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

杨继绳: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作者:杨继绳


  1972年夏,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发1972年[28]号。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转发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第一篇内参题为《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第二篇是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第三篇是反映驻军退出民房的情况,第四篇是写退房后军民关系改善。后三篇反映的情况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后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这个文件在中共中央转发内参的按语中要求天津驻军迅速改正错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条当时称为“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在一个苹果园里不吃园里的苹果,说不吃是光荣的,吃是可耻的。毛泽东旁敲侧击,用吃苹果的事来说明军队占用民房可耻,退房子光荣。
  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执笔的,后三篇是马杰执笔的。
  这几篇内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而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人物的子弟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子弟。在下乡知青中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上学,老子百姓儿务农。”当时我年轻气盛,下决心揭露大学招生“走后门”的事。我到南开大学主管招生的部门了解学生来源,还直率地提出了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资料,他们搬来了一大摞,我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盖上了大红图章。哲学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都是手续齐全,无法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我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号门前军人站上了岗,这里的房子(当时大概是建筑设计院,上世纪80年代为天津城市规划局)最近也被军队占了。联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军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大学招生走后门抓不着,军队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我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调查军队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之嫌。这个题目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没想到贾文英、阎晶昌、虞锡圭、李荣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荣昆提议,军队是马杰分管的,马杰应当参加。我上楼把政文组的马杰叫了下来,马杰大力支持,积极表示参加这个调查。阎晶昌说:“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当时市房管局并入公用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仲林、孙国荣、李子荣、侯树民、乔虹等人。据他们介绍,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著名泌尿专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号,被公安局军管会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全国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歧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有。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根据座谈会上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例如,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位团级干部说:我不能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一位女房管员还带我从外面远远地看了几处被军队干部占的小洋楼。接着,我调查了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张玉昆,他介绍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我还调查了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马杰调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儿园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事后据“落实中共28号文件办公室”向我介绍,在天津驻军20个单位即六十六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05部队、海军航保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万平方米。)
  材料齐了以后,我很快写出了稿子,郭宝树打印后交给分社负责人任丰平,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签发给总社,他冒风险承担了政治责任。
  几天以后,从总社传来了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振奋。也有好心的人告诫我:别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他的告诫是有根据的,揭露权倾一时的军队的问题,还会有好结果?事实上,正是周总理主持的这个会上部署解决全国军队占用民房的问题,并由此纠正军队在“支左”中因权力太大而产生的不正之风。
  军队占用民房不仅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前,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事先对天津驻军进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让天津驻军领导人向新华社记者表态(总社通知我们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我和马杰到六十六军时,刘政军长笔挺地站在传达室门前,见了我们立正,行军礼,说他已恭候多时);又让天津驻军立即退房,保证在“八一”建军节前退完;还让退房后组织拥军爱民活动。这些活动也让我们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说:“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还要求各级“退出水平,退出风格”。同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爱民教育和纪律教育。家属准备来队探亲的,打电报不让来,请假的也推迟了。7月19日,六十六军带头,动用两个连队把军部从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址(百货大楼后身)。搬家的部队车水马龙,十分壮观,群众夹道拍手欢呼。为了保证六十六军搬回去,天津市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的修缮队伍,还有200多名战士,日夜奋战三四天,7月18日零点完成了对新华路28号的修 理,保证了六十六军7月19日搬回。
  对于军队即时退房我是很高兴的,但对于军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和拥军爱民活动我心存疑虑。例如在东风大学六十六军举行的拥军爱民盛会上,天津市一些领导人(如市委书记解学恭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蔡树梅、王淑珍)的发言,对军队占用民房没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反而对军队大加赞扬,好像欢迎从前线凯旋的部队一样。看到这些情况我心中不平,想站起来说话,坐在旁边的任丰平把我按住了,但对写后几篇稿子持消极态度。多亏马杰识大体、顾大局,由于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后三篇稿件,实现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即退房,全国所有驻军都突击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民房近百万平方米。新华总社让全国各分社写当地驻军退房的情况,从各分社的内参稿中可以看到,各地军人搬家都颇有声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在“文革”中权力部门大量扩张办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万平方米。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军队一时退房困难,搬家拖了一段间。如被4688部队占用的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没有退,后来地方给了三处房子,才换了出来。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退出来,直到引发一场学潮,“二炮”才不得不另迁新址。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军队占房问题?当时市委领导人、毛泽东的亲戚王曼恬说:“这不是腾几间房子的问题,意义深远。”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文革”中军队势力过大有些担忧。
  “文革”期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一时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军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52作的军队干部共有4035人,其中有3172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全市区、局党委书记60人(60个单位)中,军队干部44人,占73,3%,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11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10人,占90.9%。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向林彪和黄、吴、叶、李、邱那个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抛石头,挖墙脚”就有抑制军队的意思,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泽东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应当是解决军队问题的余波。
  驻军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过高地估计了新华社记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认为新华社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申诉,纷纷到分社上访。那时新华社还真有点威望,有时给上访者单位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上访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150号分社所在地人满为患,有时一天上访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小花园都挤满了。上访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业界知名人士。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传达室生连起老头每天发十几个号,有人为了拿到号,头天晚上在分社的围墙外面墙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阎晶昌、孟子君等人专门接待来访,帮助上访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接待来访中触及大量“文革”中的问题,引起当时市委不满,市委副书记、六十六军军长兼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政批评分社超越权限,管得过多。这样,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众上访。


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

当法律偏向同情罪犯,谁来同情受害者?

