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突尼斯民众赶走本・阿里后，埃及民众涌向街头抗议，要求执政长达31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除此之外，抗议者还反对官员腐败，要求民主变革。面对开到街上的坦克，他们不顾穆巴拉克总统的宵禁命令，连续多天通宵抗议，使宵禁命令无法实施。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人数已达到了几百万人，显示这一抗议是一场广泛参与而具有持续动力的公民运动。
虽然埃及政局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可以说，埃及民众面对专制和腐败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也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民间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局表现出高度关注和支持，但相对于其它地区的颜色革命，许多人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民众抗议的后果也有些担忧，担忧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国家威权政府的执政者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西方中东政策的盟友，而要求变革的民众背后的政治力量却不清晰，甚至有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存在，有人担心，变革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甚至会造成宗教极端势力上台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我以为，对于这场波及中东多个国家的变革要求，应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不会简单重复，30多年前伊朗因反腐败而爆发的民众运动转化为极端宗教所控制的一幕不会轻易在目前的中东出现，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今天中东的变革过程中吸取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经验财富。
以埃及为例，尽管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长期以来承担着社会世俗化的功能，但是民主化的要求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的极端宗教力量，从宗教信仰来看，今天的埃及民众，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在这次的抗议事件中，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教教徒并肩抗争，基督徒们甚至表示，要在伊斯兰教信徒祈祷的时候，保护他们。从现场祷告时间的视频和照片来看，抗议人群中虔诚伊斯兰教信徒似乎并不占绝对多数。显然，目前埃及民众的信仰已呈现多样化，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是最大的反对者组织，但远远无法掌控局面，目前反对派推出的谈判代表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穆斯林兄弟会则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巴拉迪。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世俗化因素的影响，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国家是否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令人怀疑，这与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的支持率可以一度高达98%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主力之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女性成员甚至早已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装束，抗议最初阶段，抗议者除了反对穆巴拉克长期执政和“传位于子”的倾向之外，还反对腐败、反对高失业率、反对高通胀，这些议题主要是经济性的，并进而以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诉求，而不象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最初导火索——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儿子心脏病发作死亡，导致示威活动的开始。
与近年来多数国家的抗议运动一样，埃及抗议活动中，网络和手机短信是抗议者凝聚的主要纽带之一，这是信息时代抗议浪潮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和广泛动员的优势，同时，借助于网络信息传播而发动的抗议活动必然是追求信息自由流通的，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抗议者的开放心态，不会被某一种特定的学说、宣传所控制，而极权政治的前提则是信息垄断，因此，即使存在极端宗教力量，由于他们无法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进行信息封锁和垄断。和其它转型国家一样，自由、民主也是这次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抗议活动中被公开喊出的口号，他们对民主、自由概念理解相当到位，这是穆斯林国家进一步迈向开放社会的先声。
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霍梅尼、阿里・沙里阿提等伊斯兰宗教领袖的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同，目前埃及社会缺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极端宗教领袖。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变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兄弟会反复声明它属于伊斯兰运动中的温和派，公开表示“我们已和暴力彻底决裂”、“不接受武装圣战”，兄弟会权威思想家甚至表达了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容以及对西方世界和多党制的赞赏，并学会了灵活处理教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已与1928年班纳创立时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符合现代社会宗教演变的一般规律，明显已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因此，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宗教极端势力是错误的。（最新消息说，穆斯林兄弟会公开声称不求获得领导地位，只求自由民主政府。）另外，尽管埃及仍有极端秘密组织的存在，但这些组织长期受到压制，人数很少，在一般民众中也缺少支持，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我们看到，这次抗议活动较好地遵循了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公民纠察队与军人合作，制止了一些零散的暴力抢劫活动，而且抗议者保持抗议场所的卫生整洁、禁止携带武器者参与示威等做法，也体现了很高的公民素质和责任感，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组织能力之高 ，不亚于其它国家变革过程的表现。
因此，对于这场变革将导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虽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但在现实中缺少可见的证据，不应成为外界关注和支持这一运动的障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后整体国际环境的变化，民主成为唯一可稳定预期的政治方向，在国际上已不存在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的主要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取得有效的国际支持（包括资金、道义、理论等）。
在获得主要反对派的授权后，巴拉迪先生（见上图）来到开罗解放广场讲话，公开宣称一个民主的埃及不可能不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试图用这样的讲话打消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担心，促使美国对穆巴拉克施加压力。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选择。出于冷战、美以关系及反恐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与作为专制者的盟友保持密切关系，以实现其国际战略。上世纪苏联的著名异议人士、后担任以色列部长的沙兰斯基曾对美国提出，要取得中东的真正和平和以色列的安全，就应该在中东盟国中推行民主价值观，但这一呼吁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短期计算中，今天，面对埃及革命，也许是美国重新思考其建议的时候了。这场外界看似突如其来的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必有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但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谈和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而没有把民众的感受和需求当做一个切实变量，但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一般来说，这是不容易被重视的力量，但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国的抗议活动提醒美国，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将导致外交上的被动，也不利于美国维护其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民主推动者的形象。西方国家必须意识到，评估一个国家不能只看诸如军队的数量和政府控制财富的多寡，也要看到草根和草根们走上街头的潜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通过自我建设、自我约束以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如果美国将援助中东盟友的军事开支用于提升当地的信息自由流通，是否可以对中东发挥更大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关系考量中，短期的策略性是否可以让位于以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促成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和睦关系，应该成为美国社会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个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是：如果穆巴拉克最终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大规模镇压抗议者，那么，美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道德拷问。因此，美国可能将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穆巴拉克和平解决冲突。目前埃及军队已表态中立，不干涉和平抗议示威。而目前的对立局面只要以和平手段解决，那就必然是民众的胜利。埃及长期以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埃及的民主化道路不可逆转。
