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史一平:《邱會作回憶錄》的史料价值




1)1970年在長城。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綏圻,葉群,胡敏。



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需要,人爲地區別“敵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鄧小平導演的“以法治國”的真諦。

破譯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鑰匙
邱 會作將軍是名人。他擔任解放军總後勤部的部長達十二年 (1959-1971)。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藍圖(“五七指示”)就是對他的報告的批語。文革期間,他進入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這是由周恩來而不是林彪 直接領導的“軍機處”),後被鄧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员”。經過“公審”,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使“黄吴李邱”和“王張江姚”一起,成 爲毛澤東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鄧小平的同一設計,年復一年,高臥在紀念堂裏,作爲綿延共產黨神聖統治的圖騰,尊享一代又一代黨國精英奉獻的香火。
邱 會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嵗參加“红军”造反。顯然得益于好學深思,僅以文字水平而論,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萬字,除了小部分講自己 的战績以外,以主要篇幅記錄了他在文革中的親歷。作爲“毛主席的紅小鬼”,他理所當然接受了共產黨的歷史觀,但是,連他也終于認清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真面 目。他細心而且詳細地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所做,替後人提供了破譯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鑰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進文革”(P686)幾個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間自始至終的地位。連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也是通過周恩來向林攤牌的。
和 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軍内”和“軍外”加以區別。在敍述林彪在全國範圍内追隨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的同時,一一記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過軍内造反派 插手軍隊的事件。他記下了林彪和徐向前兩個元帥之間圍繞着“怕亂”和“不怕亂”的分歧而展開的鬥爭。按照廣泛流傳的信息,是葉劍英對江青拍桌子;邱會作指 出,這不是事實,事實是葉劍英對徐向前拍桌子。他還記下了楊成武(代總參謀長,本來是林的愛將)轉向江青以後,林、江矛盾的發展。在對楊的處理上,毛連續 開了四次會表示對林的支持,善於翻雲覆雨的江青則迅速倒戈,抛棄了楊。
個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領導層的個人恩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内鬬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來告誡軍委辦事組的名言:“什麽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在林、江矛盾發展的過程中,不謀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樣的問題:“主席是要軍隊(林彪),還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斷是“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但是,最後證明,林彪的估計並不準確。在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毛的首選,已經不再是軍隊了。
準備“九大”時,林彪支持陳伯達起草以“發展生産力”為主題的報告,被毛否定。毛要張春橋以“繼續革命”為中心。這是毛、林分手的起點。雖然林彪被黨章冠冕堂皇定為接班人,但是,無論毛澤東,還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狀況,根本無法“接班”。
九 屆二中全會是黨内外、海内外無法理解的謎。設不設國家主席,稱不稱天才,怎麽成了你死我活的兩條路綫鬥爭?周恩來、康生和林彪、陳伯達一樣,都在發言中主 張設國家主席,汪東興的調子比“黄吴葉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麽周、康、汪榮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捍衛者,林陳黄吴葉李邱卻成了 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麽?發展過程又是如何?是什麽觸動了毛澤東對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懼,使他最後下了如此驚天動地的決心?在邱的回憶錄裏都提供了啓發性 的記載。
對盛傳中的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由於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話還是空話,在這種情況下,使讀者有根據認爲,被告對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説服力的。
再現了一個“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過回憶錄再現了一個“革命”的拜占庭。讀者和研究者們如果把中共最新“審定”的、乾巴巴的、避實就虛、但具有最高權威的黨史教科書,和邱將軍有血有肉的回憶錄加以對照,無疑會得到考據和鑒別的樂趣,並且提高透視歷史和透視中共的教益。
這 是邱氏的獨家記錄,不可能不受到視野和視角的局限。但是我願意向讀者推薦兩篇話。一篇是劉少奇在唇亡齒寒時對戰友彭羅陸楊的批判(P.434-438), 另一篇是林彪在類似處境下批判同盟者陳伯達的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P. 721)。往日的戰友,一旦被毛抛棄,劉、林二人就無例外地以大公無私的姿態,施以無情的鞭撻。這種黨内鬥爭,出於革命的本能,出於向最高統治者效忠的本 能,更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邱在書中秉筆直書,沒有為尊者諱,相當難能可貴。順便提一下,作者在表達對林總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時,沒有忘記客觀地記下了劉少 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泰然自若”的神態和“胸懷寬廣”的氣度,儘管劉已經受到了來自毛澤東的致命的打擊。
作 者的回憶錄沒有終止於文革,他還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後的 “公審”鬧劇,立此存照:“公審是一個‘政治垃圾堆。”(P938)他指出:《起訴書》人爲地把老幹部分成“黑榜”、“紅榜”,“凡當局需要的人,……一 律放在紅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這樣就把……同盟建立起來了。”至於“黑榜”名單,也就是所謂的敵我矛盾,“是由當權者圈定的” (P933)。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需要,人爲地區別“敵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鄧小平導演的“以法治國”的真諦。


(图2)邱會作1980年在“特別法庭”上。

(注:《邱會作回憶錄》2011年1月28日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園書屋經銷。)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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