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一个思想类的知识分子同人网站“共识网”推出了一项在线调查，评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在秦晖、贺卫方、于建嵘等一长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界人物中间，韩寒的名字赫然在列，并且在长达数十天的投票过程中一度高居榜首。最后，韩寒以仅落后第一名贺卫方6票的1310票屈居第二。这是继2008年韩寒当选“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的又一次获奖。这个结果既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又在另一些人意料之中。
说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是因为韩寒既没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份，又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训练，“公共知识分子”从何谈起？说它又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自韩寒2006年底开始网络写作以来，他的博客已经以近4亿次的点击，创下了令人咋舌的记录。相较于这个点击率，1310票是一个过于微不足道的数字，韩寒只需在自己博客上贴出投票地址，无数粉丝定会让这个票数后面加上两个零甚至三个零，令苦心孤诣很多年的学者颜面无存。窃以为，这区区1310张选票毋宁是共识网和韩寒之间沉默的共谋：在网站看来，无论如何要给学者一点面子，第一名多出来的6张选票，犹如6块砖石，人为垫高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影响力的高度；在韩寒看来，自己根本无须知识界的封赏，这头衔反而意味着某种虚妄的担当与责任。
无论是否“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博客写作都触及了当代所谓知识分子眼中的时代问题；而知识分子们对待韩寒的态度，也触及了代际伦理的问题：在这个日益板结的社会，年轻人是否还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不模仿上一代人，也不走向反面的新活法？而上一代人，是否已经做好足够的准备来迎接或培育（如果有可能的话）“新人”？
在这个嘲讽一切的时代，已经有太多人因为“过于严肃”地谈论韩寒而被骂得体无完肤。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以一种平实的态度，贴近观察韩寒在公共空间的博客写作，并以之为镜，反思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困境。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韩寒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谈到韩寒。陈丹青在接受《晶报》采访时谈到韩寒：
“韩寒……就是我做我自己，我表达我自己。我们身上奏效的那些意识在他那儿不奏效了。你拿现在各种大道理哄他吓唬他，不可能。他在几个问题上的发言很过硬。我们这代的人格还很幼稚，动不动就喜欢讲大概念，老一套教育又没变，所以‘70后’、‘80后’许多青年也遗传了我们的基因……到了韩寒他们，终于换一套思路话语了。”
崔卫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像韩寒，一个属于体制之外的人。他又能写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止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感到自己是一个垃圾，什么都不是，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这是有可能的。”
除了这两位之外，很多知识分子都明确表达过对韩寒的欣赏，我身边也有不少韩寒的知识界“粉丝”。归结起来，他们欣赏韩寒的理由不外乎陈丹青和崔卫平所表达的：首先，韩寒拥有“体制外”的身份，或者说他的生存不依赖于写作；其次，韩寒的表达是有力量的、过硬的；第三，韩寒的写作克服了上一代人的固陋，“我们身上奏效的那些意识在他那儿不奏效了”。我相信，正是这三条理由——但不仅限于此——为他赢得了1310张来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票。
之所以强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韩寒的青睐，首先是因为这个选票不是《时代》的选票——今年5月，美国《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韩寒以将近100万的投票数获得了票选第二，并在最终“艺术家和娱乐界人士”的总排名中名列第24位，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文化人物——众所周知，即便抛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因素，美国人的看法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终究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这1310张选票以及背书的理由，犹如一面魔镜，照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知识界的种种不足。
身份与写作
“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舶来词汇，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媒体、网络空间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且不论这个词背后的原始色彩，它在中国的流行至少具有着启蒙和守护良知的作用。一般而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第二，发言的主题是公众关心的事件或问题；第三，其立场要超越自己的职业属性或阶层属性。
韩寒被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这几年，恰恰是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走向衰落的几年。如果不考虑到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韩寒为什么会在知识界赢得如此多的掌声。知识分子的衰落与公共知识界的断裂，又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以及学术环境息息相关。贯穿1990年代的“左右之争”虽然鱼龙混杂，但至少各个知识派别共享着基本相同的问题意识。新世纪十年，共同的问题意识被剧变的时代打散、分化组合，不再有足以统摄知识人思考的共同问题。说白了，十几年前，大家至少还能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谈一谈，十几年后，连这张桌子都无处安放了。
