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蒋方舟
推荐好文，后生可畏。
——胡平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来源: 作者博客
——胡平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来源: 作者博客
附：
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 张洁平
（刊于2011年6月23日亚洲周刊，刊出题为《清华蒋方舟拒绝装糊涂》）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刊于2011年6月23日亚洲周刊，刊出题为《清华蒋方舟拒绝装糊涂》）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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