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03
近来北非突尼斯和埃及反对独裁政权的大众民主化运动的突发性进展和成功，很自然地使得中外观察家把它们和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联系起来，作为中 国民主化的一个参考。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中国的民主化横跨了冷战后两个民主化的浪潮。第一个是前苏联共产党阵营的瓦解，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今天的 越南看来还在步履蹒跚地实现政治改革；另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独裁政权的危机，包括当前的埃及和突尼斯，还有非洲一些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如赞比亚和苏丹，也有中国的近邻缅甸，北朝鲜和远在拉美的古巴和委内瑞拉。中国在这两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它的角色和地位。在前一波民主化中，中国首先通过经济改革转移了对政治改革的压力，然后用所谓国力的增长和政治的稳定来反衬被它夸大甚至捏造的所谓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危机，从而论证自己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的正确性，基本上度过了那个危机，虽然留下了 沉重的负担。面对后一波浪潮，中共输出所谓中国特色，即不惜环境和社会公平的代价发展经济，向那些独裁国家作出示范，同时向它们当中的一些提供经济援助， 发展经济关系，用经济扶持独裁政治，在国际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小环境。中共的这一套对策，在一定时间内确实收到了效果。
近来北非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小环境很可能很快将成为历史，中国的一党专制在国际上将更加引人注目，在道义上成为众矢之的。
但北非国家的政治突变和中国的现实之间极其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例如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反抗运动的直接目标都很明确和有限，是某个领导人的去留，而军队虽然接到镇压的命令却决定保持中立。但在中国，后89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始终是一党专制的问题，而不是某个领导人或者派别的去留，不是人民和某 个家族的恩怨。中共的整个精英阶级在各个层次上都有一个寡头集团和派生出来的利益集团，因此任何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其诉求都更为广泛和复杂。
在突尼斯和埃及，军队被统治者作为最后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不听使唤，独裁统治就完结了。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1989年以后，中共吸取了用正规军镇压人民政治抗议的教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武警。这个武警是最典型的中国特色。虽然有些国家在军队和警察之外也有类似于中国武警的国家宪兵，但他们的数量很有 限，主要用于一些非常特殊的警卫和防暴任务。而中国的武警实际上是一支完全可以和任何正规军交战的武装部队，它不但有高达师一级的建制，而且有和正规军一 样的装备，更有对付城市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特殊装备和训练，可以说是一支对内的常备正规军。这样一支军队用于镇压国内政治反抗，既有正规军的威力，又可避免 滥用国防军的恶名，同时减少兵变的危险。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问题不是高高在上的以某个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对立，而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中共的各级组织是和政府平行的，中共的成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家庭。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分配的任何重大 改变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党和社会的关系，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党内部的重大政治变化。苏联东欧的巨变就是如此。
此外，自90年代以来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和强国意识也给中国民主化增加了变数。很多民族主义者都相信中国民主化，尤其是通过大规模政治抗议导致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实现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国家的分裂，而今天中国的崛起正是当初拒绝民主化的成果。
所有这些，都是讨论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时需要真正考虑的。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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