来源:斌闻天下  2026-7-31

近日,英国一宗刑事案件引发广泛争议。

据媒体报道,三名案发时约13至14岁的男孩,在英国汉普郡分别轮奸两名14岁和15岁的少女。案件材料显示,几人在实施性侵过程中不仅嬉笑,还拍摄录像,并分享了部分内容。

案件进入审判后,南安普敦刑事法院法官并未判处监禁,而是作出“青少年康复令”,并表示,不应轻易给这些年轻人贴上“罪犯”标签,应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还当庭表示:“今天你们谁都不必进监狱。”

这一判决公布后迅速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受害者之一形容,判决结果“像一块石头砸在脸上”。在公众和政界持续施压下,案件最终进入上诉程序。2026年7月,上诉法院认定原判量刑明显过轻,将两名主要施暴者改判为四年拘留(青年犯机构),年龄更小的第三名被告则维持原判。

案件最终得到部分纠正,但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仅仅是这一位法官的判断,而是它折射出的一种越来越受到争议的司法倾向:一些法官似乎越来越擅长理解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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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开始更多地理解罪犯

法官当然应该保持理性,而不是迎合舆论,法律也绝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

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变化:量刑时,法官越来越重视犯罪者为什么会犯罪,而越来越少讨论犯罪究竟造成了什么。

成长环境、家庭问题、心理疾病、智力状况、多动症、是否容易受到同伴影响、未来是否具有改造潜力……这些因素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判决理由之中。

这些考虑本身并没有错,司法本来就应当了解犯罪发生的原因,帮助真正能够悔改的人重新回归社会。

问题在于,当面对轮奸、严重暴力犯罪甚至杀人案件时,这些因素开始不断压倒犯罪本身所造成的伤害时,司法释放出的信号便可能发生改变。

法律似乎首先在解释犯罪,而不是回应犯罪。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种变化带来的感受十分直接:法官越来越理解犯罪者,却越来越难让受害者感受到正义。

宽容可以成为美德,但不能代替责任

支持这种司法理念的人认为,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应当给予更多教育而不是惩罚。

他们强调,年轻人大脑尚未完全成熟,更容易受到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同伴影响;如果过早贴上“罪犯”标签,未来反而更可能再次走向犯罪。

这些观点拥有一定犯罪学和心理学依据。

但是,再先进的司法理念,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宽容是否存在边界?

如果面对的是盗窃、轻微违法甚至初犯,强调教育、改造和重新开始,社会或许更容易接受。

可是,当犯罪已经发展到轮奸、恶性暴力甚至故意杀人的程度时,公众最关心的,首先已经不是犯罪者未来还能不能重新开始,而是法律是否真正回应了犯罪本身。

一旦法庭把主要精力放在犯罪者还有多少值得同情、还有多少成长空间,而不是犯罪行为造成了怎样不可逆转的伤害,那么司法天平便很容易被认为已经开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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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重新开始的人,从来不是罪犯

对于施暴者来说,司法希望他们重新开始人生。但真正难以重新开始的人,却往往是受害者。

身体创伤可以逐渐恢复,心理创伤却可能伴随多年甚至终身。

更重要的是,当受害者看到施暴者无需承担与犯罪严重程度相匹配的后果,很快便可以重新回归社会时,她们面对的不仅是案件本身带来的痛苦,还有一种更深的失望。

她们会开始怀疑:法律究竟有没有真正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司法不仅要依法裁判,更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感的重要职责。

如果越来越多受害者觉得自己在法庭上只是配角,而犯罪者却成为整个审判过程中被重点关注和理解的人,那么司法制度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公众信任——便会逐渐被削弱。

英国并不是唯一出现这种争议的国家

类似讨论,近年来并不限于英国,美国围绕保释改革持续爆发争议。

2025年,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23岁的乌克兰难民伊琳娜,为躲避战争来到美国,却在下班回家的轻轨列车上,被一名陌生男子从背后突然刺死。

嫌疑人此前已有十余次犯罪记录,包括持枪抢劫、入室盗窃等重罪,并长期存在精神疾病问题,却在案发前不久因其他案件获得无现金保释,再次回到社区。

案件发生后,大量民众质疑,当司法越来越强调减少羁押、降低监禁率、帮助犯罪者重新融入社会时,是否已经忽视了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普通公民是否能够安全生活。

加拿大近年来围绕青少年司法、保释制度以及量刑政策,也长期存在类似讨论。

三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相同,具体案件也各不相同。

但公众提出的问题却越来越一致:司法究竟是在维护公平,还是越来越倾向于避免犯罪者承担过重责任?

