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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 |
《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序二
一、中共在中國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快要過生日了。八十年來，它在中國辦成功了什麼事情？
中共黨史的各種教科書總是說：它為中國人民立下了驚天動地的兩大功勞：第一、它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後領導中國人民搞了社會主義。我認為這兩句話都是神話。事實上，民主和社會主義在中國都談不上。中國沒有民主制度，哪裡談得上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除了國有化以外，找不到其他似乎可以攀得上「社會主義」的東西，哪裡搞過什麼社會主義？
國有化算不算社會主義？也許毛澤東會說，國有化當然是社會主義！但毛澤東是個不求甚解的天才，他甚至到死也不想知道公元二世紀中國的五斗米道和十九世紀西歐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間有什麼區別。至於起草《共產黨宣言》的老祖宗，雖然他們在年輕時曾經認為國有化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後來，恩格斯在馬克思贊同下寫《反杜林論》時，已經修正了他們當年這個天真的論點。恩格斯辛辣地指出：如果把任何一種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那麼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作為中國人，我們特別能夠從切身的痛苦中體會得到這句話的嚴肅意義。真的，如果在國有化和社會主義之間可以劃等號，那麼，每日每時都在替腐敗分子創造瘋狂收入的官僚資本，豈不統統可以像駱駝那樣，穿過針眼，挺胸凸肚，登上社會主義的天堂了嗎？至於毛澤東的廉價社會主義，從１９５５年的三大改造，到１９５９年的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道路，無不熱熱鬧鬧開場，淒淒涼涼完蛋，即使作為遺跡，也無法供後世子孫憑弔。
土地改革算不算民主革命？算，耕者有其田，當然是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基本內容之一。可惜，共產黨剛剛把土地從地主手裡奪過來給了農民，毛澤東馬上又把土地從農民手裡奪過去給了公社；如今公社雖已消失，但是全國一切土地仍然只屬於國家和集體所有，沒有半塊土地允許屬於農民私有，五十年轉了一個圈，耕者有其田重新回到了耕者無其田。這種變戲法式的「民主革命」，還是以不提為妙。也許有人會說，打倒蔣介石總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了吧！不過，主席到底姓蔣還是姓毛，決定不了社會的性質；民主不民主，要看老百姓得到了自由權利沒有，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沒有。這是硬道理。拿得出來，是民主；拿不出來，不管開多少慶祝大會，拍多少電視幻燈片，也是夢幻泡影，無濟於事。
這樣說，是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是不是「否定一切」？我不是攻其一點，我是攻其兩點；我也無意否定一切，我只否定兩條。我是根據事實，指出中共八十年來所做的，和民主與社會主義兩者沒有多少關係，如此而已。別的事情，我不想討論。中共這麼多黨員，當然做了許多許多事情。舉個例子，掃盲，照我看，從堯、舜、禹、湯到蔣介石，誰也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如此盡心盡力。再舉個例子，修橋鋪路，也大概可以這樣說。問題是掃盲和修路同民主與社會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大可不必塞到這兩個筐子裡去充數。而且，在民主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方面，也確實有無數仁人志士為此流血流汗，只是他們的力量和生命，徒然被某些不爭氣的領導白白抵消和糟蹋掉了罷了。
所以，根據事實，我認為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在中國搞了八十年，搞來搞去，既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二、中共在中國得了永久領導權和極權政治病
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八十年，沒有使中國人民得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這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方面。當代中國史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中共得到了中國的永久領導權。
中共有六千多萬黨員，在十三億人口中只佔５％，但中國的一切資源都操在這個黨的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永恆的領導者，有權支配中國的一切。請看：它有權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有權支配法院和監獄，有權支配國庫的一切收入和銀行的全部通貨，有權干預市場，有權分配土地，有權調動全國的人力資源，有權組織各種領導班子和安排它們的活動，有權壟斷全社會的信息和輿論，有權決定中國對內對外一切政策，有權以外行身份領導各行各業的內行，一直到准許或者不准許老百姓聽什麼歌，看什麼戲，什麼書報不准出版，哪些網絡必須封殺，都得由中共決定。中國人的命運，個個都處在中共掌握之中。
