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迷信温家宝政改是一种极权主义心理

温家宝 网络图片

危害当下中国和中国人的，是改革，而不是文革，即使认为文革专制是三聚氰胺，那也融入了毒奶粉中，残骸人民的是改革这个毒奶粉。文革遗毒的清算，必须通过清算改革毒害，才能一并搞掂，只有华山这条路。不存在既要改革，又不支持专制的道路。

改革这种说法，如今越来越像在这个方向的路上走得爽的一小撮人在捍卫特权了。我在2006年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警示一种作为权贵分赃体制延伸和组成部分的"民主化"改革，也就是用政治改革洗白掠夺的巨额非法财产。去年我在与秦晓博源基金会的冲突中，也强调这种红黑社会民主化路径，将中国置于极端震荡的危险中。温家宝推动的政改，有这种危险。

改革已死，还谈什么改革更是脑袋有问题精神病。目前政治格局之内，没什么好谈好期待的，在这里面谈民主法治，都是扯淡。正是还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之内寻找出路，才会觉得中国超出世界历史，这是一种精神病爆发的征兆，如中国模式，在死亡中大做文章，在虚无中看出如花似玉。

否定文革来强化改革，已经不是出路，而是悬崖。抨击文革是猪八戒打死蛇，然后把自己当做了英雄。回忆八十年代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热恋，对于当下而言，同样是一种鸦片，用来镇痛，镇改革带来的苦难之痛，于根本政治问题的解决，叫做回忆做梦术。

温家宝就是八十年代遗留到今天最大的镇痛剂。总理表演是镇痛剂，镇痛剂与胶带双管齐下。天朝总爱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没见吱过声却在国外大肆的说，好像自己的改革是做给外国人看的。迷信温家宝政改，就是温影帝海报在手淫。如黑屋子里，给你划根火柴，就是不肯打开窗户，外面艳阳高照。

什么都不会变，除了自由和财产逐渐减少。什么都变不了，会变得只有各种各样的镇痛剂的名称和推土机的型号。在今天中国左的那一套，例如专政的东西，统治者都不好意思，每一次国保都说是为了工资。唯一干着坏事，然后觉得自己为民族国家活着，充满着吏师一体威严感的，就是改革派。摧毁改革派，中国就更进一步。

政客们从来是说归说，做归做。说，是为了欺骗舆论与愚民，以获得政治筹码，做，是为自己及集团的实际利益，以实现从政的真实目的。对政客说话，当做真一回事，是一种精神病，朝三暮四故事中的猴子。

改革派降低了人类文明标准，颠倒了主奴关系，把人民将为接受恩宠的奴才，把欠债的专制者升为恩赐改革措施和利益的主人。改革派媒体总是在哄着官方改革中，把债主民众弄成孙子，官方有所还债，就一定压倒民众山呼万岁。鼓吹政客，包括改革派政客，都是阴沟面下面的，特别下作。专制奴才才会压抑人民提出高要求，迫使人民体谅统治者的苦衷。

我认为海外媒体的中国政改报道，应该算西方文明世界新闻报道中，最为阴暗耻辱的部分，是西方新闻报道最败坏的，因为北京政治的高度禁忌，基本是北京宫廷政治的猜测，以及自己渴望的投射，意淫，赌注。成为专制体制之内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成中南海阴沟里面流出来的香山红叶。宫女闲说玄宗，还以为自己促进中国民主化。

温家宝尽力了但没做到推动政改。同情温家宝就如小土包对被污染的灰尘说，你看看你多脏多小，和你比一下，我就是人民心中的巍巍泰山，可以把太平洋填掉。政治就是关乎首要的，急迫的。就像一个老光棍要媳妇，温家宝不给女人，光给女明星海报，那顶啥用。只有娶到媳妇，又觉得不够美的家伙，才会说温家宝说那一些有用。

温家宝尽力了但是要谴责，这是一个主人公的标准，这才是民主精神。一个主人公的立场是：温家宝作了我们才相信你是我们的人，不做只说，不说你是欺骗，至少不能说成是我们的人。共党九十年来，那一天没有谈民主，那一天不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听其言观其行，把敌我认同的基础紧紧扣在行动上，这是对改革和改革派的告别。

政改呼吁就是一场场心灵干涸大地上的求雨的义和团式迷信活动，当前义和团设了两个法坛，一个是红灯照《炎黄春秋》，求得神灵是灶王爷温家宝，温家宝每天在在灶上烟熏火燎的，很温，看着锅里饭吃不到，很饱，实就是吊在驴子眼前的胡罗卜，看得见吃不着。

《炎黄春秋》就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婆，说你们来我这边吃奶吧，唯独一家，非我不可；还是一个老掉牙的太监大爷，说想当年我们曾经很阳痿小鸡鸡被切了，今天我们还要因此雄起冲出世界走向亚洲。另一个是白灯照《南方周末》。

否定比赞美更促进温家宝。谴责温家宝更促进一步。越加抓温家贪污，温家宝越说人话。把温家宝抓到监狱里面，他肯定在监狱里面推动政改。温打民主牌，是为了保护自己家的贪污腐败，寻找民意和海外舆论支持，避免温家沉陷监狱。

