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評關鍵人物改寫中共黨史背後

**********  亞洲周刊 ．江迅  *************

今年是中共建黨九十週年、林彪座機墜毀蒙古的「九一三事件」四十週年，官方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重評文革和大饑荒，提高對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原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歷史評價，而林彪部下黃永勝的傳記、邱會作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中共政治人物載沉載浮的蓋棺定論改寫中共黨史，也在蘇聯解體二十週年、中東茉莉花革命之際，為中國帶來巨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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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北非和中東的「茉莉花」香飄神州之際，在中國大陸，對中共當代史重要人物重新評價，凝聚成一大熱點：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原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原解放軍空軍司令吳法憲、原解放軍海軍副司令李作鵬、原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當下，對他們重新評價的輿論，接連呈現亮點。所謂「百年觀史」，遵循「論從史出」。二零一一年，是中共建黨九十週年，林彪座機墜毀蒙古的「九一三事件」四十週年，歷史上意義重大的日子，在「茉莉花」香的氣氛中，顯得更具敏感性。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前蘇聯正式解體二十週年，八九年至九一年那場「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非共的民主改革運動，規模之大，聲勢之劇，對當時經歷「六四事件」不久的中共而言，可謂驚心動魄。剛過去的二月二十日「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十多個主要城市醞釀，雖未成氣候，卻令中共如臨大敵。當下，境內外勢力再度湧動四月五日清明節的「百合花革命」，令敏感的二零一一年再添敏感氛圍。反腐敗、反獨裁示威浪潮席捲北非、中東，有輿論認為是「由普世價值推動的一場沒有領袖的運動」，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的主要口號是：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新聞自由，開放報禁；要公義，要公平。面對民間以權利意識為核心的新型反抗，中共正嚴防失控。

歷史是凝固的現實。一月十一日，中共推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九四九—一九七八）》，這是中共迎來九十歲的生日禮物，此書九十萬字，上下兩冊，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這部黨史整整寫了十六年，曾經主持和參與編寫的胡繩、龔育之、王年一、吳冷西、李琦、蘇星、郭超人、桂世鏞、彭明、穆青、薛暮橋、戴舟等先後去世。這部官方編纂的黨史著作，歷經數十輪次修改，報送一百多位高官和專家學者審查和討論，書稿至少四次送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審閱，前總書記江澤民曾聽取匯報，作長篇批示。曾分管黨史工作的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也對編纂和修改提出要求。有學者認為，《黨史·二卷》頗具現實意義，對如何看待「茉莉花革命」會有所啟示。書中對這二十九年的成敗作了盤點，提出十大啟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基本國情出發而正確判斷歷史階段，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發展民主政治等。

黨史二卷刪中共錯誤

曾主管二卷編纂和修改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張啟華說，這二十九年，是一段曲折探索的歷史，是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錯綜交織的歷史，不說清楚以前，就說不清楚以後。她承認，最初書稿寫中共所犯錯誤較多較細，中南海審查沒有通過。為此，編纂主持機構「務虛」三週，統一思想，重修提綱，對一些重要事件重點核查，對一些重要觀點再三討論。《黨史·二卷》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張啟華說，「文化大革命」與「文革十年」是兩個概念，那十年間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文革」，不過還幹了其他的事，外交、科技、經濟領域也取得成就。《黨史·二卷》承認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數達一千多萬，而非有人說的四千萬、七千萬。書中諸多陳述，都引發學界、政界爭議。

諸多學者對剛出版的《黨史·二卷》紛紛提出質疑：「這不是黨史，而是宗教史」，「自己寫自己的歷史能『論從史出』」，「上來一撥人，就重修一遍黨史，但修來修去，也沒能修出一部經得起後代人檢驗的」，「歷史的教訓就是沒有實現憲政。沒有把權力關在籠子裏。沒有實現真正的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民』和『共和』。『人民』和『共和』只是中國人民文字上的奢侈品。因此，這樣的《黨史》不是『史』。而是宣傳品」。