总之，我对埃及的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中东革命的最大可能是开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而不是倒退到伊朗式的极端宗教统治。一旦这一判断成真，那么，这一次的突尼斯、埃及之变，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给我们以极大地鼓舞和动力，因而，中国民间对于埃及民主运动的热情关注并非偶然。
显然，中东的变革将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国际连锁反应的障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次的埃及变革极为警觉，很快便实施了网络信息封锁，以避免人们产生对于六四镇压中坦克上街的联想，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以街头运动为特点的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
对我们来说，突尼斯、埃及之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传递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们鼓舞。在抗议开始前，这些中东国家的民众掀起民主浪潮的条件看上去并不比我们更好，首先，考虑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字面意义上，穆斯林世界的接纳过程甚至比中国更为艰难，其次，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是西方国家盟友，民众比我们更难获得西方的理解和帮助，再次，这些国家的法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具有优势，镇压是严厉的。
但他们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的历史上罕见而必须迈出的一步，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公民缺少可以进入议会的代表，也不能自由地在媒体上发言，除了联合起来，他们无法对抗政府，幸运的是，在2011年初，他们成功地联合，并找到了意见表达的空间，那就是城市街头。在这里，他们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并相互帮助，被割裂的原子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力量，这是公民力量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民主化过程中，一般来说，街头抗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专制者彻底堵死改革道路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是民主运动最为有效的方式，尽管22年前的八九民运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街头抗争仍是无法逾越的，当我们关注中东的民主运动时，对于街头抗争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应该逐渐展开。
埃及民众的抗争给我们很多启示，下面是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
一， 面对诸多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共迄今没有展现出开启民主的丝毫诚意，相反却对民间力量采取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特权集团已经做出选择，站在了与民主潮流为敌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抗争将成为必须，而如何将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转化为街头政治的实际力量，也就成为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加强非暴力抗争的技术性研究。在这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颜色革命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这样的研究不应是泛泛而谈。作为民主行为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全面、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处理这些国家中街头运动兴起、发展和成功的详细信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假设、推演等，避免在街头运动兴起时缺少必要的准备。作为“公民力量”的组织者，我已提议，将在原有非暴力培训的基础之上，于2011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和朋友，展开这方面的研讨和培训。
三， 更好地使用互联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从这次埃及革命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街头运动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专制社会中缺少成熟反对派的缺陷，使“民众大脑的虚拟链接”成为酝酿和开始阶段的革命指挥部，以无形力量化解有形打压。有趣的是，埃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断网之举，直接促使了街头抗议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广大的海外华侨和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民主运动力量，一旦中国的街头抗议运动兴起，这些海外华人将会成为国内民众突破信息封锁的重要助力，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界的分割，使身在海外的人也可以起到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作用，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挖掘潜力。
四， 应促使各民主力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民主运动对专制政权的优势是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点，那么，所有的设想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尽管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这是民主的本意之一），但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当一场伟大的革命的机会降临时，民间可以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共同行动，在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采取必要的合作，以参与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形成对专制政权的威慑和有效冲击力量。
五， 坚持非暴力原则，争取最大的社会支持。面对接受了镇压命令的军警人员，我们要强调他们的公民身份，并尽力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平民阶层但是却为腐败的权贵者火中取栗，被迫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要让他们意识到民主事关所有公民的福祉，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要毫不犹豫地坚持非暴力原则，避免各种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树立良好的抗议运动形象，消除观望者的疑虑，另外要提高警惕，防止专制政权派出便衣人员冒充抗议者打砸抢烧，以嫁祸于抗议民众，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第一时间予以揭露。
六， 要通过民间压力及正确策略，促使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为此，民间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呼吁执政集团内部人员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及时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民主不分先后，但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却是天壤之别，对执政集团内部人员而言，及时顺应民主潮流，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其个人负责。
最后，我注意到叙利亚总统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变后的讲话，他说他的时间比穆巴拉克要宽裕，但是如果再不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将太迟，为此，他承诺今年内将推动政治改革：开放市政选举，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权力，制定新的传媒法等。尽管我对中共与民间互动的不抱指望，但我仍然希望中共高层能够注意到并深思这一谈话所包含的信息。历史是公平的，不会留给专制者无限的机会。在成功之前，追求民主的斗争不会停止，而对执政者来说，一旦错失机会，也就再无选择。
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期望已经太久，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仍要有持久的心理准备，虽然中国已经具备了随时再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民主运动的条件，但是对其直接的引发点和启动的时间，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先验的假定，对未来我们需要有各种心理准备，并加倍努力，促使这一过程早日开始。
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
201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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