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6日，我坐在从华盛顿飞往温哥华的航班上，和往常的心情不一样，在这次飞行途中，我一直下意识地期望航班晚一点甚至永远不要降抵目的地。我此行是要去温哥华探望在中国服重刑的民运前辈王炳章（上图）的家人，但是，我却害怕直接面对家人的悲伤。
11月18日，王炳章91岁的母亲（下图）在温哥华病逝，可以想知，老人家是在对儿子的极度思念和担忧中撒手人间的。自2002年6月27日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回国至今，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3450个日日夜夜，母亲的感情折磨旁人是无法真切体会的。炳章虽已年过60，尽管炳章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毕竟曾经是，甚至永远是，母亲怀中的婴儿。老人家在最后的几年里，身体每况愈下，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看到儿子回家，或者至少和儿子见上一面。去年年底，自知希望越来越渺茫，自知身体的衰竭不能逆转，老人家再也不愿被动等待，决定亲自回国探监与儿子相见，但是，中国政府拒发老人家的回国签证。而另一端呢，自从可以和家人通信以来，王炳章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表达了对母亲的强烈思念，他说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然而，悲剧沿着它原本的逻辑无情地推进，王炳章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只有悲剧的制造者有能力中止悲剧，然而他们偏偏是坚持把悲剧进行到底的恶魔。
2007年8月回到美国后，我参与了营救王炳章的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挫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的亮光。18日，听到老人家去世的噩耗，我在悲愤中拨通王炳章的妹妹玉华的电话，刚说了一句"玉华，我是建利"就听到电话那头的玉华放声痛哭和夹在哭声中呓语般倾诉："你们这些走上不归路的人呀，太不容易了，好苦呀. . . . .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一下子被扔进极度挫败感的痛苦深渊中. . . . . .，除了一句"我尽快安排时间去温哥华探望家人"，再也说不出什么。我知道没有人能替代儿子为母亲送行，没有人能替代王炳章在家人中的角色，但是在这非常的情境中，强烈的生命一体感催促我一定要去和炳章的家人度过一段时光，哪怕几个小时也好，我们都是炳章的家人，甚至我们都是王炳章。但是，我害怕见到家人时的窘况――那说什么都无力，说什么都无奈，说什么都无用，甚至说什么都无情的尴尬。
不管我的心情多么滞阻，飞机还是在温哥华机场降落了。我很快就和王炳章的大姐王金环、大姐夫、妹妹王玉华、弟弟王炳武、弟媳相聚了，我们在一起抱头痛哭，这时我意识到我其实什么也不需要说，也不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一切就让它自然流淌，同时，去用心倾听家人的倾诉。
. . . . . .在接近10年的监禁中，王炳章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次给家人的信中，他说，有一只蛤蟆常常光顾他的牢房，他和它已经成为好朋友；得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王炳章欢欣鼓舞，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获悉刘晓波兄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向他祝贺，为他祝福。晓波是我的朋友和战友，任何一位民运人士得此诺奖，都是对中国当代民运的集体肯定，是对中国民运追求的目标及价值的肯定"；有一次，王炳章给探监的弟弟炳武说，一定要宽容宽恕，他不会怨恨判他入狱和关押他的人；王炳章出事大约5年后，他的父亲在绝望中病逝，临终前重复地说"炳章不会活着回来的，炳章不会活着回来的……"；这些年王炳章的母亲常常以泪洗面，盼望儿子的心愿支撑着病老生命的延续、再延续，急切的她有时会不近人情地埋怨炳章的兄弟姐妹出力不够，催逼他们为营救炳章"再多花钱"，其实一家三代十几口人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没有一天不心急如焚，没有放弃过一天的努力，不敢放过哪怕是一丝的机会，他们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在他们的倾诉中，没有对炳章的怨言，他们不断给我重复一句话：炳章真苦呀。
每次病危住院，老人家都在病床上呼喊炳章的名字，可是从去世前近两个月前的那次住院后，她不再提起炳章的事，直至最后闭上眼睛也只字未提。老人家最后的心境，我们只能揣摩：预知自己时日的她绝望了，不再挣扎，决定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这份沉重的亲情债，装的根本没有炳章这回事，再也不想增加家人的心理负担。老人家的"懂事"让人心痛。
