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革命先驱陈独秀把整个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晚年，他更对开始泛滥全球的极权制度，进行了深刻地揭露，指出：苏联“格柏乌”独裁政制，和它所派生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他认为：“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遗憾的是：在这“三大反动堡垒”业已覆亡之后，“以俄为师”的中国，作为实行“格柏乌”独裁政制的世界第四个大国，仍在坚持“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众大受其苦。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1879—1942）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于四川江津的一座农舍中。今年是他逝世的70周年。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陈独秀清楚地看到年长于他十三岁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创建的中华民国，所以混乱不宁，共和制的政治制度所以岌岌可危，根本的是在于社会思想文化根基没有彻底清理，“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① 于是，他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呼啸前进，继续战斗，“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② 在祖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轮更加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浪潮，使由辛亥革命开始的、意义深远社会变革，得到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孙、陈二位最伟人的世纪伟人，支撑起了二十世纪上半页光荣的中国历史的大厦。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72页，三联书店
② 同上206页
终生为民主斗争，经历万难而不屈
作为时代的弄潮儿，陈独秀破专制、立民主的伟大斗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黑暗势力的激烈反抗，他丧失自由，终生被特务监视，个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中，仅逮捕入狱，就有五次之多。在满清统治时期，作为“乱党”，陈独秀早在1902年9月就被清廷“通缉”，1903年6月又被“严密查拿”。① 辛亥革命胜利了，专制政府垮台了，按说，他的处境应当有所改善，事实不然。1913年8月27日，他被芜湖军阀龚振鹏“逮捕入狱”，几遭“枪决”。②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发革命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关押了三个多月。③ 1921年10月4日，他在上海，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捕，又被关押了23天。④ 1922年8月9日，法租界侦探再次拘押陈独秀，把他关了十天。⑤ 1932年10月15日,因叛徒谢少珊的出卖，陈独秀再次被捕，并被由租界捕房引渡给中国政府，蒋介石认定“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应交法院公开审判”。最高法院于是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各界人士营救之声不断，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在关押五年之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减刑出狱。⑥
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科学社会主义”兴盛一时。早期的陈独秀受时代的局限，在中国大力鼓吹并力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国的两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简称“托派”）都是由他组建并担任领导人的。⑦ 以破专制、立民主为己任，又特立独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的陈独秀⑧，不但终生受到敌对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经常遭遇自己同志的激烈反对，背腹受敌。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攻击他是 “老机会主义”，要他或者“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或者“离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⑨ 由于陈独秀坚持“原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一点不能更改”，遂被托派“开除”。⑩
而攻击他最力的，则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宣布陈独秀有“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甚至捏造事实，诬陷他是什么“反革命”，“汉奸”，“叛徒”。党的领导人恶狠狠地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⑾ 中共自己是红色帝国苏联为了其国家利益而在中国境内组建的，长期由苏联操纵，得到苏联供给的大量经费和武器，以颠覆与苏联“不同道”的合法的中国政府。在苏联于1929年借口中东铁路问题向中国动武、遭到中国军队抵抗时，中共竟宣言：“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通告：“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⑿ 1941年4月13日，苏联、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方承认日本控制的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神圣领土东三省和外蒙古、祖先留给我们的、如此之大的两块宝地，就此被割裂出去。中共对此竟说：“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主权”。⒀ 我们比当年日、俄为掠夺中国领土、在中国境内作战，清廷竟持所谓“中立”立场，还要恶劣得多。在激烈的、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共以十分之一的力量应付日本的侵略，而以主要力量同国军在敌后争抢地盘，借以发展壮大自己，为战后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积聚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日本在战争中曾严重削弱国军、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我们党的领袖曾多次赤裸裸地对日本罪恶的侵略行径表示感谢。靠着苏联卢布起家、由这个红色帝国养大，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如此恶劣的中共，不看自己的本来面目，却造谣说陈独秀是什么“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我们的各大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延安《解放周刊》和武汉《群众周刊》及《新华日报》，到后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连篇累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谎言，直到逝世，陈独秀都戴着“汉奸”这顶帽子。⒁ 陈独秀曾要求拿出证据，说：“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这一起码的要求，竟被《新华日报》诬为“无赖的口吻”；《新华日报》要求陈独秀自己拿出 “非汉奸”的证据，说：“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⒂ 我说你是“汉奸”，你要证据，你就是“无赖”。你要否认，请自己拿出“不是汉奸”的证据来。不讲理嘛！造谣诬陷、置人于死地，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可是陈独秀的陷害者们，却始终逍遥法外，至今不见任何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追究。