如果说十几年前大家讨论的问题可以用“更公平还是更自由”来概括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诸如发展模式问题、传统问题、民生问题、大国战略、地缘政治、民族问题、社会伦理等等问题一股脑涌现，没有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知识人有把握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知识界被大大分化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在20年前不存在，它们只是不在公共领域和聚光灯下存在。同时，整个社会环境酷似恩格斯笔下18世纪的德国，“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社会舆论……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另外，学院体制的日益僵化、学者伦理的沦丧，以及学术规范的缰锁，也让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日渐微弱。
就韩寒而言，他的“职业赛车手”和“博客写作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是很多职业学者梦寐以求的。韩寒通过博客进行写作，同时他的生存又不依赖于写作本身，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值得羡慕？首先是因为在当下中国，自由写作需要通过自身以外的东西得以拯救。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随心所欲地写点什么，首先你得能养活你自己。靠公共写作吃饭的人，如学院内的学者、作家和媒体人，基本都要仰仗体制的供养。举国之下，所谓体制外、边缘者的说法，更像是一种掩耳盗铃。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要么躲在书斋中，在愈益精细的学科分类里消磨才智，要么曲意迎合。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需要考虑太多东西，当然第一位的还是生存。新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生的就业状况如此严峻，使得本来就很少的“读书种子”很难有尊严地、后顾无忧地进行公共写作。韩寒通过赛车手这一职业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并且这个职业使他有足够的闲暇和经济基础去从事相对自由的写作。
赛车手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使韩寒基本不用考虑“职业”带给他写作上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一个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比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公务员去批评他所在的“单位”，一个大学老师在科研压力下、专业之外“不务正业”，一个记者不受发稿量、发稿时间和各种“规则”的限制。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代价太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韩寒也不具备一般公共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相关专业背景——除了他就杭州飙车案所发表的评论。在这个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韩寒难得一见地运用自己的专业赛车知识对案发时的车速做了推测：
“在杭州这起事故里……交警部门说，他当时的速度是70码，我个人不是很认可这个速度的认定。当然，街上目测者的叙述只有参考价值，不能完全取信，但是，如果是70的速度，在这样的马路，视觉上是不会让人产生“快”的感觉的。这辆车原厂的刹车配备非常的顶级，是准赛用的级别，100公里的速度刹车到0大概需要35米，车辆撞到人以后过了50多米才停住，我们假设他当时全力刹车，那速度应该是在每小时120公里左右的。”
在这则评论里，我们看到韩寒基于职业赛车手的身份和知识，对案发时的车速这一关键事实作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个推测既不是对官方的迎合，也不是对普通网民的认同，是真正具备典型“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言论。除了杭州飙车案，以及他就四川北川县政府采购公务用车发表的评论之外，他的绝大部分写作都是与赛车手的职业背景无关的，如果非要说“身份”的背景，那么可能只有“80后城市上网男青年”是具备的。既然“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要素：专业背景是基本缺席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考察一下他的写作风格。
批判和调侃之间
陈丹青认为韩寒的发言“很过硬”，崔卫平也认为韩寒的写作是“有力量”的，然而，在韩寒的大部分网络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风格更多地是一种调侃和消解。这在他早期的博客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他2006年11月28日写作的博客就一则社会新闻发表评论，新闻内容是安徽省巢湖市一名警察奉令射杀疯狗时，子弹意外射中一名行人的身体。万幸的是，这名行人没有生命危险。
这篇博客的题目为《好枪法》，真正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
“处理疯狗没问题，数名民警在一位副局长的带领下持枪赶到现场说明当地治安实在太好，警察都闲的厉害。得知道难得可以掏枪射击并没有被对方击中的可能性后都争先恐后。最厉害的是，用板鸭（够费心）把狗引到空旷地后，持枪民警掏枪发射数枪，面对这么大的目标，能够做到无一命中，弹弹虚发也着实不易。群众比警察更闲，那都掏枪了还在围观．‘那名青年几乎是半蹲着走到民警身边，吃力地告诉民警，子弹射到他身上了’这一情节也相当电影化。最后，群众的建议更加经典，应该在现场周围拉一道警戒线再开枪。那谁负责固定疯狗？”
在这二百余字的评论里，老实说，我很难发现“过硬”和“有力量”在哪里，既没有对警察的出警机制，警用枪支的管理、使用机制等真正“硬”的内容所做的评论，也没有对群众生命安全的关怀，有的只是一些调侃和戏谑——“这一情节也相当电影化”。为什么这样的评论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如果说2006年韩寒的公共写作风格还没有真正形成，那我们再看看他近来的写作。
今年（2010年）6月24日，世界杯朝鲜对巴西的比赛之后，韩寒就朝鲜问题发布了一则题为《亚细亚的孤儿》的博文，他写道：