这种公众感受未必能够完全概括司法实践的真实全貌,但它本身已经说明,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担心司法天平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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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司法体系最危险的,不是犯错,而是不断替犯罪寻找理由

法律当然应该保持人性,真正悔改的人,也应当拥有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

但是,人性的前提必须是责任。

司法最大的使命,不只是理解犯罪者为什么犯罪,更要明确告诉整个社会:严重犯罪必须承担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后果。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信号,并不是出现犯罪,而是司法开始不断替犯罪寻找理由。

当法庭越来越关注犯罪者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却越来越少讨论受害者为什么必须承受一生创伤;当犯罪者的成长机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受害者的人生损失却越来越容易被概括为一句“令人遗憾”;当判决一次次让公众觉得法官首先关心的是犯罪者的未来,而不是受害者的余生时,司法天平实际上已经开始倾斜。

法律既需要温度,更需要边界。宽容可以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品质,但宽容绝不能建立在削弱责任、淡化伤害的基础之上。

因为当一个司法体系越来越努力理解犯罪者,却越来越难回应受害者时,最终失去的,不只是几份判决的公信力,而是整个社会对法治最根本的信任。

顏純鈎:美打伊朗具歷史正當性,戰與和上中下三策選擇

作者臉書  2026-7-30

久不談美伊戰,因為戰與和膠著,短期內不太可能有什麼突破。打也打不起來,和也和不下去,於是正如我在戰爭初期說的,打打談談成了常態。
但因為膠著,美國國內民意正在發生微妙轉變,有更多人對特朗普發動這場戰爭的動機和理由產生懷疑,也因油價上升影響民生,難免多了民怨,民主黨政客和左媒也趁機攻擊戰爭拖延,特朗普雖然口硬,難免有點腹背受敵的窘態。
關於美伊戰爭,應該從兩個層面去看,一個層面是發動這場戰爭有什麼理由,是否必要?另一個層面是,戰事遷延,如何收場,能不能體面收兵?兩個層面不能混為一談,否則永遠談不清楚。
美國出兵伊朗當然師出有名,理由有四:一是伊朗是當代世界四大邪惡軸心之一,與民主陣營為敵,反對普世價值,四邪不除,人類無從進步;二是伊朗是中東恐怖組織總後台,今日世界不得安寧,其根源相當大程度來自伊朗;三是伊朗正致力發展核武,一旦事成,將對各國安全產生巨大威脅;四是其時伊朗爆發民變,現政權面臨危機,又美以獲取最高機密情報,可以定點轟炸手段,團滅伊朗神教集團高層,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美伊戰爭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當時決定動手,是內外條件成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採取的定點轟炸戰術相當成功,到此階段,發動戰爭的歷史正當性不容置疑。
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是,伊朗內部不穩,只要政府高層團滅了,現政權要維持下去會相當困難,再加上外部施加壓力,政權瓦解的可能性很高,這是正常的推測。但意外的是,伊朗神教政權沒有倒下,不但站住了,而且鎮壓了民變,重新統一內部,還能調動軍隊與美以周旋。
換作一般的專制政權,可能一下子就垮台了,但伊朗畢竟有極端民族主義打底,又有伊斯蘭聖戰的凝聚力,即使宗教集團高層團滅,內部還能自我修復,可見他們對國家可能面臨的各種危機有足夠的應變預案。
在特朗普發動戰爭之前,即使考慮到這一點,權衡利弊後,因為機會千載難逢,也只能先打了再說。事前美國防部曾提醒總統,伊朗可能以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反制,事後也果然如此,但當時伊朗內部民變如火如荼,形勢對打有利,打垮了伊朗,削弱中俄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其意義非比尋常,至於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也能靠外部壓力迫其讓步。鑑於此,做這樣的決策,也不能說有錯。
任何歷史重要關頭的抉擇,都不可能萬無一失。林彪曾有名言,軍隊打仗有七成把握就應該打,不可能等到十足十能贏再動手。仗打起來後,勝負可能與初衷相去甚遠,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美以觀望伊朗內部變局用去一定時間,美軍調兵中東也用去一些時間, 應付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也用去一些時間,戰事便拖延到今日這個局面。
近期美軍加強對伊朗軍事和能源設施的轟炸。看過一段視頻,十幾輛伊朗導彈發射車趁夜轉移,被美軍戰機發射導彈和集束炸彈逐一殲滅,連那些逃離戰車的伊朗單兵也不放過。但始終美軍不準備打地面戰爭,消耗的只是對方的武器裝備,伊朗一表示願意談,美軍又停手了。
我認為美國不可能通過談判迫使伊朗停戰,因為核彈是伊朗唯一可能對付外部壓力的終極武器,放棄了等於被人拔掉虎牙。此外,霍爾木茲海峽也是在戰略上鉗制美以和西方國家的重要手段,完全服從美國,也等於喪失基本的談判籌碼。
因此形勢便是,伊朗一定會擺出談判姿態,但不斷以小動作破壞和談氣氛,逼美國再動手,美國動手後,伊朗又再軟化,雙方又再談,又達成一點妥協,然後伊朗又再攪事,總之這種模式會無限循環下去,把美國玩弄於股掌之上。
美國現在的難處是,要打地面戰犧牲太大,不打又拿伊朗沒辦法,光靠轟炸解決不了問題,而拖下去對共和黨的中期選舉相當不利。
擺在美國面前有上中下三個選項:上策是聯合以色列,甚至某些中東產油富國(因為他們都被伊朗攻擊),直接發動地面戰爭,不管犧牲多大,一定要拿下伊朗,建立民主政權,一勞永逸解決。
中策是繼續談談打打,對伊朗實施軍事、經濟、外貿和金融上的全方位長期封鎖,消耗伊朗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希望最終拖垮它。這樣美國也要付出沉重代價,時間上會以年計,中間會有什麼變數,不可預料。
下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盡快撤離中東,留下的爛攤子讓聯合國去收拾。伊朗受創巨深,短期內也不能壞到哪裡去,至於核彈問題,那就只能成敗由它,好像朝鮮一樣,小國擁核,世界難以安眠。
三個選項利弊很清楚,問題在於決心,在於美國肯付出多大代價,今日美國民意如此消極,特朗普要逆民意而行,恐怕不容易。世事往往如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也只能希望避免最壞的,爭取最好的,至於現實如何,那始終是美國人的事,我們也只能祈望歷史不斷往前走。