面临内外交攻的困难局面，勇敢、坚定的陈独秀绝不气馁。他认准了：只有破除专制、实行民主，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并且决心为这个事业的实现而献身。他说：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一为“德莫克拉西”即民主，一为“赛因斯”即科学。——引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⒃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⒄
人类社会的进步缘于人的不断创造；人如果没有创造性，社会不可能进步。而人要创造，本身必须是自由的，能够自己支配自己。在压抑束缚中，人不可能有什么创造。陈独秀所以特别强调民主，就是因为只有实行民主制度，解除了压迫，民众才能获得自由，从而社会也才能不断前进。人的独立自由因此同样成为陈独秀所特别强调的问题。他说：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⒅
正是由于立足在科学的世界观上，陈独秀才能够满怀信心地为破专制、立民主战斗到最后一息。晚年的陈独秀疾病缠身，《致西流》（即濮清泉，陈的表弟，时在云南教书，笔名西流）的一封讨论民主问题的信，竟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天才写完。⒆ 他在《致S和H》的信里说：“弟所欲言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 ⒇《致郑学稼》信说：“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文，未能详细发挥。”（21）读书至此，我们既为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又为群小恶攻、英雄末路而倍感悲哀。如果天假以年，他还会有多少宝贵的精神遗产留给我们啊！
当然，陈氏的顽强，与其性格也有关系。他自小性格刚烈。背书背不出，祖父狠打。可是，无论怎样毒打，他总一声不哭。祖父不只一次愤怒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22） 坚毅的斗争精神，使陈独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屈服。晚年，他的生活，几陷绝境。在偏僻的四川江津山村，借住两屋，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如遇大雨，满屋漏水。他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微不足道、极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接济。有时，接济不上，只有典当度日。尽管如此，他也不食“嗟来之食”。罗家伦、傅斯年亲自送钱来，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临走，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朱家骅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涛转致，亦被拒绝；张再托郑学稼寄赠，仍然不收。陈独秀主持中共时期，党的著名活动家任卓宣被捕，别人枪决时陪绑，吓掉魂魄而叛变，汇给陈二百元，陈如数退回。他的著作《小学识字课本》已得两次预支稿费一万元，因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不同意，书没有按时出版，预支的稿费，他再困难，也没有动过一分钱，直到穷死。他真正做到了孟子所鼓吹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向友人书写过明人于谦歌颂石灰的著名诗篇，以明志：
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23）
不论陈独秀有多少和多大的缺点与错误，也不管现在和将来人们如何评价他，破专制、立民主，作为一条基本的红线，贯穿着他一生，却是铁的事实，无可争辩。陈独秀是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这是他作为一代伟人的基本面。
陈独秀为推翻专制、实现民主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包括行动和宣传两个方面。作为革命实践，他的勇往直前、艰难曲折的一生，其功过是非，与整个中共历史相关，有待客观地科学地评说与总结，不过，这些毕竟已经过去了，而他论述民主的昂扬文字却至今并将长期留存于世，闪亮着耀眼的光芒，像灯塔般地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1917年9月22日，当毛泽东还是一个追求真理、生气勃勃的可爱青年的时候，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齐至蔡和森家，曾对陈独秀作过这样中肯地评价：
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24）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2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59页
③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02-106页
④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55页
⑤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72—173页
⑥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427—478页
⑦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两任托派总书记，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360、4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03、317页
⑧《陈独秀书信集》473页，新华出版社
⑨唐宝林：《陈独秀全传》557、78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⑩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下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光远：《陈独
秀年谱》337页, 重庆出版社
⑾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53页，
⑿《中东路事件》，百度百科
⒀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4月15日社论《论苏日中立条约》
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10页
⒂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56-357页，重庆出版社
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18页，三联书店
⒄《陈独秀文章选编》上91-94页
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74页
⒆《陈独秀书信集》501页，新华出版社，
⒇《陈独秀书信集》513页。
（21）《陈独秀书信集》521页
（22）《陈独秀文章选编》下554页
（23）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305页
（24）王光远：《陈独秀年谱》43页
反对以“国情特别”为借口而抗拒民主潮流
陈独秀鼓吹民主的文字很多，比较集中的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与保皇派的论战，尤其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
上世纪早期，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制度刚刚推翻，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初立，很短时间内，旧势力两次卷土重来，一次是袁世凯称帝，一次是张勋把逊帝傅仪重新推上帝位。复辟者们为了“正名”，总是要编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其开倒车的行为辩解。其中，以康有为洋洋两万四千余言、发表在《不忍》杂志上的《共和平议》一文，最为恶劣。该文大肆攻击民主共和制，狂热鼓吹君主立宪。陈独秀对这股恶浪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对他们提出的论据一一加以驳斥。