張啟華所說：「我們寫這段歷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是要跟《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再一個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對此，有學者說，「原來，寫這段歷史不必與民眾的認識和感受保持一致，更不必與歷史事實保持一致，只要『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所以一定寫不出真實的歷史，從而也不會幫助共產黨走出陰影」。也有學者說，「黨史也是歷史，其首要價值是真實性。黨史不首先『與真相保持一致』，就如同一個人不講信用一樣，無論他怎樣巧舌如簧，別人都不會相信他。沒有真實性的黨史，是不可能發揮好政治和宣傳作用的」。還有學者說，「寫史在於真實。把檔案封存著寫歷史，而且還要和誰誰保持一致，那不是寫史，是命題作文，書寫的歷史需要上面通過，這叫什麼歷史？任何純學術的東西，一經權力之手，就失去學術魅力」。

張啟華說：「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這跟地方領導為了政績虛報產量有關，所以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學者反駁說，上述講法明顯不能自圓其說。使用「自然災害死亡人口」的提法，就是認定「自然災害」造成人口死亡，可又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三年中導致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究竟是「自然災害」還是「人治災害」？既然「人禍」已佔七成，那「自然災害死亡人口」的提法顯然不確切。看來，如何準確表述那段歷史時期「死亡人口」的真實原因，還要拿出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勇氣。

提高華國鋒評價

曾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是中共黨史中永遠抹不去的名字。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是華國鋒誕辰九十週年。他是結束文革災難、承前啟後，最終導致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關鍵歷史人物。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僅兩年零三個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官方對華國鋒主政兩年多的評價，有貶有褒，貶遠遠多於褒。

歷史學家可以說謊，但歷史不行。二月十九日，北京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六千一百多字長文《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的一生——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九十週年》，對華國鋒的評價，如此正面，如此全面，如此長篇，可謂前所未有。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在北京《炎黃春秋》二零一一年二月號上撰文《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他說，官方最初對華國鋒主政兩年多的評價，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只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如「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等。

還有許多事實需還原

韓鋼認為，近來官方對華國鋒的評價開始出現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國鋒的生平，出現與以往大不一樣的提法：關於粉碎「四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國鋒「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他「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關於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他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韓鋼說：「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評價，但蓋棺卻並未論定，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春節剛過，在中國政壇和文壇一度引出新話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在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上的《再回興義憶耀邦》，獲佔「二零一零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散文隨筆類排行榜榜首。該排行榜由北京文學月刊社主辦。對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正面評價，雖早在多年前已由北京《炎黃春秋》雜誌漸進式一次次突破。過去一年，各地媒體時有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但總體而言，大部分並不觸及敏感話題，只是著重胡耀邦的工作和生活作風。

不過，由全國工商聯原黨組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寫的《中國為什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的序作者是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他曾於一九八一至八六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和擔任胡耀邦政治秘書。這篇序言，是鄭必堅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五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鄭必堅公開提議，建議中央盡快組織力量編輯出版胡耀邦選集。其實五年前，在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時，鄭必堅和龔育之曾就這個問題聯名向中央提過書面建議，但未見落實。

鄭必堅認為，編輯出版黨中央已逝的和高齡的重要領導人的選集、文集、專題論集，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是黨承前繼往、與時俱進的重要條件和傳統。胡耀邦作為黨的重要領導人，從八零年二月被選為黨總書記，到八一年六月被選為黨主席，再到八七年辭去總書記職務，前後長達七年。辭去總書記職務後，他仍留在中央政治局內，直到逝世時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在胡耀邦悼詞中，對他在黨的歷史上的貢獻，特別是在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黨的歷史偉大轉折中的重大貢獻，作了充分評價。因此，也應像對別的許多重要領導人那樣，由黨的正式機構組織力量為他編選集、寫傳記。

