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冰按】本周末，东方明珠香港即将迎来回归1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确定将于29日开始三天的访港之行，期间，他将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庆祝大会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
舆论普遍预期，胡锦涛此次将给香港送去政策大礼包，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以及扩大的香港与大陆间合作的新措施。
从今天起，我将在这里发表5篇连续文章，分析香港的政经现状及未来前景。这个系列最初写于2012年3月27-28日，作为一整篇文章发表于4月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香港特首选举之后；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406/224009.shtml。此后我又对它经过多次改写。
事情原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自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历来是意义重大但毫无悬念的政治事件。过往近15年里，香港曾四度选举特首（其中包括一次补选），不是因为合资格参选人只有一名而自动当选（董建华），就是因为来自所谓“泛民主派”的竞争对手实在不堪一击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曾荫权）。
这一次本来大概也当如此，至少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很少有人会怀疑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的唐英年无法顺理成章地接过“光荣退休”的曾荫权的班。甚至直到今年春节后，香港坊间还有传闻称，北京曾向香港方面嘱意支持唐英年出任下届特首。
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特区行政长官是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并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他们分别又是根据38个“界别功能”分组产生，代表的是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及区域组织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与内地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尽管较梁振英更迟宣布正式参选，但在这场“双英对战”中，唐英年的履历远胜对手。与出身草根又无太多实际政务经验的原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相比，唐英年乃名门世家子弟，这一点颇类首任特首董建华——今年将要度过耳顺之年的唐英年祖上是来自江苏的纺织巨头，其祖父是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爱国资本家唐君远，其父唐翔千拥有66.3亿港元资产，在美国《福布斯》2010年发布的香港富豪榜上排第40位。而唐英年的岳父——其夫人郭妤浅的父亲则拥有亚洲最大制线厂“金泰线球”。
唐英年于1991年获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开始从政生涯。“九七”后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后正式加入特区政府决策部门，仕途一路顺利，并最终当上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由于他的个人背景及与工商界的特殊关系，唐英年获得的378张提名票，大部分是来自工商界，其中包括四大巨贾李嘉诚、李兆基、郭炳江、郑家纯在内。直到距离投票还有一周的时候，华人首富李嘉诚仍然在试图以自己的影响力介入此次激烈的特首竞选，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表示支持唐英年。
然而，在这场香港媒体用“狼（指梁犀利有闯劲）猪（指唐自鸣得意且略显蠢笨）之争”来比拟的决战中，笑到最后的却是狼。
3月25日中午的开票结果是：梁振英在选举委员会委员投下的1132张选票中赢得了689票，得票率为61%；唐英年和另一位代表“泛民主派”出选的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得票率分别为24%和6%。虽然并非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但目前这个结果与三人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梁、唐、何分别为39%、22%、11%——还算大致吻合。
应该说，梁振英也是北京中央政府认可的一个人选。他长期以来被香港民众认为是比唐英年更为明显的“亲中派”，有人甚至怀疑他秘密加入了中共，以至于他曾迫于压力一再澄清自己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梁振英胜选后，大陆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照例上载香港候任特首简历时对他不小心以“同志”相称，尽管人民网稍后将“同志”两字删除，但事件仍引发了香港网民疯传和媒体议论，致使梁振英办公室发言人不得不再度对媒体重申他不是共产党员。而当选后首次面对出镜媒体的梁振英本人最近也再度公开否认，他打趣似的说:“没有共产党员联系过我”。
正因为如此，“阴谋论”者将“双英之争”看作是中国大陆高层内部政治分歧在香港特区的延续。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里，有媒体披露，中央政府最终决定支持民意认可度更高的梁振英，驻港特派员办公室于是游说选委会委员，希望他们把票投给梁振英。
现年57岁的梁振英出身贫寒，是一位警察的儿子。1988年，年仅34岁的他当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委员会负责帮助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具体工作是为起草《基本法》收集意见。1997年，梁振英成为首届行政会议成员；1999年，他被任命为行政会议——其功能有点相当于一般国家政府的内阁——召集人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年9月辞职参加特首竞选。此外，他多年来一直是全国政协常委。