“国情特别”，从袁世凯开始，就是顽固派用以对抗民主的借口。陈独秀感慨地说：“欧洲……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康有为等反对民主制度，亦以此为盾牌。不过，当时没有人用“中国特色”的说辞，是什么目的，赤裸裸地，就是什么目的。袁世凯就是“称帝”，张勋就是把个逊帝供在帝位上。康有为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君主立宪好。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事合乎天理人情，因此不用打掩护。后人底气不足，心亏理缺，所以总要涂上一层“中国特色”的保护色，以为掩饰。
陈独秀锐敏地看出了所谓“特别国情”的肮脏本质。前“筹安会”的重要职员景耀月，曾在国民制宪倡导会招待席上发表演说，谓：宪法要按照一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特别制定，不可模仿欧美的成法。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定。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陈独秀尖锐地揭发他说：“我劝景某还是拿古德诺‘特别国情’的话头，去鼓吹帝制罢，何苦谈什么共和国的宪法呢？”所说古德诺（1859-1939）就是当年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不适于实行民主共和制，力主袁世凯“称帝”的那位美国人。①
“交通不便”曾经被认为中国“国情特别”、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之一。康有为说：“凡共和之国，必须道路交通而后民情可达”。陈独秀针锋相对地说：“夫道路交通，固立国之要政，何独限于共和耶？岂君主国与夫虚君共和国，道路皆不必交通，民情可不必宣达耶？康氏所理想之虚君共和，不识是何等黑暗景象！西南义师（指蔡锷——引者），正以道路修阻，得扑袁帝而保共和；康氏所云，为袁帝鸣不平则可，若引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证，却正与事实相反。”② 无独有偶，2012年3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也是以“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为由，来否定“直接选举”的。③ 没有不受控制的普遍的秘密的无记名直接投票选举，哪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陈独秀不会想到：在他对此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的94年之后（陈文写作于1918年），“交通不便”竟再一次成为人们对抗普选的一个“理由”。
“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共和为中国数千年来未尝试验之物。”这是康有为以“国情特殊”为理由，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的又一个说法。陈独秀驳斥他说：“共和若必由有经验而成，则终古无经验，将终古无成理矣？且最初之经验，又何所托始乎？若不信古无而今有，则古无康有为，何今无经验而竟有之？康有为又未尝为《不忍》杂志，何今竟有之？《不忍》杂志前无《共和平议》一文，何今竟有之？康氏须知自盘古开辟，以至康有为撰《不忍》杂志。其间人事万端，无一非古无而今有也，何独于共和而疑之乎？”④
“民主制不好”。康有为说：中南美洲二十个共和国，除智利、阿根廷外，皆大乱。罗马与英国皆由民主改君主而后强盛。“共和国者，共乱国也”。陈独秀质问他说：“今世强大国家果皆君主（国）乎？君主国果皆强大乎？民主国果无一强大者乎”；“近世衰乱而亡之国，若波兰，若印度，若缅甸，若安南，若朝鲜，有一非君主国乎？有一可归罪于共和者乎？”“弱小而文明国若荷、比、瑞士人民之幸福，果不及强大而野蛮之俄罗斯人乎？”“若论中南美洲诸共和国，智利、阿根廷，固康氏所称许；他若巴西、秘鲁诸邦之富盛，不远愈于康氏所梦想之大清帝国乎？”⑤
民主制度行于世者，时间已久，优越事实明显地摆在那里，所以现在，除个别人主张恢复帝制外，平素能够听到的对民主制的直接攻击，已经不多，但一有风吹草动，顽固派总会借机作点文章。例如，当前的欧洲的经济问题、美国的“向华尔街进军”等，本来是社会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在民主制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调整，最终总会得到妥善解决，而有人却总是借机把它同根本制度联系起来，用以诋毁民主。
说民主不好的，往往把民主制度初行时难免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一古脑儿栽在民主头上，以论证民主之不可行。康有为就是如此，他历数民国六年来的各种消极政象，诸如：无国会、无宪法，各督跋扈、狎侮轻玩中央……，谓其为共和所致者。陈独秀说：“帝制初改共和，照例必经过纷乱时代，此本不足为异。”“吾人行善，更不应一遇艰难，即须反而为恶。譬之缠足妇人，初放足时，反觉痛苦不良于行，遂谓天足诚善，今非其时，复缠如旧，将终其身无放足之时矣。”⑥ 在中国民主的先行地区台湾，会议争吵，甚至动手， 有人就借以攻击民主，不就是康有为这种论说的再现吗？
坚守专制是一回事，要求实行民主时出现某些问题，是又一件事，二者根本性质不同。陈独秀说：“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否曲直之可言乎？”“戊戌变法，非吾国文明开发之始基乎？当时见阻于守旧之军人（荣禄、袁世凯等）、学者（张之洞、叶德辉等），致召庚子之乱，一时复旧，残民之政，远甚于变法以前，平情论事，不于当时守旧荣党、袁、张、叶是诛，而归罪于谋变法者康、梁与夫死难六贤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⑦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民众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政府开枪镇压。有人不指责镇压之过，反而埋怨民众没有“见好就收”，其错误，亦正与此相似。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45页
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47页
③ 新华网2012年3月4日
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55页
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53-254页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44页
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45页
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
陈独秀批判专制的言论，在今天，最有价值、最出色的部分，是他对“无产阶级独裁”本质的揭露。他的这一批判，极富前瞻性，至今读来，仍虎虎有生气，好像就是在针对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在发言。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旋律，是以中国的“六四事件”为转折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由世纪初的勃兴到世纪末的溃败。千万优秀人士曾经怀着崇高的理想，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变革中，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奋斗，活着的，最后才弄清楚：这竟然完全是一场虚幻的无谓牺牲；人们从“乌托邦”梦想中，终于清醒了过来。从这一方面，在中国来说，陈独秀一生的变化，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陈独秀所说的“无产阶级独裁”，亦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名声极坏的这个“无产阶级独裁”。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陈独秀，在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引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几十年而不息。在这群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优秀儿女中，又是他第一个看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对人类的严重危害，而坚决予以摒弃；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精华的“格别乌政治”，被他指认为“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属于人类“必须首先打倒”的恶势力。②