退職的中共領導人在內地無法自由出版回憶錄和傳記，卻在回歸了的香港這片特殊土地上出了一本又一本。當下，最熱門的無疑是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邱會作回憶錄》，兩本新書皆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前者四十二萬字，後者上下冊七十七萬字。五年前，原解放軍空軍司令吳法憲在香港率先出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據知，三、四月李作鵬回憶錄也將在香港推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禮堂，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宣布判決，黃（黃永勝）、吳（吳法憲）、李（李作鵬）、邱（邱會作）四員大將是其中四位。他們被指在「九一三事件」前後，圖謀武裝政變，南逃另立中央。這一天，震驚中外的「公審」落幕。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吳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李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邱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特別法庭」審判結束不久，他們四個就由當局匆匆監外安置，這是北京上層一個政治上的綜合考量，這四人交由公安部門管理，而不是交給軍隊或當地黨的系統管理。黃永勝被安置在山東青島，吳法憲被安置在山東濟南，李作鵬被安置在山西太原，邱會作被安置在陝西西安，各家都有家屬隨行，幾乎同時被遣送出北京。

以公審解決黨爭

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寫道：「對我的判決是大錯特錯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為用『公審』這樣的辦法來解決黨內路線問題，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評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從根本上就錯了。在我的判決書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對我的『罪行』滿打滿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條反革命的事實也沒有，一條觸犯刑律的事實也沒有。」「這次審判在形式上是法律，主宰者卻是當權的領導人。黑白、曲直、是非依循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當權領導人的指示，這在黨內開創了借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公開審判黨內高層領導人的先河。事後才知道，公審的一切事情，包括細小甚至很瑣碎的事情，都要通過當權的領導人的批示才能實施。」

邱會作還寫道：「江青是鎮壓過我的，我也是堅決反對她的。但我認為，她在文革中除了自己的錯誤外，主要是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在個人作風上雖然也令人討厭，但這些仍然是黨內路線問題和個人品德問題。我認為，要堅決制止把路線問題當作反革命問題來處理，這在黨內是重要的大問題，一個黨的主要領導者，要具備的條件很多，但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只能有公敵，不能有私敵。一個人無權的時候，受到別人鎮壓，這是別人的問題。但當自己又有權的時候，就用職權報復，這是十分惡劣的行為……這樣做也是黨內和社會長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

邱會作兒子邱路光在接受採訪時說：「父親說，如果自己還在台上，肯定會反對寫回憶錄，自己的經歷就是這些，組織上都清楚。不過，自己被打倒後，尤其是公審以後，寫回憶錄的願望就強烈了，當局說的事與實際的事距離太大。你整完了，也判完了，我接受你審我判我，我服從這個大局，該打的打了，該罰的罰了，劃上句號了，現在應該把事情說清楚了。父親一再說，他是當錯來認，但你們卻當罪來定。這是他心目中對公審的最大區別。當錯來認，但這錯是怎麼來的，是文革路線造成的。比如說，部隊的五七幹校，父親認為，這不是他發明創造的，是中央的決定，總後勤部不可能不成立五七幹校，但誰被迫進了五七幹校誰都有意見，父親被打倒後，進五七幹校的人就說這是我父親迫害他，這些人掌權了，就整我父親，在中國，權力遠遠高於法律。」

《軍人永勝》一書是黃永勝兒子黃正所撰。黃永勝事後也極力否認自己參與圖謀政變而另立中央。書中，父子倆有一場對話：「爸爸，文件上說你們要搞武裝政變。」「我們不但沒有搞，連想都沒想過。」「文件上說你們參與謀害毛主席呢。」「那是笑話，
我要謀害毛主席，機會太多了，容易得很！」「還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呢？」「莫名其妙嘛。林立果那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嗎？還要說跟我有聯繫。跟我有聯繫就不會搞那麼笑話的什麼鬼東西了（意指「五七一工程紀要」，老人口中從來沒講出過「五七一」中的一個字）。」

