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花落重慶》(見《動向》雜誌今年四月號)文中,曾借一位時賢的話,指稱薄熙來在重慶的胡鬧乃是「領導鬧事」。感謝編輯先生特別看重這個意思,把它排進了該文的提要。不過因為這四個字是借來的,所以我想對它的出處稍做介紹,順便再加申論。
這位「時賢」乃是邵燕祥先生(见图-纪红摄)。他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大作《大題小做》,其中一題說:
「群眾鬧事」,多少會影響社會秩序。
細察三十年來的歷史,國之禍,民之殃,安定團結的破壞,倒大抵來自「領導鬧事」的多。
「領導鬧事」於前,「群眾鬧事」於後。……
他說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三十年的歷史」,謹按其間禍國殃民的典型情況大體是,一個或者至多幾個最高領導心血來潮鬧事於前,搞起批這批那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千百萬群眾跟著鬧事於後,每次都對一小撮(據說是百分之五)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鬧得冤獄遍地餓殍遍野天怒人怨民窮財盡,最後以帶頭鬧事的領導退出歷史舞台而告一段落。
槍口對內國防不及「民防」要緊
邵氏此文發表不到一年以後,他的這段總結又成為新一輪領導鬧事的準確預言,不過那鬧事的規模和性質更大大變化了。其時他所在的京城發生了天大的鬧事,坦克開進去,殺人不償命,這樣的事,領導不鬧誰能鬧得出來!鬧出這樣的大事以後,領導空前神氣起來,甚至有臉公開宣稱「絕不搞」對自己的權力進行監督制約「那一套」,貪污腐敗乃在眾多領導裡面大泛濫,一直淹沒不止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官府也空前神氣起來,恃權斂財乃在各級機關裡面大擴散,一直爛到科股級鄉村級辦事員級。因此,「鬧事於前」的領導千百倍於前一階段了。不過其時已進信息時代,領導已經無法壟斷信息忽悠群眾,隨著他們鬧事而來的「群眾鬧事」,就不是在領導指揮下殺向一小撮「階級敵人」,而是掉過頭來,在貪腐官僚面前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掀起節節高漲的「群體事件」了。於是「官民矛盾」日益激化:群眾要申訴,領導要截訪;群眾要保命,領導要「護城」;群眾要維權,領導要維穩,廣大群眾自己倒成了官府的「敵對勢力」即過去的「階級敵人」了!其結果是槍口對外變成槍口對內,國防不及「民防」要緊,防的就是「群眾鬧事於後」。這就屬於「三十年」以後的歷史,領導鬧事進入新階段:第二階段。
不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它所以需要養著一群「領導」,自然不是請他們來鬧事,無論是領導群眾鬧事還是對著人民鬧事,而是要他們做事。做什麼事?做給他們薪金僱他們幹活的主子們的公共事務。這個舉世承認的公理,本來也是當今執政黨公開宣佈的理念,還把國家命名為「人民共和」國,在每個官府前刻個「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可惜這些東西從問世起就只是個「招牌」。關於這段歷史,有段描述它的有名紅歌唱道:「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正是它的準確寫照。「我們」「當家作主」,自然相當於「共和」,相當於享受「服務」;可是它的前提卻是「唱著東方紅」,感恩於「大救星」,為本該服務於自己的領導人、領導黨趨前跑後拼命服務,從一開始就把關係搞顛倒,人民一旦如此「站起來」,就再也不得坐下了。這就搭建了幾十年來在我們這塊大地上領導同志們可以隨意鬧事的平台。薄熙來則是在這平台上表演的最近一位甚有創意的演員,並且於官民在台上「打成一片」難分難捨之際,開創了領導鬧事的第三階段。
通過政改拆除「鬧事平台」
第三階段的演出,看來意在綜合一二階段的特色且避免其「缺點」,鬧得更有板眼。群眾不滿領導麼,那是因為少了真正的救世主,所以「唱著東方紅」是必須的,不管花多少時間多少錢,都要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唱出一個救星來;群眾苦於貧困麼,那是因為富人的殘酷剝削,那麼就在資本家裡厲行「打黑」沒收錢財,窮人雖然未必能夠立竿見影分羹吃糖,出口氣總是可能的。如此妙計一施幾年,官員的貪腐未見遏制,鬧事的成本上升到天文數字不知該誰買單,但群眾的怨氣倒真的掉轉了方向,薄某本人(據傳也是巨貪)倒從而成了青天大老爺救世主,積攢了進京鬧更大的事的更大本錢。
清醒過來的人們這才想到,所有這些招招式式,無一不是三十多年以前的老玩意兒,甚至還有七八十年前打土豪分浮財的舊法寶,如果它們真能救國救民──或者僅僅救那些尚未喪盡天良的領導,那就乾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算了,還費心費力去搞改革開放做什麼!所以溫家寶總理直指那裡的鬧事違背中共「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違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違背「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旨哉斯言!
語云事不過三,幾十年間領導鬧事已經鬧了三個階段,一個跟著一個上演,一個跟著一個破產,套套禍國殃民的鬧事把戲總該玩夠了,是徹底拆除「鬧事平台」的時候了。──這自然不是「拆除」政府即「顛覆國家」的意思,而是讓我們的國家機關回到建立時期慎重昭示海內外的承諾上來,成為由人民當家、為人民服務的共和政府。
這就是國家總理許諾多次的「政治體制改革」了。我國現有各級領導人數該上千萬了吧?我相信千萬領導人員裡面,職業鬧事人員究竟不多,多數還是不願鬧事而願做事的。值此多事之春,願他們抓住時機,認真做起政治改革之事來,這才是正經。
二○一二年五月一日於成都不設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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