当然，在中国，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第一个认识到的，并非陈独秀，而是蒋介石。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③
诗人徐志摩也是很早就看清了苏俄的本质。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苏俄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④
而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者群体中，陈独秀则是觉悟最早的一位。晚年，他的公式是：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科学、民主→共产主义。⑤ 在其中，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并没有了位置。中国民间现在把早年为追求真理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晚年发现这个所谓“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所谓“人民政权”，问题很多，与自己当年的理想大相径庭，而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追求。这些“觉昨非而今是”的革命老人，现在被叫作“两头真”。陈独秀就是一位觉悟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两头真”。他是“两头真”在中国的最突出的、也是最典型的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提出并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要点有四：暴力、夺权、专政、剥夺。无论政治上夺权或经济上剥夺，都不能和平地进行，而必须依靠暴力。首先是要用暴力从统治者手里，夺取政权,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掌权之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仗这个专政，实行剥夺，“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消灭私有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⑥
曾经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在其63年的生涯中，约有14年时间（1920-1933）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忠实信徒。他在多篇著作中，鼓吹这个学说，身体力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⑦
直到1933年6月15日，他在为驳斥法院对他的判决与迫害而发表的《上诉状》中，仍然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辩护。指出：“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⑧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粉碎了陈独秀及其同志们的善良预计。在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苏联，美妙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自由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并没有出现；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所谓的“新社会”竟是活生生的一座地狱，充满了血腥与苦难。最受苦的是底层民众，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尊严，个个成为被管制的奴隶，任人宰割。列宁和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把“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虚无缥缈的幻想绝对化，使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看成为高于一切的“神圣”，使一切服从于它，为它的实现而贡献，包括人的至为宝贵的生命。其结果，目标渺茫落空，而人却备受蹂躏。
这是记述苏维埃政权抢劫农民粮食情景的一个片段：
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起了一场实质是种族灭绝的行动。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们终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⑨
苏联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大量出口粮食，以实现工业化，就是这样不顾农民的死活来横征暴敛的。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居民遭到迫害，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的谷物，却达到1800万公担，如果这些粮食留在国内，700万人的性命就可以存活下来，而不致饿死，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⑩ 而据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在农村进行的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有多达850-900万的农民被残酷镇压。⑾
“无产阶级专政”草菅人命，在这个密闭的铁笼子里，不仅农民，任何阶层的民众都逃不过它的摧残、迫害。据统计，从1929年到1953年，除农民外，总共有1950-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⑿ 其中，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亲自签署了68万多人的处决命令。⒀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迫害下。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曾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在强迫迁徙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曾经大量死亡。上述数字，还不包括少数民族因迫害致死的人口。
在摧残民众的同时，“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以便独裁，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⒁ 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为284人。除去大清洗之前自然死亡的45人外，剩下239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188人，自杀的8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22人，残存者只有21人。⒂
党的高级干部以至著名领袖被杀害的，同样很多。1934年，苏联基洛夫被刺，斯大林借机开始大整同僚。1936年，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1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37年，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17人，15人被枪决。1938年，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21人，16人被处死。在此期间，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株连，全面清洗，波及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⒃ 苏联红军5名元帅中有3人被处决，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均被处决。⒄