与唐英年的“平稳过渡”不同，梁振英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散发出迎合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息，其中最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承诺重启公共保障性住房（“公屋”和“居屋”）建设。他还强调未来将应对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局面，并扶持中小企业同香港的大企业集团展开竞争。这些主张很自然引起了香港商界富豪们的担忧和反感，外界甚至有传言说，李嘉诚和何鸿�曾经说过，如果梁振英胜选，他们将撤出其在香港的投资，他们认为梁振英“仇富”。虽然这种说法旋即遭到李嘉诚本人的坚决否认，但亦足以表明商界对梁振英的疑虑。而其一些具有威权色彩的政治主张则又遭到了政治自由派的疑惧，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梁不认同香港社会的个人自由、法治和经济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担心这一点会体现为一种专制的治理风格。”
但梁振英的上述言论却得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欢迎，一位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很多港人会对商业大亨的离去拍手称快，并且希望他们永不再回来。
显然，如果唐英年想从自己出人意料的失利中总结出一些什么教训来的话，他得归咎于香港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正是香港媒体的不断揭丑，硬生生地把本来前景一片光明的他拉下了马。
去年9月19日，《明报》以头版报道唐英年的前政务助理袁莎妮担任香港总商会新总裁没有按惯例公开招聘，惹来一片婚外情质疑。迫于媒体的追问，唐英年稍后公开承认自己的私生活“有缺失”。今年2月中旬，就在唐英年正式递交参选特首提名表格前夕，多家媒体报道了他家地下室2000多平方英尺“违章建筑”一事。据说，里面有一个大酒窖、多功能影院，甚至还有一个日式浴池，其面积比土地匮乏的香港90%的公寓都要大。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唐英年对上等葡萄酒的喜好和他的大批藏酒是出了名的，他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取消了香港的葡萄酒税。
频繁曝光的丑闻不仅使唐英年原本就一直落后于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进一步一落千丈，更使2012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白热化竞争，它的情节发展意外地脱离了平淡无奇的常规脚本。
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民意开始真正在只有1200个人有投票权的间接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连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备受压力，不得不密切关注香港的民意。这是因为，如果最后的胜选者是一个公众普遍不喜欢的人（例如其支持率低于20%），必将使下届特区政府的工作面临民众拒绝合作的巨大困难。有人因此指出，作为现有制度下最后一届特首选举，2012年的“不一样过程”，将成为五年后香港特首普选的预演。根据此前通过的法律，全国人大已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权利。但由于至今尚未就此诞生过任何一份清晰的路线图，它遭到了不少香港市民的怀疑。
实际上，早在2011年7月中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已明确指出：“香港已进入新的选举阶段。”他提出了参选特首必备的三项主要条件：第一要爱国爱港；第二要有高的管治能力；第三要有比较高的社会认受度。“管治能力与民意基础”被提升到与“爱国爱港”同等重要的高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在今年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说：“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这凸显出中央对特首民意基础的重视。
另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变化是：亲北京的所谓“建制派”不再是铁板一块，很可能因为本次选举中唐英年与梁振英之间不留余地的相互抹黑而分裂。
事实上，由于竞争激烈、且两位候选人均不拥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西方民主国家政客选举时屡见不鲜的那种“抹黑文化”也首次但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今年的香港特首选战中。唐英年一方的丑闻缠身自不待言，梁振英一方则遭遇的诚信危机其实也一点不小。香港《东周刊》报道，梁振英于2001年担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的评审时，与其中一家参赛公司有关连，被官员发现，认为有利益冲突之嫌，梁振英被暂停最后的评审工作，但仍挂名担任“评审”。梁振英则回应，自己在事件中没有牵涉利益，但并未交代是否被暂停评审工作。
就在即将上任的前夕，梁振英眼下又面临着立法会议员对其诚信的强烈质疑。最近，他家豪宅被人也发现含有违章建筑。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说，他对自己的房子存在违章建筑毫不知情，他坚称，多年前自己买下这所房子时违章建筑就已经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与他此前（尤其是竞选时）一直称自己的房子中没有任何违章建筑的说法不符。梁振英不得不对自己所称的“疏忽大意”一再道歉，并下令拆除家中的违章建筑。
在3月16日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中，梁振英被唐英年指控坚持硬推《基本法》23条立法。唐英年更指斥，梁振英当时在政府一次高层会议上，曾说过香港终有一次须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者，梁振英当场否认。唐英年还指责梁振英曾提出缩短香港商业电台牌照年期，涉嫌干涉言论自由。到选战末期，唐英年甚至利用他刚刚注册的新浪微博攻击竞选对手“政纲前后不一”……这种面向大陆的公开的竞选造势着实让内地的微博用户兴奋了一回。
唐梁两人相继被曝出多宗丑闻后，全社会为之震惊。香港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么多年来，香港精英阶层从未出现过这种诋毁个人的政治竞争，它破坏了香港政治的“潜规则”。香港民建联人士坦言“亲眼见证了这次建制阵营撕裂的程度”。有人分析指出，梁振英当选后，支持唐英年的一方也许会对下一届特区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如此则建制派内部斗争会加剧，可能影响未来特区政府的管治效率。由于此次铺天盖地的黑材料，“新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建立威信”。而不同利益团体也需要时间，妥协重组成为一个新的利益联盟。