说起中国的民主运动，人们常常忽略良心犯的家属的奉献和他们特别的痛苦人生。2007年，在我刚刚出狱和朋友的一次聚会中，刘晓波感慨地对我讲：其实最痛苦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家属，从某种意义上讲，入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家属被迫接受这样艰难的人生，任何的抱怨又会让他们感到道义上的谴责，这其实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个人生活的道德困境。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在刘贤斌第4次入狱后写了一篇纪实散文"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当读到其中的"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时，哪一个有过青春的人会不怦然心跳呢？等未来回望中国的民主运动，人们不能忽略异议人士的特殊的家庭生活，不能忘记这些名字：陈明先，刘霞，耿和，袁伟静，曾金燕，贺信彤，王凌云，王之虹，贾建英，王天安，路坤，付湘等。
在和王炳章的家人以及温哥华的朋友一起的晚餐上，我提出了藏于心中很久的观点：王炳章是我们敬佩的英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仰仗英雄的行为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主运动，如果民主运动只是英雄的事业，那么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可以这么讲，我们把民主运动从英雄的事业变成普通人的事情的时候，民主运动就成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此前的民主运动的肯定和总结，而"铁窗民运"在这一段的民主运动中占有很重的份量。而此后的民主运动应该有减少"铁窗民运"份量的主导意识，不鼓励坐牢，而是在已经创出的民间空中，制造局部优势，争取哪怕是微小的维权活动的成功，以成功鼓励更多人的参与，尤其是那些利益攸关者的参与。长远来讲，是有尊严、权益受到保护等具体诱因而不是对英雄的崇拜和对不义的激愤才是一般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稳定动机。同时，营救狱中的民运人士、援助他们的家属应该成为民主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原因首先是道义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但是这项工作也有其政治策略意义，因为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降低参与民主运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可能付出的个人和家庭代价，从而逐渐消除一般民众对参与民主运动的恐惧和其他心理阻碍，使得民众的大规模参与成为可能。
让我们继续为王炳章和他的家人努力，为许许多多其他狱中的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努力。
（2011年12月2日）
――原载美国之音博客，转载时配图
11月18日，王炳章91岁的母亲（下图）在温哥华病逝，可以想知，老人家是在对儿子的极度思念和担忧中撒手人间的。自2002年6月27日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回国至今，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3450个日日夜夜，母亲的感情折磨旁人是无法真切体会的。炳章虽已年过60，尽管炳章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毕竟曾经是，甚至永远是，母亲怀中的婴儿。老人家在最后的几年里，身体每况愈下，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看到儿子回家，或者至少和儿子见上一面。去年年底，自知希望越来越渺茫，自知身体的衰竭不能逆转，老人家再也不愿被动等待，决定亲自回国探监与儿子相见，但是，中国政府拒发老人家的回国签证。而另一端呢，自从可以和家人通信以来，王炳章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表达了对母亲的强烈思念，他说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然而，悲剧沿着它原本的逻辑无情地推进，王炳章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只有悲剧的制造者有能力中止悲剧，然而他们偏偏是坚持把悲剧进行到底的恶魔。
2007年8月回到美国后，我参与了营救王炳章的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挫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的亮光。18日，听到老人家去世的噩耗，我在悲愤中拨通王炳章的妹妹玉华的电话，刚说了一句"玉华，我是建利"就听到电话那头的玉华放声痛哭和夹在哭声中呓语般倾诉："你们这些走上不归路的人呀，太不容易了，好苦呀. . . . .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一下子被扔进极度挫败感的痛苦深渊中. . . . . .，除了一句"我尽快安排时间去温哥华探望家人"，再也说不出什么。我知道没有人能替代儿子为母亲送行，没有人能替代王炳章在家人中的角色，但是在这非常的情境中，强烈的生命一体感催促我一定要去和炳章的家人度过一段时光，哪怕几个小时也好，我们都是炳章的家人，甚至我们都是王炳章。但是，我害怕见到家人时的窘况――那说什么都无力，说什么都无奈，说什么都无用，甚至说什么都无情的尴尬。
不管我的心情多么滞阻，飞机还是在温哥华机场降落了。我很快就和王炳章的大姐王金环、大姐夫、妹妹王玉华、弟弟王炳武、弟媳相聚了，我们在一起抱头痛哭，这时我意识到我其实什么也不需要说，也不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一切就让它自然流淌，同时，去用心倾听家人的倾诉。