苏联这样大规模地残酷镇压，血淋淋的法西斯暴行，惊醒了陈独秀。他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⒅ 他表示：苏联“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⒆ 他比喻：斯大林就像古代传说中之大疠疫鬼伯强，“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二者惟君择，送死顺则生。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⒇
陈独秀进一步丛制度上揭露说：“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21） 他认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22） 他说：苏联已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托洛斯基所说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官僚国家。（23） 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中，他说：“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24）
严酷的现实，逼迫陈独秀重新研究了民主问题。虽然生活条件和写作条件都十分困难，他还是写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稿。他1940年以后论述民主问题的著作，曾由他的朋友编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出版。胡适读后，深感重要，改书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推荐给广州自由中国社，于1949年6月再次出版。胡适并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
①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解释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转引自王泉、郭圣福：《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发展和性质嬗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4期
②《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7页，自由中国社出版部
③杜君立：《作为历史终结者的蒋经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④转引自白岩松：《夹缝中的良知和智慧》，搜狐圈子-社会人文-中国怎么办
⑤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206页，东南大学出版社；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77页，重庆出版社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4页，三联书店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下517-519页
⑨据王彬彬从沈志华主编的《一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里的引述
⑩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30日
⑾（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页。转引自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任何底线》,人人网
⑿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任何底线》
⒀yyh007:《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铁血论坛
⒁《联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究竟死了多少人》，2011年11月11日 环球网
⒂（苏）阿・阿夫托尔汉诺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转引自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任何底线》
⒃百度百科：《斯大林》
⒄《斯大林搞“大清洗”到底杀了多少人》，http://www.capsc.com.cn/mingxin/yishiweijing/shijiehui/2008-07-11/40494.html
⒅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⒆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35页，重庆出版社
⒇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69-370页
（21）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2）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163-164页，东南大学出版社
（23）王光远：《陈独秀年谱》340页
（24）王光远：《陈独秀年谱》636页
苏联“格柏乌”和它派生的德、意法西斯
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大显其淫威的时候，正是陈独秀倒霉之际。他不但是敌人追捕的对象，经常生活在“地下”，而且从1927年起，就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所批判所抛弃，从1932年起，更被敌人囚禁在监狱，丧失自由，长达五年之久。但是，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和不懈斗争，监狱不敢封锁，他能够及时得到大量资讯；监外世界，他了如指掌。对新生的苏联的情况，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可贵的是：他不为自己原来信仰的“主义”所局限，也不为自己所建立的“党派”偏见所束缚，承认了这个出他意想之外的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的犯罪事实，以极其锐利的目光，透过迷雾，看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1940年4月24日，他在给西流等的信里，写道：
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
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①
陈独秀所谓的“格柏乌政治”，指的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格柏乌”即苏联的“政治保卫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的关键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与符号，其性质，同希特勒的纳粹组织一样。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也是仿照“格柏乌”而组建的。它们都是专制独裁统治的核心力量所在。② 苏联“格柏乌”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靠秘密警察对整个社会实行恐怖统治，颠倒黑白，捏造罪名，把“异议分子”、甚至连“异议分子”也不够、只是独裁者所不喜欢的人，置于死地。就像布哈林在《遗嘱》里说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③ 在“格柏乌”统治下，自独裁者个人而下，从“二把手”开始，全社会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任谁随时都会被诬陷为“里通外国”，而丢掉脑袋。他们是这样阴险毒辣，却又高举“革命”的旗帜，以保卫“人民利益”为幌子，遍身涂抹着鲜艳的红色！
陈独秀不仅把苏联的“格柏乌”与希特勒的“纳粹”，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苏联是“首倡独裁制本土”，“苏俄的政制”流毒全世界，“是德、意的老师”，后起的德、意法西斯并是由此而来。1940年9月，他在给西流的又一封信里，这样说：