麦格理研究公司(Macquarie Research)6月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梁振英的当选不只是警卫换班，它对香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转换有着深刻的影响，香港将会迎来剧烈的权力结构调整。
若仅从宏观全貌来看，回归15年后的香港仍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就拿刚刚过去的2011年来说，特区经济增长率达到5%，官方认可的人均GDP也早已超过30000美元，此外，特区政府还连年实现巨额财政盈余……看起来，香港经济正在迅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实现复苏。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惠誉4月2日在新发布的报告中称，香港和新加坡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证明了其高等级信用评级的合理性。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拥有“AA”和“AAA”评级的地区中，香港的实际GDP增幅是最高的，失业率是最低的。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写道：“在一个欧洲深陷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年份，有哪一个经济体能够本来预测2011财年会出现85亿港元赤字，而实际上却实现了667亿港元的盈余？除了新加坡，又有哪一个政府能宣称财政和外汇储备达到了GDP的35%，相当于22个月的政府开支？更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声称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率不倒2%？这就是香港。欧洲的财政部长们正在为解决本国的债务危机而挣扎，而香港现在还能实施一系列减免税政策。尽管大派红包，香港下一年度财政赤字估计不过34亿港元。”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只要谈及香港的经济前途，许多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却都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大多数港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一同增长。相反，随着两极化加剧，社会上的相对贫穷者不减反增。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香港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大的。特首曾荫权在2010年底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香港政府统计处6月中旬表示，香港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超过了新加坡、英国和澳大利亚，甚至超过了其他因贫富差距大而闻名的城市，如华盛顿和纽约。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7，而2001年和2006年的水平分别为0.525和0.533。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称，香港700万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贫困中。它将这种情况归咎於即将卸任的特首曾荫权，认为他没有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大的支持。
表现最突出、最直接和最压得绝大多数工薪族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扶摇直上的房价。可以说，在楼市问题上，特区政府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饱受相同困扰的内地政府轻多少。就连特首曾荫权都曾坦言，香港的房地产价格确实“相当可怕”。 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如今，香港房价中值是香港人年收入中值的12.6倍。相比之下，英国的这一比例为5.1，美国为3.0。
去年夏天以来，特区政府试图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抑制楼价（2010年11月，香港政府宣布对在短时间内转售住房者征收15%的特别印花税），并多次探讨重启“公屋”建设计划。金管局也首次针对“收入来源非香港”的借贷人作出限制，要求比香港本地人多付一成首付。此外，特区政府两年来还通过一系列税收方面的优惠——其中包括去年引人瞩目的人均派现金6000港币——来试图减轻弱势群体的沉重负担，但这些举措的成效眼下尚有待观察。
3月29日，就在梁振英击败唐英年当选下一任香港特首之后的第四天，执掌香港最大房地产公司新鸿基集团的郭炳联和郭炳江兄弟在一项腐败调查中遭到拘捕，而2005年至2007年曾在曾荫权任内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也因同一案件被捕。
按市值计算，打造了香港天际线的新鸿基地产不仅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也投资了许多项目。因此郭氏兄弟和许仕仁是强大而神秘的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成立以来的38年历史中逮捕的地位最为显赫的大亨，这一事件在香港政经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地震，令人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不祥之感。