. . . . . .在接近10年的监禁中，王炳章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次给家人的信中，他说，有一只蛤蟆常常光顾他的牢房，他和它已经成为好朋友；得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王炳章欢欣鼓舞，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获悉刘晓波兄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向他祝贺，为他祝福。晓波是我的朋友和战友，任何一位民运人士得此诺奖，都是对中国当代民运的集体肯定，是对中国民运追求的目标及价值的肯定"；有一次，王炳章给探监的弟弟炳武说，一定要宽容宽恕，他不会怨恨判他入狱和关押他的人；王炳章出事大约5年后，他的父亲在绝望中病逝，临终前重复地说"炳章不会活着回来的，炳章不会活着回来的……"；这些年王炳章的母亲常常以泪洗面，盼望儿子的心愿支撑着病老生命的延续、再延续，急切的她有时会不近人情地埋怨炳章的兄弟姐妹出力不够，催逼他们为营救炳章"再多花钱"，其实一家三代十几口人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没有一天不心急如焚，没有放弃过一天的努力，不敢放过哪怕是一丝的机会，他们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在他们的倾诉中，没有对炳章的怨言，他们不断给我重复一句话：炳章真苦呀。
每次病危住院，老人家都在病床上呼喊炳章的名字，可是从去世前近两个月前的那次住院后，她不再提起炳章的事，直至最后闭上眼睛也只字未提。老人家最后的心境，我们只能揣摩：预知自己时日的她绝望了，不再挣扎，决定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这份沉重的亲情债，装的根本没有炳章这回事，再也不想增加家人的心理负担。老人家的"懂事"让人心痛。
说起中国的民主运动，人们常常忽略良心犯的家属的奉献和他们特别的痛苦人生。2007年，在我刚刚出狱和朋友的一次聚会中，刘晓波感慨地对我讲：其实最痛苦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家属，从某种意义上讲，入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家属被迫接受这样艰难的人生，任何的抱怨又会让他们感到道义上的谴责，这其实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个人生活的道德困境。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在刘贤斌第4次入狱后写了一篇纪实散文"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当读到其中的"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时，哪一个有过青春的人会不怦然心跳呢？等未来回望中国的民主运动，人们不能忽略异议人士的特殊的家庭生活，不能忘记这些名字：陈明先，刘霞，耿和，袁伟静，曾金燕，贺信彤，王凌云，王之虹，贾建英，王天安，路坤，付湘等。
在和王炳章的家人以及温哥华的朋友一起的晚餐上，我提出了藏于心中很久的观点：王炳章是我们敬佩的英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仰仗英雄的行为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主运动，如果民主运动只是英雄的事业，那么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可以这么讲，我们把民主运动从英雄的事业变成普通人的事情的时候，民主运动就成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此前的民主运动的肯定和总结，而"铁窗民运"在这一段的民主运动中占有很重的份量。而此后的民主运动应该有减少"铁窗民运"份量的主导意识，不鼓励坐牢，而是在已经创出的民间空中，制造局部优势，争取哪怕是微小的维权活动的成功，以成功鼓励更多人的参与，尤其是那些利益攸关者的参与。长远来讲，是有尊严、权益受到保护等具体诱因而不是对英雄的崇拜和对不义的激愤才是一般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稳定动机。同时，营救狱中的民运人士、援助他们的家属应该成为民主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原因首先是道义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但是这项工作也有其政治策略意义，因为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降低参与民主运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可能付出的个人和家庭代价，从而逐渐消除一般民众对参与民主运动的恐惧和其他心理阻碍，使得民众的大规模参与成为可能。
让我们继续为王炳章和他的家人努力，为许许多多其他狱中的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努力。
（2011年12月2日）
――原载美国之音博客，转载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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