在重新确立知识群体与当政者之间的关系，当政者没有根本性的和解，标志性的人物如刘晓波、郭泉并没有释放出来，但较之周永康的政法委对知识群体的严防死控，气氛稍有缓和，譬如参加纽约宪政改革研讨会的姚监复、胡星斗等都获得了自由行，回去之后也没有被喝茶，改革共识研讨会能够在十八大之后顺利召开，也只能说是一次应有的宽松。
改革共识发布之后，新浪网屏蔽了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改革共识的主要起草人）发布的相关长微博，腾讯与凯迪论坛等网络也删除了相关报道与全文。相信这份相当温和的“共识”还是刺痛了高层，他们不愿意这份知识分子的共识被广泛传播，并由此给他们带来压力。
改革共识提出的内容是零八宪章的继续，人们可以说它没有新观点或新意，但这不是写论文或科学发明，宪政民主、人权保护、司法独立等等，人类基本的政治常识与政治准则，一再被中共当局漠视与拒斥，知识分子倡导的共识，不过是让当政者通过这些共识，回归常识，使中国成为一个常态国家。
知识界对习李时代仍然抱有期待
知识界对习李时代仍然抱有期待，一是习近平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改革派，而李克强也有北京大学法学背景；二是习近平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讲话，谈到对宪法的尊重，要依据宪法治理国家，李克强也公开表示，改革可能会犯错误，但不改革会受到承担历史的责任；三是中国的知识界在这样的历史大时刻必然要站出来说话，系统地表达知识界应有的政治观点，为当政者立一个标杆，既是对六四以来的政治改革理念一次总结，也是对零八宪章一次呼应，还是一次对新的政治气候的一次测试。
如果习李真要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共识找到资源，找到支持的力量（正能量），找到新政的自信，或者是找到知识界的知识与呼应。知识界必须让新当政者面对真正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王顾左右而言摸石头、五不搞，在无意义的政治语言垃圾堆里，找当局者自己的精神寄托。政治家不应该像政客那样，没有历史的责任与现实的情怀，只想拖一天算一天，自己在任一届二届，将自己的权力体系布局完成，让自己的族群利益最大化与获得安全感。
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共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都枯竭了，只有依靠巨额的维稳经费维系既得权益，人们在绝望中等待新一届当政者燃起他们新的希望。如果说美国政府遇到的是财政悬崖的话，中国政治面临的既有政治悬崖，又有经济悬崖，还有社会分裂的悬崖。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布满悬崖的国家。彭博社报道中国八个政治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子女们控有数以万亿的资产，他们已然成为左右国家财政命脉的力量，而中国的城乡悬殊、贫富悬殊、民族冲突、侵权与维权的冲突、争取民主宪政者与五不搞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知识界的共识，来影响当政者，并取得与当政者之间的对话、和解，通过形成朝野共识，使中国政治悬崖之间有共识的桥梁。
避让敏感红线换取政改发言权
各大网络媒体删除了知识界提出的“改革共识”，说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或当政者还不愿意直面知识界提出的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之间都有着关联性，每一个问题如果简单处理或应对，都可能置当局的意识形态于死地。因为当政者不是靠宪法与常识在统治这个国家，完全靠党性原则与维稳手段在控制国家。
改革共识的形成是标志性事件，因为知识界在六四之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力量能凝聚共识，形成系统的理论提供给社会与当政者，2008年是一次试水，但由于零八宪章内容中涉及到六四等被当局视为红线的内容，造成刘晓波被判重刑，当局以此警示知识界不可逾越其红线，体制内学者也因此受到处分或打压。而这一次，知识界只是温和地提出政改共识，从宪法法理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共识理念，当局可以无视或回避，但没有任何力量对知识界进行报复性打击（譬如以所谓的颠覆政权罪） ，知识界看似温和的避让敏感红线，也为推进真正的政改发言权换取到了空间与自由度。
更为重要的是，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或极左力量或在时间中消逝，或被他们自己的后代消解，八老或十老们的后代成为超级巨富，用王震的话说是后代们背叛了自己的主义，而政改力量则空前壮大，包括体制内的改革派、八十年代的六四遗存、新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海外（港台）民主力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或学子，以及世界外围的民主大势，都发生了巨大的量变或质变，此消彼长中，已斗转星移，改革共识像启明星一样，冉冉升起。
共识时代的各种机会均已具备
因六四而身陷囹圄的著名学者陈子明甚至说，左右派之间也有共识： 一、言论自由； 二、司法公正； 三、反腐倡廉； 四、社会自治，包括工会、农会、学会、商会等等； 五、生育自由； 六、迁徙自由；七、预算公开。但这些共识中，许多都涉及到当局者的利益格局，动他们的奶酪需要他们有自我革命精神，或剥离利益集团的负资产。
习李时代应该是一个达成共识的时代，各种机会均已具备，只需要当政者的决心与政治意志，但习李面临的不是改革派的压力，而是社会矛盾的压力，与内部权贵集团之间的博弈，中共的历史有着恶的传统，良知派或改革派没有好下场，不时受到保守派的打击与责难，所以，习李首选要通过内部博弈或共识，使自己获得改革的话语权，像当时邓小平祭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样，通过知识界的哲学高度，抢占理论至高点，使保守派退到守势或失去话语权。
再下一步，就是通过对话与和解，形成知识界与当政者之间的共识。不仅仅是知识界，海外的民主力量、台湾的政治力量，等等，都要加盟到对话与和解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文化与经济的复兴或崛起，而是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文明国家之林。
（作者为北京独立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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