虽然郭氏兄弟和许仕仁案件仍在调查中，但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秘密却在这一事件中被泄露。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这显示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很多人认为，高房价是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就是香港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供应以推高房价和卖房收入，图利那些追求租金回报率的房地产精英。税率很低的香港曾长期被看作是资本家无拘无束的游乐场，但这座曾被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称为自由经济灯塔的城市，现在却饱受“地产霸权”的困扰。在香港，几位地方大佬通过一些大企业集团控制着主要的地产开发项目、超市和药店等等，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任何人要闯入当地市场都会遇到极大阻力。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回归以来历任特首及其领导的特区政府不愿对老富豪们下手，也不愿从根本上解决房屋供应不足或市场缺乏竞争的问题。去年，据估计市场上70%的商品房都是由两个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正是是郭氏兄弟控股的新鸿基地产，另一个则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香港的土地制度需要彻底改革，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获益的房地产大亨，牢牢把持了香港有欠民主的政治体制。作为他们维持稳定的回报，北京方面与这个半殖民地把戏的守卫者们达成了某种同盟，这让香港民众几乎别无选择。
而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从本地经济增长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界精英也不乏迷茫。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去，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有迷失之虞。这是由于商务成本持续高企——香港去年的写字楼租金已是全球最贵、本地职场高技术劳动力不足、英语教育和国际化水平下降等诸多因素，加之面临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日趋激烈的竞争，已使香港经济日益“空洞化”，除了对金融和地产及其配套服务业的不可理喻的依赖，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其他实业的立足之地。香港凭借着商业模式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所赚取的巨额财富，越来越多地由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来创造。但这其中，本地普通居民是分不到一杯羹的。
这进一步是的很多香港人深情地回顾过往的那段殖民地的“港英时光”，因为人们感觉那时比现在更有公平和人情可言。
我自己有许多亲戚、同学和朋友在香港生活工作，其中不乏出生在或“九七”之前就已移居香港者。近来他们谈及香港时，一个共同的感叹便是：眼下香港中下阶层的年轻人中弥漫着对社会的巨大的不信任何莫名的不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对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主张，例如著名的“广深港高铁计划”，他们一概用反对来发泄情绪。“香港社会似乎再也不复有过去那种多元与和谐并存的良性气象。”
更为令人不安是新一代港人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尴尬趋势。香港大学于2011年底对本港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访者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多出一倍多。调查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人对内地的认同感却从“九七回归”后最初几年的高峰值反而减弱了。
其实，这项最调查只是证实了此前和此后一连串相互虽无关联、但本质上相似的事例所展示出来的民意大趋势：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如果说年初意大利奢侈品牌D&G 门店外爆发的抗议“歧视港币、偏爱人民币”事件仅仅是一个序幕的话，那么，由内地知名左派和民族主义鼓吹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挑起的一场“狗”与“蝗虫”的口水战，则将这种普通港人市民对大陆的怨忿情绪展露无余。
事发于年前，一位大陆小女孩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并不慎将食物掉在车厢地板上，遭到邻近的港人乘客以粤语严厉斥责，其母随后与车厢内的港人发生了一场关于“普通话”。的激烈言语冲突。素来不惮以话语施暴的孔庆东稍后在接受大陆视频网站采访时公然辱骂港人是“殖民主义者的走狗”，数日后，一些港人联合在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苹果日报》上刊登广告，讽刺蜂拥赴港的大陆客是“蝗虫”。这一时间点燃了陆港两地极端思维人士间怒火中烧的大骂战，甚至还连带引发大陆内部不同省份人士之间加入“团战”。
有意思的是，事实上，最近的调查显示，普通话已经取代英语，成为香港人的第二通行语。48％的香港居民会说普通话，而会说英语者的比例为46％。自从2001年人口普查以来，说英语者的比例稍有上升，但是普通话的普及却更为迅速：在10年前，人口中会说普通话者的比例仅稍高于三分之一。
说起来，港人对陆客最直接的不满是“双非”孕妇赴港生产问题。所谓“双非”孕妇，是指待产儿父母双方均非香港特区居民。香港近年“双非”婴儿的数字急速攀升，已从2001年的620个上升至2011年的近3.6万个。而这些大陆夫妇之所以花费高昂成本去香港生孩子，目的一目了然：是为了让孩子自动获得一个香港居民身份。但这必然要挤占香港本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紧张的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去年以来，香港政府已开始通过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公立医院接纳非本地孕妇分娩配额和打击“黑中介”、“黑月嫂”等手段在限制内地“双非”孕妇赴港生产。
我们最近看到，候任特首梁振英还未上任就已经开始摆出积极的姿态应对这一的令人头疼的问题。4月16日，突然主动向媒体强硬表态：应叫停明年私立医院接收“双非”孕妇的配额，“在未能充分全面了解双非孕妇在香港产子对香港的医疗、母婴健康、教育等等的社会服务所造成的影响之前，2013年私立医院接收双非孕妇产子的名额应该暂停，亦即是说名额是零。”他还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并不是发展医疗产业的正途，也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正途。对于这个问题的法律障碍，梁振英表示，释法是一种途径，但亦可用其他法律手段解决。