當中共把「愛」變成傷人武器:跨國鎮壓對香港社群的心理試煉

 「跟中共的抗爭,就是人性的抗爭」

文字/謝馥伊
攝影/楊子磊
報導者 2026-7-29

面對中共跨國鎮壓所製造的恐懼、懷疑及愧疚,海外港人不斷思考出路。圖為台北六四紀念晚會,悼念死傷者的「國殤之柱」插著一朵白花。(攝影/楊子磊)


反抗中共,「不只發生在現實世界,也發生在我的腦海裡。」29歲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主席郭鳳儀(Anna Kwok)點出中共跨國鎮壓的隱形戰場。自2023年遭港府百萬懸賞通緝以來,她歷經死亡威脅與實體暴力威嚇;2026年初,其父更成為海外倡議者家屬被連帶監禁首例。

郭鳳儀形容,跨國鎮壓本質上是對香港社群的心理試煉。

中共跨國鎮壓表面上威脅人身安全及財產,背後藏著一套「情感工程」:製造懷疑、恐懼、愧疚,企圖讓香港社群自我噤聲、不再反抗。

面對中共攻勢,公開身分的倡議者、匿名行動者到一般支持者,如何評估風險、覺察中共誘發種種情緒背後的目的,繼續國際倡議、維繫香港離散社群的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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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香港、維吾爾、圖伯特(Tibet,西藏)社群共同籌劃在APEC峰會場邊抗議,呼籲美國政府制裁二度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郭鳳儀宣布抵達舊金山後,她的社群帳號入大量恐嚇留言,包含呼籲他人「把她失去意識的身體送到中國領事館/大使館門」,或暗示謀殺如「小心,或許這是你最後的示威」等等。

「當時看到沒有太大感受,」郭鳳儀說,決定公開真實身分、投入倡議時,她已料到死亡威脅是必然發生的「入場低消」。她分析,這類訊息不僅是為了讓她恐懼,也為了讓其他打算參與遊行的人感到危險,從而取消參與。

不過,習近平飛抵舊金山後,仍有上百名群眾聚集抗議,高舉「Rise Up Against Xi」的黑底紅字布條。但示威地點附近一度出現10多位手持金屬旗桿、華人臉孔的壯漢,有一名圖伯特青年遭毆打頭部。

郭鳳儀也發現,數日示威期間,有數名華人臉孔的親中人士,手機螢幕顯示她的照片:「他們真的拿著手機去比對我長什麼樣子。」其他示威者於是在郭鳳儀身邊築起人牆、保護她,最終她未受傷,但同行的前香港區議員劉珈汶(Carmen Lau)等數名示威者被攻擊。

事後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統計,習近平在舊金山4天(2023年11月14日至17日)期間共發生34起跨國鎮壓事件,包括試圖阻止抗議、毆打及跟蹤騷擾示威者。

從數位到實體,那是郭鳳儀遭第一次直面跨國鎮壓。往後數年,她持續收到線上訊息騷擾、被可疑人士打聽近況、在港的父兄遭國安處帶走問話。2026年,她父親因結清為她投保的保單,被指控「企圖處理潛逃者資產」判刑8個月──這是香港《基本法》第23條定罪海外香港倡議者家屬首例。