黃永勝對兒子說：「我出來參軍的時候，這個國家千瘡百孔；秋收起義時，這個軍隊破破爛爛；我入黨時，這個黨有多少人多少槍多少地？對這個國家，這個黨，這個軍隊，我無愧，我值了！」

黃永勝是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青島人民醫院因肝癌去世的。邱會作是零二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的。邱會作聽說黃永勝去世的噩耗，大聲吼：「令人心碎，老英雄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邱會作回憶道，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禮堂，在受審判退場結束時，他倆有機會互相看了一眼。「我看見黃永勝走路都很困難，背是駝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憐極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沒有被壓倒。當我們兩個人的視線互交時，他的表情還是同當年一樣：先微笑後說話。不過，這次我們互相『說』的話，沒有聲音就是了。但萬萬沒想到，這次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眼見，在我們『自己』法庭上永別。過去，共同戰壕的戰友，今天竟成了共同受審的冤犯。老戰友，你是帶著傷疤，又是光著身子去見閻王的。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光榮歷史一筆勾銷了，什麼也沒有了，連勛章、獎章也被取消了，但歷史是任何人都勾銷不了的，人民會永遠懷念你。」

在黃永勝家鄉湖北省咸寧，零四年，他的墓地前，豎起他的銅像。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黃永勝百年誕辰，家人在他老家湖北省咸寧舉辦祭拜活動，在嚴格不張揚的情況下，來了二百多家人、鄉親和朋友。不久後，在北京舉辦了一個《軍人永勝》贈書儀式，林彪、羅瑞卿、陶鑄、高崗、黃克誠、徐海東等一批黃永勝的老首長、老戰友、老部下家人近二百人參加。黃永勝家人舉辦這一活動，整個過程相當理智，當局聞悉派人來看了看，也沒干涉。

有不少朋友曾對黃正提議，幫他買個書號在國內出版。黃正說：「我們謝謝他的好意。若是普通作品就不用審查，我們這樣的題材，出版社一定會將書稿送地方宣傳部審，宣傳部送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查，還有送總政治部審查，反正是不可能在大陸出版的。當然，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朋友願意給我們提供方便，但我們不想給朋友添麻煩。我們不知道會引出什麼麻煩，影響別人的政治前途，影響人家位子還能不能坐。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四十週年，四十年來，我們在陰影下度日，我們很理解這一點，因此，我們不願去麻煩朋友。」

可以說，黃正寫的這部書是前傳，他大哥黃春光正要寫的是後傳，他們還考慮寫外傳。前後傳的主角是父親，外傳就向外延伸，比如寫母親，寫家人，寫周圍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的朋友。由於大哥社會活動比較多，他參加將軍後代合唱團而四處走，目前，他的資料收集已經基本完成。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歷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迴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回首中共黨的歷史，對敏感日子頗多的二零一一年，應當有所啟示。■



專訪﹕原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林彪部下邱會作兒子邱路光

邱會作說起江青就生氣

邱會作用了整整二十年手寫一百六十多萬字回憶錄。他說起江青就生氣，認為與江青最早展開鬥爭的正是黃、吳、李、邱，而公審判定黃、吳、李、邱政變，缺乏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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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路光是黃、吳、李、邱及其家屬被當局關押時間最長的一位，從七一年到八三年，用他的話說，「真是千辛萬苦」。他是一九六八年出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兒子。由於被指認為「謀害江青」而扣上「現行反革命」罪行，在學習班（實為專案組）關了三年，在北京第一監獄關押三年，而後流放西北馬場勞改三年，繼而回到部隊被看管，在前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及萬里等中南海高層批示後，復員回到北京。回北京後在大學教的是數學。他曾下海經商，遭遇車禍，躺了一年多。