侯任特首的表态在短短几天后就得到了现任政府的积极响应，4月25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宣布，当地私立医院明年将停止接收为使即将出世的宝宝获得香港居留权而赴港产子的内地产妇。香港立法会代表卫生服务界的议员李国麟解释说，香港现政府是在做一些准备，使其在政策上与将在7月1日就任的梁振英政府一致。
另一根显眼的导火索依然来自楼市，因为近年来香港楼价疯狂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来自边境北边一侧的强大购买力。一方面，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近期以“限购令”为代表的对楼市的严格调控，使得相当一部分投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另一方面，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其相比于实行联系汇率（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港币已升值超过20%，这又是陆资投入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香港资产的充分理由。美联物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内地人对香港住宅房地产的投资达623亿港币，相当于住宅总销售额的20%。这比2010年的10.8%增加了近一倍，预计今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25%。
此外，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和新移民不仅推升了香港的通货膨胀，亦被认为降低了香港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准，更因为文化观念的不同而时常与本地人发生抵牾……所以这些都在一点点累积香港社会中对大陆的不满情绪。你或许可将此归咎於港人对近年来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失衡的“弱者”心态。以往，香港人不屑内地人，担心贫穷的大陆人会拖垮香港；而如今一掷千金的内地豪客却潮水般涌入香港，反衬出港人的寒酸，这令后者更加气恼和厌恶。
香港人更加深层的担忧是，在“大陆模式”——表现为来自北京的权力和资本——的侵蚀之下，以往人们珍视的有别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独特的“香港身份”和“香港价值”（自由和法治）是否会弱化、甚至流失？虽然香港的法治仍然独立、自由仍然有保障，但回归以后其经济对内地的病态依赖仍不免使本地的民间反对者担心，这有朝一日是否将带来香港政治乃至文化的“大陆化”，最终使香港成为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
自2006年开始，保卫香港历史建筑——如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媒体将之定义为“保育运动”，这是一种集体回忆的情绪性行动。“彰显了在无可挽回的香港大陆化趋势下，香港人对“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模糊身份认同与焦虑。”
就在今年4月30日，香港政府宣布将暂缓引入强制性“国家教育”课程，有人批评这些课程是用中国爱国主义为小孩子“洗脑”。特区教育局局长孙明扬说，他会遵循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将课程延至2015年再引入而不是按此前计划的今年，让学校有更多时间准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去年呼吁政府阻止这一提议的通过。他们称这是内地的“政治干预”。按计划，学生一年将接受约50小时的课程，主要是帮助个人建立国家和谐、身份认同和团结精神。
但在另一方面，所有有理智的港人都明白，香港离不开大陆，香港的未来尤其有赖于内地。数据显示，香港去年的零售额有大约40%来自于内地人，也就是说，内地消费支撑着香港约12.5万个零售业就业岗位。如果把酒店、餐馆和批发部门的相关就业包括在内，这个数字接近25万。此外，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因而不仅需要大陆的优秀成年人才，也需要大陆的新生儿。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香港许多支持。去年8月李克强副总理到访香港，不仅代表中央再次表达了对特区发展的信心和支持态度，也对推动正在如火如荼壮大之中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直接投资、港沪深交易所合作以及粤港两地基础设施合作等产生了显著而直接的积极作用。
而然，对于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香港民众而言，中央派发的这些经济政策“大礼包”带来的最终好处最终都落到了像李嘉诚那样的富豪口袋里，而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自己却必须承担由于来自大陆的人员、资金不断增加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和拥挤嘈杂……换言之，他们从越来越紧密的陆港一体化中收获的只有坏处。香港《明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三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对“自由行”有抗拒情绪，仅有1/6的港人表示自己受惠于自由行政策，明确表示没有受惠者则占将近1/4。
这的确触及了当下千头万绪的“香港困境”的本质，但若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或许必须要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源头上去做检讨。
正如有识之士事后才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中央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所谓“港人治港”。但是，对于这个如今人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人一开始不太明白。简言之，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对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现实主义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领袖。作为反过来的投桃报李，当年殖民地时代一向支持英国统治的香港大亨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