從匿名籌劃G20登報計畫到公開身分,郭鳳儀逐步成為中共跨國鎮壓目標


2024年6月3日,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主席郭鳳儀出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天安門事件35週年燭光守夜活動。(攝影/Alex Wong/Getty Images)


其實,郭鳳儀在2022年才由匿名行動者,轉為公開真實身分的倡議者,同年開始擔任HKDC執行總監。

2022年4月25日郭鳳儀在Facebook貼文,公開寫下自己在2019年以香港LIHKG(連登)匿名論壇帳號「家樂牌通心粉」發起3次全球登報眾籌計畫的歷程。

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期間,適逢G20峰會於日本舉辦,郭鳳儀代表「G20團隊」在連登論壇發布群眾募資計畫,規劃在全球重要報章刊登廣告,呼籲各國元首於日本參加G20峰會期間「Stand with Hong Kong at G20」,向中國表示對香港民主、人權議題的關切。

登報團隊成員多為匿名,成員不知道彼此真實身分。貼文發布後,2天內募得港幣670萬元(約新台幣2,620萬元),遠超過目標的港幣300萬元。首波廣告登上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英國《衛報》(The Guardia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日本《朝日新聞》等重要報章。

台灣也登過其中一版廣告內容:2019年6月28日台灣《蘋果日報》刊出頭版廣告,標題為「港臺同行 唇亡齒寒」,內文是致台灣人的公開信。

事後《路透社》(Reuters)引述外交人士指出,香港原本不在當年G20峰會的議程,登報有效引起各國政界關注。

2019年8月、10月,團隊再發起兩波群眾募資,包含 台灣《自由時報》2019年9月28日頭版「自由對抗極權」,完成3波登報任務後隨即解散。

數個月後,有人警告郭鳳儀不要回香港,因為香港警方已掌握登報團隊的人際網絡資訊和重要參與者的真實姓名。一開始,她看見兩條路:冒著被拘捕的風險回港,或留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隱姓埋名、再也不碰政治。

「有段時間我真的非常掙扎,因為我很想回香港,很想跟以往的戰友一起坐牢,」也有段時間,她試著再也不碰香港公共事務──畢竟她原想成為電影工作者,「但我發現自己沒可能這樣生活。那等於拒絕我的人生目標、拒絕『香港人』這個重要的身分。」

直到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通過,愈來愈多倡議者被捕、香港社群陷入寒蟬效應,第三條路浮現眼前。郭鳳儀意識到,香港故事未來沒有太多人可以再說,或許得有人留在海外為香港發聲:

「香港社群是需要有一些人去破釜沉舟。All in or nothing。不然社群永遠就是在很尷尬、很灰色地帶的空間遊走,永遠都被中共決定遊走的空間。」

郭鳳儀觀察,當年許多香港人都有類似掙扎,而她想以自己的故事證明,被政權打壓不代表不能繼續發聲:

「大家還是有選擇。即使你被政權打壓,還是可以選擇你要為了什麼而活。」

她在HKDC的工作,包含爭取美國制裁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現任特首李家超等高官。團隊也在拜登(Joe Biden)政府任內,爭取延長在美國的香港人「延遲強制離境」(DED) 計畫的有效期限。

公開身分之前,郭鳳儀已判斷,自己遲早會成為中共跨國鎮壓的目標。而在她公開身分隔年(2023),不少移居英國、美國、加拿大的香港人安頓好了生活,新的海外港人社區組織成立、舉辦更多活動,香港政府也更留意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強化跨國鎮壓力道「狩獵海外香港人」。

2023年7月,郭鳳儀等8人遭香港國安處通緝,每人懸賞100萬港幣(約新台幣397萬元) 。香港特首李家超更在記者會上誓言,不論「天涯海角」終身追捕到底。

當時HKDC正如火如荼地遊說美國政府制裁李家超、禁止李家超赴美參加APEC,「我們在美國國會獲得一定支持、出席聽證會,過幾個月就有了百萬懸紅通緝。」

被通緝後,也有人不斷傳虐貓影片給郭鳳儀,「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貓。」其餘各類恐嚇、威脅訊息也「挺經常出現,現在也是」,最後她乾脆全數忽略不看。

中共更進一步嘗試滲透她的人際網絡:「多了一些不同的人來無故打聽我、我們這個網絡,不同人的近況。」她的同事劉珈汶也持續被打壓,甚至被通緝,「它會拉更多人去懸紅,拉長target list,讓你的網絡愈來愈慌亂,去散播恐懼。」這讓她變得更敏感,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留意,有段時間心神處於緊繃狀態。


製造懷疑:充滿個資的客製化打壓手段,欲摧毀社群互信


在台港人組織「香港邊城青年」祕書長Sky(化名)自認已被列入黑名單,但他說,倡議工作讓憤怒有出口,反而睡得安穩。面對中共跨國鎮壓,他謹慎應對,卻也保持樂觀:「如果(中共)不擇手段,那我也沒辦法。」(攝影/楊子磊)