他父親邱會作於八一年從秦城監獄出來，被「保外就醫」到了西安，翌年動筆寫回憶錄。邱路光說，邱會作有寫回憶錄的願望，心裏又有許多話要說，於是就把回憶記下來。在西安，由於生活條件太差，家裏僅有一張幾把椅子，連紙和筆都沒有。母親從勞改農場出來到西安與他會合，由於身份特殊而敏感，當時邱會作夫婦與鄰居接觸不多，為了父親寫回憶錄，母親還是去鄰居那兒要了些紙，有單位辦公用紙和學生用紙。

邱路光說：「剛開始的那些日子，沒有資料，也沒有人交流，都是父親從腦子裏擠出來的。他是大老粗，沒有寫作計劃，沒有寫作提綱，想到一些，就寫一些，想到什麼就先寫下來再說，而後歸類整理。」就這樣寫了一百六十多萬字。寫了整整二十年，從八二年起動筆，到零二年二月，邱會作還在修改，四月病倒了，七月十八日去世。邱會作是用筆寫的，幾個孩子就幫他電腦打字，他一再修改。他用筆寫的初稿，裝滿整整三大旅行箱。他參軍前是個農民，只讀過兩年私塾。因此，這初稿不免有重複的內容，前面敘述了，後面再次敘述。這二十年，邱會作還做了很多筆記，有時躺在上，一想到什麼，趕緊寫下。他當年的秘書也七八十歲了，但都千方百計替他收集資料。

邱會作的原稿做了一些刪節，主要刪除寫童年時期的文字，把五次反圍剿、長征、延安、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字作了壓縮，盡量保留文革部分。邱路光說，主要是考慮面對讀者，騰出更多篇幅給讀者感興趣的內容。許多素材都作了查核，而後作修整。

邱路光說，說起江青，父親就生氣：「你們現在都說自己早與江青一夥人作鬥爭了，其實，你們有誰鬥爭了，不都是含著熱淚向毛澤東作檢討，向毛澤東請罪。這就是黨的悲劇所在。」邱路光說，與江青最早展開鬥爭的還不是黃、吳、李、邱嗎？關於黃、吳、李、邱的問題，關鍵是三大坎：林立果有沒有政變；如果林立果有政變，不等於林彪有政變；林彪有沒有政變？有也罷，沒有也罷，黃、吳、李、邱肯定沒有政變。

從《邱會作回憶錄》談到《黨史·二卷》，邱路光說到黨史的真實性問題時說，官方安排下寫黨史的這些人，他也接觸不少，有的還是朋友，他們心中都有一桿秤。（江迅）■

專訪：解放軍原總參謀長、林彪部下黃永勝之子黃正
還原黃永勝填歷史空白

黃永勝從監獄出來到去世只是一年多時間，未留下完整文字，沒有邱會作、吳法憲那樣的手稿或談話錄音，可供查找的出版物能繞就繞。家人核對資料、記錄交談內容，提供了立體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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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歲的黃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上將之子。在深圳居住二十七年，用他的話說，「既不大貴，也就不可能大富」，如今「有房有車，過著小康生活」。他是父親傳記《軍人永勝》的作者。他曾用名「黃春耀」、「項群」，曾就讀於瀋陽音樂學院附屬中等音樂學校，畢業後在廣州軍區海上文化工作隊、四十二軍一二六師三七六團服役，專業後曾在廣西、青島深圳多家機構和企業工作。二月十一日，就父親傳記出版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父親為什麼自己沒有寫自傳？

父親生前不贊同寫回憶錄。他認為，戰爭年代的內容，根本不用他寫，組織上清清楚楚，文革的內容，卻是一筆糊塗賬，九一三是怎麼發生的，父親更不知道。當年他就說過，一些回憶錄總是拔高自己，高到令人不可信。有些自傳，只寫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不寫自己如何走麥城，明明是戰役指揮員、戰術指揮員，只是在一個局部，但往往用大篇幅去描寫全局，浪費筆墨。因此，一些回憶錄頗受他詬病。