“别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不能评论，于是我们只能去评论评论别国的内政。我总是以五十步盼百步的心情，期待着朝鲜融入这个世界里，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哪怕就像我们那样，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左顾右盼，说东去西，至少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再不会抚摸着领袖的像章含泪起舞。所有人都服从于某一个人或者一个观点从来不是判断一个国家和政权好坏的标准。其实到了今天，什么主义，什么精神，什么旗帜，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几十年前，我们总是在纠结，权力到底要落在什么阶级的人手里，事实上，权力掌握在什么阶级的人的手里都不重要，任何获得权力的人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从来就没有谁可以论证他们天然和必然的会去维护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在这篇博客里，我们也没有能够看到韩寒就地缘政治、政治学原理发表什么“过硬”的、有力量的洞见，他所说的在很多人看来早已是常识，比如“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为什么充满调侃，顶多是常识的书写竟能一时洛阳纸贵呢？我想，是时候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无趣了。作为这个时代正常的普通一员，如果你当真无法理解韩寒文字里调侃的意味和常识的珍贵，那你真的是OUT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调侃和常识成为珍贵的东西？
严格地说，“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当初它在法国产生时所具备的批判精神。对于这种批判精神是不是必要，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做过反思，比如雷蒙・阿隆就认为这只不过是左派的神话和知识分子的宗教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就要走向调侃，相反，雷蒙・阿隆寻找的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
调侃算不算“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我不知道，至少，调侃是一种消解，是“弱者的武器”，正如韩寒在知道自己获得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个全球有影响力人物之后的表述：
“最后说回到所谓的影响力，我经常非常的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怕搜呢还是不经搜，往往在搜索引擎上还搜不到他们。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最后狗过天晴，一切都无迹可寻。我只是希望这些人，真正的善待自己的影响力，而我们每一个舞台上的人，甚至能有当年建造这个剧场的人，争取把四面的高墙和灯泡都慢慢拆除，当阳光洒进来的时候，那种光明，将再也没有人能摁灭。”
韩寒非常明白自己的写作算不上“硬”和“有分量”，这样的代价将是自己成为“敏感词”。因此，在掌声的另一边，一些人反对韩寒恰恰是因为他不够“硬”和“有力量”。如果说一些人欣赏韩寒是因为他符合了他们心中的某种形象，那么另一些人反对韩寒也是因为他与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形象不符。换句话说，韩寒只是他们争夺的一个符号象征。
一些人急切地想把韩寒树立成继王小波之后第二个知识偶像，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原因恰恰是由于真正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缺席。知识分子由于社会板结时代“身份”的限制，以及固有的“书生意气”，往往为这个大众娱乐的时代所不容。而韩寒的语言特点，正是一般意义上知识分子很难做到的，或者说是放不下身段。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风，去此久矣。很多人也因此把韩寒看作“鲁迅再世”。
问题是，这些人——往往是上一代人，这么要求韩寒，是不是正当的？
代际伦理
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里，鲁迅对“代际伦理”做出如下界定：
“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鲁迅又说，“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鲁迅所说的问题，至今恐怕也让他无法解答。在变化尤烈的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长者”，对待韩寒都不能做到“放他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是把他看作一个需要争夺、命名、规训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如前所述，就纯粹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而言，韩寒很难说完全符合。如果说这个“80后城市上网男青年”有什么值得知识分子称道的地方，无非是他说出了很多知识分子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说得不精彩的话，这些话是如此稀缺，以至于他们把韩寒的存在看作一个胜利。
老年与青年的争执，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代际之间文化心理的延续，说得好听叫做“传承”，鲁迅则称之为“因袭的重担”。鲁迅所面对的代际伦理问题，于今尤烈。陈丹青所说的老的“概念、意识和教育”，是上一代人——或者说“前80”一代人生活其中而又无从摆脱的无物之阵。泛政治化、泛体制化之下有无新的“活法”？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市场经济的力量。但是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带来的文化后果，却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伦理崩溃。旧的东西不断瓦解，而新的事物却又在模仿旧的事物。这情景和托克维尔谈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感受何其相似，“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而韩寒的网络写作，在很多人看来，则像是一颗来自新大陆的种子，他们期望这颗新的种子能结下自己心中的果实。
这株新的果实能否通过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得到？我对此不抱乐观的态度。这自然是一个与本文无关的话题，我们只需指出，其实在韩寒身上，目前显露出来的也只是消解的力量，新的、具有生长性的力量，还远为出现。
很多人企图为韩寒命名，削韩寒以适履。“公共知识分子”的命名只是其中之一。对此，韩寒本人是充满警惕的。通过他在网络上的发言，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他对正与反两种力量都有着明确的抵触。如果说“正”的一方是来自传统与体制的规训的话，那么反的一方则是来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将他树立为正义旗手、公众良心的尝试。交织在作为文化符号的韩寒身上的力量还有很多，对这样的争夺，我们只能说，自由是需要守护的，“天使”飞到真正宽阔光明的地方，首先需要将自己武装起来。
（完）
本文节选自《谁制造了韩寒？——关于韩寒的对话》 L.A.W. /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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