針對海外倡議者的興趣愛好「客製化攻擊」(如:寄送大量虐貓影片騷擾愛貓人士),無論是鎮壓流亡中國人、香港人、圖伯特人或維吾爾人皆然。要想完成這類客製化攻擊,中共的第一步是情蒐他們的個人喜好、日常行程、住家周遭環境,以及「人脈」資訊。

這些資訊究竟如何流出?《報導者》接觸的海外港人一致判斷,風險主要來自身邊認識的人。

在台港人組織「香港邊城青年」祕書長Sky(化名)就說:「我不可能確保身邊人都是可信的。但我們可以跟他們學習:設斷點。不一定要把朋友的圈子,跟工作的圈子混在一起。」

時至今日,Sky每個月仍會接到2~3通未顯示來電號碼的無聲電話,幾乎都在深夜響起:「如果是詐騙或行銷電話,怎麼會在半夜打?」流出的電話號碼收不回來,後來他乾脆不接陌生電話。

Sky強調,雖然各項防備措施是必要的,但是:

「如果我們因為擔心而不去做,他們就成功了。跨國鎮壓最大的目的,就是散布未知的恐懼。」

而最讓在台港人湯偉雄(綽號「赴湯」)感到無奈的是:「身邊人不一定是故意害你,可能只是恰好和幫忙蒐集資料的人很熟,無意中透露給他聽。」

為了防備中共情蒐,湯偉雄設下種種防護措施,包含在籌備活動過程中設計資訊斷點,以確保夥伴安全、活動順利;相應的代價就是,他得不停思考「是不是要小心某人」、「某人會不會洩漏祕密」。

「光是不能真心相信人,就讓你不開心。」

湯偉雄說,防備超過一定程度後,彷彿世界上沒什麼人是可信的:「我一直篩選人,朋友慢慢就會減少;其他人也覺得你很難相處、不跟你相處。這真的有點孤單。那是不是應該要防備到自己變成孤單一個人?這要好好想一下。」

這是中共跨國鎮壓的隱形目標之一:摧毀香港社群的人際互信。

記者也聽聞,海外港人因而在「信與不信」的矛盾中擺盪。有海外港人表示「在海外比在香港時更小心」,擔憂移居異地後新結識的朋友是港府的協力者;也有港人嘗試克服懷疑,「像陳健民教授說的,活得磊落真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也真誠。先認識朋友,再判斷他是好是壞,不能自己嚇自己。」

郭鳳儀則強調:

「對人的信任,是維繫流亡社群在一起的方式。不可以失去對人、對社群的信任。」

面對中共派人打聽消息、在社群內部散布流言增加矛盾,她決定「繼續去相信身邊已經相信的人」,努力維持可以共同分擔的支持性人際網絡(support network)。

她說,這不代表信任必須一次到位,建立一套機制把關、篩選還是必要:「因為你要負的責任,不是只有你自己的生活,還有你身邊、你的網絡裡其他的人。一定要用某程度的邏輯、內部機制counter(克服)它,不然很容易被它製造出來的情感帶著走。」


製造愧疚:株連在港親屬,欲消磨實名倡議者心志


為了讓倡議者自我噤聲、停下行動,中共也將矛頭指向海外香港倡議者的親屬。

根據公開資料,2020年以來,香港警方至少16度以協助調查為由帶走通緝人士的家屬,在警署詢問家屬與被通緝港人的金錢往來、通訊紀錄。


2020年後,多名海外港人親友遭香港國安帶走

事發時間 遭通緝的海外港人 背景 香港國安帶走的親友 事件後續

2023年7月 羅冠聰 前立法會議員、雨傘運動「雙學三子」,赴英後持續遊說國際制裁港府 父母、兄長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7月 蒙兆達 前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總幹事,赴英後創辦「香港勞權監察」 兄長、嫂嫂、姪子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7月 郭榮鏗 大律師、前公民黨成員、前香港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界別議員,赴美後從事法律及學術工作 父母、兄長、嫂嫂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7月 袁弓夷 電子業公司創辦人、時事評論人,在海外籌組「香港議會」 前妻、4名兒女、兒媳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8月 郭鳳儀 前G20登報團隊成員,現為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 父母、兄長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9月 許智峯 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現為澳洲執業律師 岳父母、妻子的大哥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3年12月 許穎婷 前學民思潮成員、「We The Hongkongers」發起人,現為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CFHK)政策及倡議主任 母親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4年1月 鄭文傑 前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員工,2019年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被中國公安拘捕,流亡英國後創辦「英國港僑協會」 父母、2名姊姊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1月 鍾劍華 前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離港後發起「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 弟妹等親屬、前同事,累計8人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2月 劉珈汶 前黃大仙區議員,現為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諮詢顧問 2名姑姑、姑丈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3月 鍾翰林 前「學生動源」召集人曾因國安法遭關押,獲釋後輾轉流亡英國 繼父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4月 許穎婷 前學民思潮成員、「We The Hongkongers」發起人,現為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CFHK)政策及倡議主任 父母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4月 郭鳳儀 G20登報團隊成員,現為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 父親、兄長 拘捕2人,68歲父親遭起訴並判刑、35歲兄長保釋候查