你是很早就想寫父親的傳記的嗎？

二零一零年是父親誕辰百年，家人常常說可以做些什麼事，以紀念老人。鑑於大家都知道父親是有名戰將，但不論是對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或坊間各種傳聞，都難以完整講述他這個戰將完整的戰功。零八年，當局對現代史人物的評價、對當代軍史人物的評價不再像以往那樣必須按中央的統一口徑，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不過，有關我父親的部分，還只是集中在解放戰爭那段歷史，而紅軍時期、抗戰時期，包括解放戰爭初期，幾乎都空白。因此，家人覺得，不能再聽任這種情況繼續，而應該出來做點事。否則，我們這些子孫就是不孝了。因此，最初寫這本書，只是從孝心出發，盡可能將老人一生完整重現。一開始我沒有準備寫成這樣一本書。

是零八年開始動筆的嗎？

零八年春天開始立意，開始收集資料。大陸正規出版物上，關於我父親的文字，包括軍事部分，基本上是空白的，作品大都繞開他走；政治部分，很多是胡編亂造、捕風捉影，往他身上隨意潑髒水。比較典型的是大陸所謂政治解密的紅色作家師東兵，他寫的東西基本上全是謊言。他寫文革所涉及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我的評價是不堪入目，毫無根據。一開始想做的只是整理履歷那樣資料性的東西，這部分內容就是書裏標記為軍人檔案的部分，與老人有關的年代、地點、部隊、職務，經歷了哪些歷史事件，打了哪些仗。這些內容花了我一年時間。我在書店買了一大批軍事書，一段段查找，當時父親在哪個團、哪個營、哪個連，他的上級是誰，是羅榮桓，羅有詳細年譜，父親是他手下，因此也經歷了這些戰鬥，就這麼逐漸搭起一本書的框架。

收集資料遇到最大困難是什麼？

首先，我們黃家畢竟有個不足的地方，父親從秦城監獄出來到去世，也只是一年多時間，父親也沒有留下完整的文字，沒有邱會作、吳法憲那樣的手稿，也沒有他談話的錄音；第二，凡是可以去查找的檔案館，他們都不願接待我們，總是用公事公辦的話搪塞我們，聲稱不接待個人。有些老幹部寫回憶錄，可以由老幹部局、總政治部、新聞機構提供查閱檔案的證明，我們卻不可能；第三，可供查找的公開的正規出版物中，關於黃、吳、李、邱的內容，是大段空白，能簡就簡，能繞就繞，能不說就不說。

從寫作到出版，有沒有受到當局阻擾？

零九年起，我就開始往這框架裏加血肉，寫了一年，還算順手。這一部分內容，主要是我和家人直接聽父親說的，還有黨史上一些老人的回憶錄和其他一些正規出版物。二零一零年初，書稿基本殺青。最後是整部書的結構調整和文字潤色，而後就開始聯繫出版，趕在老人誕辰百年前出書，那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書稿拿到香港出版，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只是出版後將書運回大陸須經海關，事情就比較複雜。

讀者熱衷政治解密，最有興趣的是文革期間發生的事，是你父親當總參謀長以後，包括九一三事件，但從現在的書看，內容似乎弱了，是你有所顧忌而不願展開嗎？

不是我有顧忌，當時我收集資料時，大哥春光也在收集資料，兩人幾乎同時開始，兄弟間有個默契，我寫的內容偏重戰爭年代，大哥在父親身邊時間比較長，特別是後期，與老人直接接觸的時間多，因此偏重於四九年以後，包括文革、從廣州到北京，九一三時間，特別是法庭時期。因此，我寫的這部書，在尾章留下充足的空間。我的書在這一時期主要寫兩大部分，父親怎麼當上總參謀長的，這是父親直接告訴我的，大哥不在場，因此沒有我知道得多。當然，在其他方面，父親與大哥的談話更多，大哥是家中長子，這是天然優勢。我偏重於戰爭年代，算是寫前傳，大哥就可以集中寫四九年以後的部分，即後傳。