客观地说，在回归最初，这一套策略是发挥过巨大而成功的功效的。在那个人心浮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一批大资本家、大企业家毅然选择留在香港，不仅为香港留下的支撑日后稳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个素来将商业放在首位的亚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记得当时流传在香港市民中的最有力的一句话是：就要回归了，李嘉诚都不走，我们怕什么？
可以看到，基于《基本法》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这一考量上的，包括上面提到的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和阶段性的。过分倚重经济精英的政治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既香港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层面，其政策和执行均天然地偏向于这些经济精英的利益。在我看来，这是过去15年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比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说香港的“精英权贵们”在日常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就像我们在内地熟视无睹的那样。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治的公开和自由无需太多置疑，精英群体个人的道德素养也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新鸿基郭氏兄弟和高官许仕仁只是极少数特例。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足够空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天然而微妙地有利于有钱阶层。
但眼下，香港大亨们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稳定支柱；相反，他们日益成为引发香港政治不稳定的负面因素。在公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愤怒与日俱增之际，香港大亨们逐渐开始受到港人的普遍憎恨，而他们以往曾被看做是体现香港人白手起家精神的楷模而备受钦佩。越来越多的香港普通小民开始认识到并越来越不满这种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特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现任高官，唐英年在本次特首选举中的惨败，也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数民意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因此，虽然梁振英在选举中如愿胜出，但2012年7月1日他上任后将要面对的香港，是一个贫富阶层间对立情绪日益加剧、精英集团内部以及与亲北京政治阵营之间分歧不断扩大的裂痕重重的社会。而比他的两位前任更为不利的是，梁振英自身的民意支持度也很低（1996年，董建华竞选，得票率为80%，市民支持度46.7%；2007年，曾荫权竞选，得票率81.1%，市民支持度80.9%；2012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弥漫于香港上空的不信任政治空气。
一般认为，由于不欠香港大亨人情，梁振英的政策可能更具干预色彩。梁振英4月中旬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未来香港将告别传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转向一种更“积极”的治理模式。他说：“我们必须关注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和私人成本。”但梁振英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扼杀作为香港繁荣之根基的自由市场精神的前提下，解决这些问题。梁振英说，他的政府将加大对本地工业的扶持力度，方法之一是用好600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他提到新加坡利用税收优惠支持本国船运业发展的例子，表示希望香港超越伦敦成为航运服务中心。
平心而论，虽然港人对政治仍存在许多不满，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是比当年殖民地时代进了一大步的，这从立法会直选议员比例上就看得出来；回归后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港英时代良好的法治和言论自由，这从不久前被曝光的现任特首曾荫权乘坐豪华游艇、私人飞机及在深圳租用高档公寓的“丑闻”中也可以窥得一斑——这么一点点在大陆读者看来微不足道的过失（何况从技术角度看很难说违反了任何法规）竟然不仅让特首本人在公开场合当众哽咽道歉，还牵动了廉政公署专门立案调查……令大陆网民感慨的是，这样一个“老好人”曾荫权竟然要为此而带着长久的羞耻结束自己的中规中矩的一段特首生涯！
除此之外，香港迄今为止仍然拥有整个东亚地区最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最优秀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已连续18年把“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称号授给香港；世界著名的彭博新闻社上周的评选结果也指出，香港位列荷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前，获全球最佳经商地的殊荣。
如果在接下来不算很长的5年里，梁振英能够展现出足够的胸襟、魄力和才干，带领自己的团队稳步校正香港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重新把它带入多元和谐共生的正确轨道，那么，他将很有希望大大超越自己的两位前任，成为开启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人一票普选制度的真正民主化时代的历史性人物。
（全文完）
——转自《一五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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