2025年8月 姜嘉偉 自媒體經營者,曾參與海外「香港議會」選舉 生父丶妻子及女兒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8月 錢寶芬 香港退休公務員、前「人民力量」成員,曾參與海外「香港議會」選舉 妹妹 問話後獲准離開

2025年9月 吳文君 曾參與海外「香港議會」選舉 父親 問話後獲准離開

資料來源:公開新聞資料
資料整理:謝馥伊 | 設計:江世民


帶走親屬問話之外,港府也曾採取行政手段滋擾異議人士親屬。例如:2023年遭通緝、現居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其母親就被帶走問話、詢問是否向羅冠聰提供經濟支援;2024年6月,她又遭香港房屋署終止公屋租約、收回單位,理由是曾有欠租紀錄、違反租約。

羅冠聰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母親是基層清潔人員,對民主人權概念並不了解,甚是「無辜」。他已在2020年7月宣告和親屬斷絕聯繫。

長期關注中共跨國鎮壓、常駐義大利的人權工作者哈斯(Laura Harth)分析,這項手段是對付異議人士的「慣用招數」,也在中國大陸「被驗證有效」,「但對香港社群而言,這是非常新的手法。我認為這是香港人格外需要做好心理準備的事。」

哈斯觀察,為了保護家人,許多海外香港倡議者隱瞞家人自身生活及工作,「這樣一來,即使家人遭到審問,也提供不出任何資訊。這確實能減緩壓力,但不是完美的保護機制,」有些人甚至直接和家人斷絕聯繫,「因為世界上沒有絕對安全的管道聯繫家人。」

遭港府通緝的湯偉雄也與家中斷絕來往已久:「完全沒有互動。我不可以(聯繫他們),太危險。」

即便如此,移居台灣後湯偉雄仍輾轉聽聞,香港國安處曾聯繫過他母親。他事後推敲,母親之所以「沒事」,或因她長期支持香港建制派、立場深「藍」,2019年和他吵得不可開交,又對他在台生活一無所知。

遇到自己經營的拳館遭人潑漆時,湯偉雄直言「搞我沒有用」、「我都覺得他(中共)浪費資源」;但面對家人這關,他坦言:「老實說,如果家人因為我在外面做的事情受影響,精神壓力還是很大。」雖然家人與他政治立場迥異,但「家人始終都是家人」。

在日港人、建築師李伊東也背負類似的壓力。他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裡香港民主女神雕塑的設計者,目前持續以藝文活動為媒介,推廣香港民主人權議題,也在東京街頭舉辦集會。

2024年6月,「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 團隊在東京舉辦首屆舉辦首屆「香港日本民主峰會」(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Summit) ,李伊東在香港的父母接連收到匿名恐嚇信。他研判,大約是先前在日本跟蹤、騷擾他無效,「他們搞不到你,就去搞家人。」


香港民主女神創辦人李伊東坦言,遭遇跨國鎮壓後,愈來愈少朋友敢在公共場合與他見面;他理解親友的擔憂,也對牽連他人有所顧慮。(攝影/楊子磊)


寄給李伊東父母的恐嚇信件內容羅列他在日本參與活動的內容,並附上「你的兒子是漢奸」、「他是日本走狗,到處講中國壞話」等語;有些信件內容包含李伊東的照片,並在臉部打上紅色交叉,「但理論上沒人知道(我父母)住址。」

這波匿名信件騷擾維持大約半年。李伊東說:「我不想他們的生活有什麼不便,感覺很對不起他們。」而為免港府趁機把家人安上罪名,他無法繼續給予家中經濟支持,「但如果他們生活困難,我感覺也很不好。」

他也觀察,港府好像每年都有些新手段,而郭鳳儀父親一案,確實讓他「更加害怕」。不過,李伊東目前持續活躍於在日港人社群,持續組織活動、展演、政策倡議。

遭到香港警務處通緝、流亡英國仍長期被跟蹤威脅的港人鄭文傑則形容,跨國鎮壓是一場「心理戰」。理性上,鄭文傑清楚,威脅家人的目的就是帶給他壓力;不過,談起家人,他的第一句話是:「我連想都不敢想。」

「這是解決不了的事。每次想他們,我覺得很無力;反正解決不了,就盡量不想。我腦海裡家人的面容都模糊了。」

鄭文傑在2019年聲明與家人斷絕聯繫,「當時明顯感覺他們(家人)被警告。為了他們的安全,我不想讓任何可利用的資訊,被我家裡知道。」雖然是權衡利弊後的理性選擇,不過,每當鄭文傑聽到朋友提起「假日我要回家」,或看著朋友在英國的生活得到家人的支持,還是不免感慨:「我什麼都沒有。我就像一個孤兒,好像沒有『過去』。」

至今7年沒和家人聯繫,身為家中幼子的他常想:父母日漸年邁,他們過得好嗎?是否經常掛念他,一如他掛念他們?