關於你父親晚年的淒慘生活，為什麼你著墨不多？

主要是擔心這部分內容會沖淡「軍人」的主題。不過，我是努力寫出父親立體的形象。父親是將領，但他有他的毛病，有些仗，他沒有打下來，比如熱遼五戰皆平，隆化六攻不克，長征時期打的仗，也有攻而不克的，但他至少沒有慘敗過，沒有丟盔棄甲。他最大缺點就是驕傲、抗上，與政委關係沒處理好，我不去評價是非，但事實是存在的，我如實描述。父親一生有三大空白：井岡山時期，晉察冀時期，冀察熱遼時期，沒有文字記載，父親生前對我們也不願多講，因為他覺得這時期的仗，他打得很窩囊。因此，我們補這些空白很辛苦。（江迅）■

歷史和現實正悄悄變化

在中國面臨茉莉花革命風潮之際，中共黨史正悄悄修改、微調，展現比較多元化和寬容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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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現實發展之間總有一條秘密的通道。在中國面臨茉莉花革命風潮之際，中共黨史正在悄悄地作出修改、微調，展現比較多元化和相對寬容的態度。

中共黨史上的大案：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主角林彪已經葬身蒙古，他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多年身繫囹圄，終默默而逝，但他們生前都不甘心將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帶到地府，而是拼死也要將真相寫下來。

黃永勝和邱會作的回憶錄最近在香港出版，填補了黨史一段空白，寫出林彪與江青的巨大矛盾，也顛覆了官方過去所定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提法，指出將這兩人捆綁在一起的荒謬。黃、邱二人的銅像近年在他們的家鄉樹起，顯示當局早已事實上為他們平反了。

這也和林彪的負面形象消褪有關。二零零七年，這位過去被視為「反革命」的人物，在官方的論述中，被悄悄地摘下了「反革命」的帽子，等於被非正式的平反。有關林彪四野的著作、回憶錄，都大量出現，讓這一代元帥，在書海中尋回了他在政海中的榮光，也尋回了他在火海中的威猛與應有的評價。

而華國鋒的歷史座標，也從過去的「凡是派」的標籤中走出來，不再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而是打倒四人幫的靈魂人物，在黨史中擁有更高地位。

胡耀邦的評價也越來越高，對於當年他被迫下台，都有更多的不滿，他兒子胡德平的新書最近出版，由溫家寶、曾慶紅寫序，而溫家寶紀念胡耀邦的散文，被《北京文學》評為散文隨筆排行榜的第一名，更有指標性的意義。

這都是最新的政治風向，反映了中共高層對自身歷史的新態度：比較寬容，在價值的光譜上，容納更多元化的路線和實踐，而不是動輒推向對立面。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維繫這個執政黨的正當性，否則一大堆參與打天下的「老革命」都變成了「反革命」，也等於自毀長城，自扯後腿。

這樣的寬容與多元化，是否也會延伸到當局對茉莉花行動的應對？
網上呼籲「結束一黨專政、開放報禁」的口號，也是很多老百姓的心聲。他們都熱愛國家，希望真正的「大國崛起」，讓每一個國民的權利和尊嚴得到尊重，而不是粗暴地將參與者視為「叛亂分子」。

尤其茉莉花革命的特色，就是沒有領袖的「無組織的組織」，顯示網上沒有中心的權力版圖，卻可以顛覆了現實的權力版圖。傳統的鎮壓，無法長期封殺四億多網民所建立的新傳統：網絡的自由是不可讓渡的權利。這是最新的普世價值，也是推動權力制衡，避免陷入絕對權力絕對地腐敗的歷史窠臼。

事實上，最近一些中共高層的子弟所組成的「延安兒女聯誼會」，也上書提議要在黨內舉行直選，打破長期以來的黑箱作業，不再讓權力在密室政治中私相授受。茉莉花的力量不僅在街頭，也在千千萬萬的黨員和人民的心中萌動。■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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