本来就是骗局，根本不会改革，敢说真话就会让人觉得会改革，或者对改革有信心，这就是欺诈，就是维护专制。因为专制的统治基础，就是改革和骗取人民对改革的希望。敢说真话用来维权，是促进民主；用来推动改革，那是维护专制，散布鸦片。

政改不可能，民生可能会有一些变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党国体制内，没有通的路，都是盲肠阑尾，没有通天塔。只有对我们尽可能利益最大化的路，最可能撕裂对方的路。维权和民生抗争，不过是革命的预备役。若民生稳定，则改良有可能，即使激进化出了革命，规模也不会太大。近五百年的最伤筋动骨的革命，莫过于政治革命与民生革命的高度重叠。有理性有钱的人别讲理性了，理性垫饱不了肚子。

极权主义心理

温家宝一出马，中产阶级的人身尊严焦虑就获得了安慰，就像《约伯记》中上帝出现于约伯面前，约伯就不追问正义了。

这时候对欲望的承认或者对激情的安慰，就成为反抗的唯一目的，也就是反抗不再是为立宪目标服务，不再是以为立宪目标作为总体来思考安排，而是为要求立宪的人内心不安，焦虑恐惧和希望服务，也就是反客为主，仅仅服务于反抗的身体渴望。其身体渴望的平息，就是自由，其苦难得到缓解就是自由。获得安慰，并不是自由，而是必需性的延伸。而专制就是对自由的压制，必然带来整体性的饥渴与苦难，如此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激情，及其衍生物就会陷在专制的格局里面，沉湎在受害与获得承认安慰的永久格局中不可自拔，只能是寄生虫，不能跳出被界定的宿命，不能跳出专制的磁场，本身无法成为布局者。

对极权主义的对抗运动中，确实有一种称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心理潜质。把政治问题转化为宗教人心道德，加以解决，就像巫师念咒一样，就摆平了。新的人心深处闹革命。改革成了希望工程，改革进程被简化为改革焦虑症得到安慰。期待开明君主也是精神病。

改革方案被他们简化为了获得安慰和希望：只要能让其看到改革的希望，他们就组队唱起白色扭秧歌。红色扭秧歌的队伍，是中老年妇女，白色扭秧歌的队伍是中老年男人。不管什么颜色，其作用都是扭秧歌。

对温家宝唱白色扭秧歌的人，他们已经丧失了性能力，只要调调情，让高层说两句我还爱你，一个媚眼，就心满意足了。望梅而不止渴。因为他们性饥渴。就像军营里面的士兵，只要一只母猪，就可以当美女。

体制内改良文章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专制者及其帮凶的钦点，也就是说，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言说。取决于被界定，偶然性的，其文本本身几乎没有政治意义，除了给同类者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和扶持之外，也就是非政治的。

这仅仅是对同类人的心理安慰，即使对一些官员有心理上的杀伤力，可是专制统治对心理伤害，有特殊的免疫能力，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出于当心文本的感染力，而带来超出他们控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钦点'和对立出来的作用，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文本本身仅有非政治的意义。

改良的表达已经成洪涝灾害了，行动才是稀缺的，而且大规模的表达，尤其是民众可以参与的，只有行动。他们现在的政治立场无关紧要，他们在改革中受害，这才是关键的。也就是过去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格局，应该滚蛋了。

官方对宪政的态度，这不是智力或者认识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所以即使要推动改革，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力量对比问题，官方人员对民主宪政的私下认识未必会比我们差，甚至要好。这是行动问题，一定要抛弃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为义：把政治问题简化为认识问题，道德问题。

宪政民主与否，并不是智力问题。美国建国之初民众有多高智力认识，没多高。康德说魔鬼之间也能形成宪政，也不是道德问题。

蒋经国情节

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都是被迫而出现的，所以出现不出现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都无关紧要。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都是历史洪流的道具，他们是被动的，消极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主动对历史轨道进行扳动的能力。蒋经国是一个庸人，所以才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于是民国，似曾相似雁归来。并不是小蒋有多少政治德性，而是庸人，才没有阻挡。倒是只有大无畏的人物，才会逆势而动。

条件具备了时候到了，人人都可以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条件不具备时候不到，没有人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极端期待和呼唤不会起任何作用。所以期待出现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来启动政改，是一精神病，是极权主义的心理，也就是还是极权的产物。把政治问题当做品德问题来处。这样的历史进程，没有自我反思能力和政治自觉，因此也是极权主义大陆向海洋延伸的大陆架。

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有一种阴沟逆流，叫做个人崇拜，例如已过世的胡赵，对在世掌权的温家宝汪洋等的。反对个人崇拜不仅要反左，更要反右。释迦摩尼说末法时代魔化身佛。这才是我们的最无力抵抗的敌人。内部的心贼，最强大。攘内，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甚于敌人。民主进程的领袖崇拜，才是民主的天敌，如孙毛。对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的期待，也有这般危险。

――《公民》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