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9
最近透露出来的所谓"习近平新南巡讲话"让许多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惊讶。
如果习近平在内部的讲话跟戈尔巴乔夫差不多,反到会让人不可思议。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真的这样说了吗?他这样说究竟是出于策略,还是出于信仰?我和许多朋友们一样,不仅相信他真讲了这些话,而且相信他讲这些话是出于真心。很多人会问,习近平这不是有病吗?毛泽东把他父亲和家人整的那么狠,而且,在习仲勋在为胡耀邦抱不平后,也曾受到来自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的巨大政治压力。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摆出为中共殉葬的姿态?
对于现在的许多中年和青年人来说,要理解习近平,理解中共红二代们的精神世界,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彼此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差异极大。不仅如此,许多中共元老的子女自从父母恢复权位之后,就再度生活在特权之中。他们与同代人中的普通民众都很少来往,更不要说与年轻人了。越是身在官场,就越是如此。因此,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变,但心智的发展反而营养不足。只要一开口说真话,就暴露出他们的思维语言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毛时代。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种讲话,宣示了他有两个梦,一个是强国梦,就是他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个就是他的救党梦,要作一个"好男儿",挽中共江山于即倒。正如陈子明说的,这两个梦互不相容,同时怀有这两个梦,是一种精神分裂。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病症,又如何理解这种精神分裂给中国带来的危险呢?
人格和精神的分裂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其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不仅在当权的精英中如此,在反体制派中也很常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几乎完全与理性的政治生活无缘。在这样一种政治和文化生态中,人很容易失去对自我的反思能力。很多人之所以对习近平抱有一线希望,就是假定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多少能够增强他对这种病症的抵抗力。现在看来,在权力这剂春药的冲击下,这个假定正面对严峻挑战。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到,习近平对自己的人格,尚有相当的期许。现在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和机会,突破自己的认知局限,做一个在历史上真正有为的好男儿。
习近平的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他坚信自己坚持社会主义没错。可以想像,这种信仰情节,与他的红色血统有直接关系。不错,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死亡。最近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社会主义依然能够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思想和精神的资源。但是,中共还有没有资格和机会继续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的试验,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稍有常识的人就能够看到,正如苏共一样,社会主义的理想早已被中共的种种暴行和罪行所玷污。习近平和红二代们并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来清除这笔沉重的历史包袱。况且,在今日八千万中共党员中,真心信仰社会主义的又有几人?
我以为历史确实给了习近平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但这个机会究竟是什么,看来习近平自己并没有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需要向邓小平学习,同时也确实要汲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在我看来,邓小平其实认识到中共政权将不可避免会被清算。否则人世间就没有公道可言,中华民族也就会在历史的重负之下,无法前行。但是,邓小平也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做这件事,他只有机会做一些必要的变革,给下一代人的政治变革提供一个较好的基础。戈尔巴乔夫当年可能认为,只有彻底清算苏共的历史罪恶,才能推动改革。而事实表明,一旦开始清算过去,苏共就立即垮台。当然,现在谁也无法证明,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不搞历史清算,他就有机会改革。
中共今天也面临著这样的可能,也就是即使习近平不清算中共的历史,也无法推动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历史没有给习近平机会。习近平最大的历史机会,既不是继续搞社会主义的试验,也不是清算中共的历史罪恶,而是提高中国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由于未来十年中国必然会出现政治摊牌的局面,习近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国的统治者都有更好的机会,把中国政治带出相互杀戮的文化陷阱。果真如此,他就能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梦想,在世代人的心中成为一个不朽的"好男儿"。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陈子明:习近平进行"新道统"试水
习近平最近做了"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的讲话,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这是重拾新左派的观点,他从近年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争议的来龙去脉谈起,认为习近平的"理论"比较胡温,更富国家主义色彩。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早提出两个"三十年"关系论的是甘阳。他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二○○七年六期)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 他既反对"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的改革成功"的观点,也反对近年来"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他主张"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两个"三十年"关系论遭到宪政派批判
2008年12月,"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们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汪晖说:"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六十年来的经验。"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那么,贯穿六十年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研讨会的与会者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潘维进而指出,是特殊种类的强政府――"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是"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即"党国体制")。房宁则强调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即武装夺权定天下,避免了西方选举制度的罗嗦与浪费)。
我在2010年发表的《谈谈"中国模式"问题――响应厚泽 纪念厚泽》中批评了上述论调,指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19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一个比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更加强势的学界'新右派'正在冉冉升起。"
习近平讲话重拾新左"关系论"
最近,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人习近平重新拾起了甘阳的话题。他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说这番话的本意,是否是对他的新理论进行表述?然而,这是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界基本态势的一种误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定"前三十年",否则就没有必要"改革开放",更无法理解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了。所以,甘阳才要强调"六十年整体观"是一种"新视野"、"新论述",汪晖才要强调"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
宪政民主派与毛左的新分歧
近十几来,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均离开了上述的主流思潮,或者说,抛弃了邓小平的改革模式。邓小平模式是"两手论",他反复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的右手是改革开放,左手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新思潮是毛派的崛起,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右手,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完全否定"后三十年"的邓小平"走资"路线。另一种新思潮是宪政民主派,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左手,肯定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否定六十年贯穿始终的"专政"、"党国"。
习近平讲话比较胡温更具"国家主义"
"前三十年"否定论、"后三十年"否定论、"六十年专政"否定论,这三种思潮占据了当今中国思想界90%以上的份额,"六十年整体性"论则是2008年后才稍成气候的新观点。胡温体制对于"中国模式"论,始终没有正面表示过赞成。
现在新领导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难道是以"中国模式"论的"国家主义"为新道统的一种试水之举吗?
作者:陈子明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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