……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④
苏联的“格柏乌”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与俄国沙皇的专制于一身，所以，比沙皇的统治更为凶残，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残暴的沙皇曾被无产阶级革命者描绘为“万恶不赦”，但是，“�十二月�人起事到一九○五年的八十年�，俄���政治犯只有894名，而十月革命第一�月涉政治原因被�者便有�十�人。”⑤
苏联的“格柏乌”是近代法西斯产生的基地和温床。在它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都是步苏联“格柏乌”的后尘而来，正像陈独秀说的：“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⑥
陈独秀尖锐地看到了以苏联“格柏乌”为首的、现代独裁制度对世界的严重危害，把打倒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视为解救世界的首要的斗争任务。1940年4月24日，在《给西流等的信》中，他说：
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我根据以上的见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引者）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对（动）的。⑦
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又说：
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有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⑧
陈独秀的这些信件是1940年写的。9年以后的1949年，言犹在耳，中共领袖毛泽东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大叫：“‘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此后六十多年来，“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的滋味，“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滋味，我们中国人民实在是充分地“享受”到了。所幸，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反动堡垒中的两个——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被彻底消灭，第三个——苏联的独裁制，也在二十多年前被英雄的苏联人民埋葬。
但是，历史好像开了一个玩笑：作为德国“纳粹”母体的苏联“格柏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没有垮台，反而由于参与“反法西斯同盟”、对消灭德国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被误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第一波“民主浪潮”中，成为“漏网之鱼”，又以“和平”、“民主”的形象，招摇撞骗了几十年，就像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接着到来的、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为标志的、又一波世界民主洪流中，变色而混，在“社会主义大厦”崩溃之后，成为世界极权制度仅存的最大硕果，经济并反而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世界老二，以致许多国家不得不看我们的脸色一样。
①《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③《布哈林的遗嘱》，百度文库
④《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2页
⑤金钟：《血腥的革命》，《开放》2011年3月号
⑥《陈独秀书信集》521页，新华出版社
⑦《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⑧《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2页
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而继续战斗
举世皆知，我们中国现在的政制是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为榜样而建立的。我们是在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之后，世界上第三个仿效“格柏乌”而建立的大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则我们是多了一份“中国特色”：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政加俄国的专制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再加上秦始皇的残暴手段。例如，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制内各国均有其主权，而我们则根本取消了地方自治，包括剥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只允许他们在一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离民主制的距离，比当初的苏联更远。
从苏联的“格柏乌”，到德国的“纳粹”，到意大利“法西斯”，再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同一个系列。只是为了好听，我们叫苏联为 “苏维埃政权”，把中国自己叫“人民政权”，相反，把希特勒称“纳粹”，墨索里尼叫“法西斯”，用体现不同感情色彩的语言，以为丑化。虽然毛泽东气壮如牛：“我们就是要独裁”，毕竟“独裁”难听，在他老人家这样讲了之后，“独裁” 一直没见大用过，连“专政”，用的也相当少。最常见的用词是：“人民政权”。
苏维埃共产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现在在西方学界，一般用“极权主义”一词来加以概括。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①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②惟一的群众性政党；③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④对大众传媒的垄断；⑤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⑥中央组织控制整个经济。① 这六大特征，今天的中国，无不具备。
我国当前社会问题成堆，关键就在于政治制度。我们作过一些改进，今天的状况与“文革”、极权统治登峰造极时期，已有所不同，但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问题依然存在，“文革”赖以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土壤并未得到实质的改造。解决之道，只有一条，就是：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民权取代党权。舍此无它。
中国近代民主的光辉旗帜陈独秀，生前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制度、舍身忘我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固然令我们感念不忘，而他所创立的有关民主问题的学说，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分析与揭露，这份身后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在今天显得更加宝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价值。在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逝世7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他的事业，为改造中国的政体、最终实现民主化而努力。(1012.4.8)
①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学海》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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