理論家告訴我們，這是中國人在一個非凡莊嚴的場合作出的永久性抉擇。中共的權力不容懷疑，懷疑中共的權力就是危害國家安全。據說，因為中共通過領導民主革命使中國人得到了真正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又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賞給了從來沒有見過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功勳卓著，不可埋沒，所以，幾十年前的中國人的代表就替自己的子子孫孫作了一個決定，把一切獻給這個大救星支配，永永遠遠服從大救星領導。據說，這個大救星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據說，它永遠不會犯錯誤；據說，即使它犯了錯誤，也必須等待它自己去發現和改正，別人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反對的資格。文化大革命能反對嗎？六四鎮壓能反對嗎？誰反對，誰就是犯上作亂，起碼是言論犯、思想犯，國法不容，這就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的「法治」。據說，這個幾十年前的決定已經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載入史冊，千秋萬代必須恪守勿渝。據說，這是一次性選擇，千秋萬代，永世不得變更。小事情可以變：做生意，質量不合格可以退貨索賠；結婚，感情不合可以離婚。惟獨黨的領導這件大事變不得——誰叫你們的代表幾十年前作了這個歷史性的抉擇？如果變了，就叫做江山改變顏色，等於亡國滅種，世界末日。
「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因此天天有人在敲鑼打鼓慶祝共產黨的這個無所不包的、不受制約的永久領導權。照我看，共產黨這種永久領導權，非中國人民之福，而是中國近五十年來一切全國性長期性災難的總根源。同樣，共產黨這種永久領導權，也非中國共產黨之福，而是中共近五十年來一切錯誤、失敗和腐化的總根源。所謂永久領導權，其實是絕對領導病。八十歲的中國共產黨正在生病，它得的是一種樂極生悲的病，正式的名字是極權政治制度病。這種病很危險，必須清心寡慾，才能起死回生。
三、替中共開藥方
中共得了重病。怎麼辦呢？毛澤東號召，治病救人。我響應號召，也來替中共開個藥方試試看。
阿克頓爵士說得好；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我認為這是真理，比毛澤東思想強。所以我只開一味主藥：民主制度。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救，國家有救，中共也有救。諱疾忌醫又會怎麼樣呢？可想而知：人民繼續受難，但不會滅種；中國肯定衰落，但不會亡國；至於中共，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民主制度是抗腐敗的良藥。這個道理，毛澤東心裡是清楚的。正是毛澤東本人，１９４５年親口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宣佈，中共決心實行民主，用來抵抗勝利形勢下的腐敗，跳出從勝利到腐敗的週期律。正是毛澤東本人，１９５６年親自分析了斯大林的暴行，指出這種事情不可能在西方制度下產生。可是毛澤東又下了不實行民主制度的決心。所以，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把１９５３年的幾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成了對反映農民疾苦的梁漱溟先生的鬥爭會，在新中國開闢了言者有罪的新時代；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發動了毫無法律根據的反右派運動，把五十多萬名有骨氣、有見識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打成人民公敵；當然也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製造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使整個中國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是毛澤東不懂得民主對老百姓的好處嗎？不是不懂得民主，而是捨不得權力。民主是苦藥，絕對的永久的權力卻是甜的，津津誘人，捨不得。
民主制度是抗腐敗的良藥。這個道理，鄧小平心裡也是清楚的。正是鄧小平本人，依靠人民的力量翻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案；也正是鄧小平本人，親口說明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是領導制度問題。鄧小平是以改革的姿態成為第二代核心的，他確實作過許多好事。但是，鄧小平有一條改革的底線：什麼都可以改，惟獨共產黨領導一切這個極權政治制度絕對不准改。什麼都可以學，惟獨西方的三權分立、「輪流坐莊」（即競選）千萬不能學。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區。因此，他親手訂立了「四個堅持」，親自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親口把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學潮定性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不惜以「半退」之身，廢黜兩任黨的總書記，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幾十萬全副武裝的精銳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鄧小平毀了自己，毀了改革的前途，毀了人民在改革中對共產黨重新燃起的希望，卻壯了腐敗的膽，使經濟腐敗、政治腐敗、文化腐敗之風迅速惡性膨脹。如果再不改革，除了腐敗之外，還能留下什麼呢？
中共黨內黨外的六千萬人和十三億人，總是要自由要民主的。民意就是天意，這是總歸要起作用的因素。
200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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