「他們對我的要求很簡單:安穩生活,不用飛黃騰達,而我卻連這麼基礎的要求都沒為他們做到。」鄭文傑在出社會2年後流亡英國,正是準備一肩扛起家中經濟的時刻:「作為兒子,我沒有盡到我應當盡的責任,把他們照顧好。這是很大、很大的愧疚感。」

面對無解難題,鄭文傑試著將愧疚轉化為動力,成立「英國港僑協會」維繫港人社群,也在2026年代表英國工黨投入地方選舉。他期許自己脫離受害者敘事,貢獻公共事務,以此告訴中共:

「我們不只是躲避你的追捕一輩子。我們在未來的生活一定會成功。」


愧疚之外的選項存在嗎?郭鳳儀反覆練習「念起即覺,覺而不隨」


父親被判處監禁後,2026年6月4日,郭鳳儀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聽證會,針對中共跨國鎮壓議題作證。(攝影/Alex Wong/Getty Images)


但港府的手段不止於帶走親屬問話。郭鳳儀的父親郭賢生就在2025年4月被拘捕,一度不得保釋,最終在2026年2月底遭判刑8個月,目前尚未出獄。

現年69歲的郭賢生被香港律政司以「企圖處理潛逃者資產」起訴,理由是他試圖結清1999年時為2歲女兒購買的保單並提領結餘。這是港府以《基本法》第23條起訴海外香港倡議者家屬首例,引起國際人權組織強烈譴責。

「我確實有點驚訝,因為以前沒有(關押)家人的例子。」郭鳳儀很快地意識到:「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change the outcome。那時我已經知道他會被定罪。」

2025年初,郭鳳儀與HKDC團隊積極倡議美國國會通過《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終結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特權豁免待遇,甚至關閉辦事處,剛取得初步成果。她想,大約又到中共祭出新招對付她的時刻,沒想到這次攻擊轉向家人。

判斷父親無罪釋放可能性極低後,郭鳳儀試著辨認自己「還能影響」的事:「我意識到,我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發生這種事的一家人。某程度上,我的回應會為後來的人奠下先例:你可以怎樣回應?」

顧不上感受,理智高速運轉。中共期待的目的是什麼?她認為,其中之一是將香港人在國際建立的韌性形象,壓縮至剩下「受害者」或「被壓迫者」的單一面向,抹消海外港人的能動性。於是她告訴自己:「不可以表現混亂、不可以示弱,也不可以落入『我們只是被打壓的人』的框架。要繼續維繫社群,這才是重點。」

父親被判刑之後,親中媒體報導鋪天蓋地,郭鳳儀的社群帳號湧入大量簡體中文訊息、論述一致:「妳爸爸這樣都是因為妳。」

「有一刻我意識到,香港政府這樣做,最希望我覺得guilty(愧疚)、自我責怪。我很清楚,不可以讓這種感受在心裡萌芽、生長、扎根。我要反抗他們的narrative(敘事),找到自己的路。」

「所以,政權與我的對疊不只發生在現實世界、我的周圍,也發生在我的腦海裡。」她深知,若基於對家人的愧疚,而停止倡議及政策工作,恰是中共期望的結果:「所以我選擇繼續(做本來在做的事)。」

這一年來,郭鳳儀也刻意保留更多空間,以不帶評價(non-judemental)的方式理解自己,並反覆練習源自佛經的概念:念起即覺,覺而不隨。

她解釋,這意味著覺察自己的感受,「感受萌芽的時候,你要覺察, 但不一定要follow(跟隨);如果你不加思考地麻木follow,很容易進入spiral(情緒漩渦),也無法再帶領身邊人。」

被問及理性是否真能抗衡愧疚感,她想了想說:「我覺得某程度上,是的。但這是長期的抗爭,它有事沒事就會出現,而你要決定,要不要允許自己走向那些感受,或者如何走向這些感受。」

郭鳳儀想向世人證明,面對家人被株連入獄,存在「屈服於愧疚感」以外的選項──她想讓未來遇到類似事件的人,多一個可行的選項參考。雖然人無法預測跨國鎮壓的事態發展,但她相信,人永遠可以控制回應事態的方式:「所以做倡議這件事,其實也是關於做人的修煉。」


製造恐懼:郭父案的各種效應


2026年6月12日,香港邊城青年在台北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辦「612行動」紀念活動,有參與者帶來防毒面具,在大雨中淋濕。(攝影/楊子磊)


雖然《報導者》接觸到的幾位倡議者都未自我噤聲,不過,株連家屬仍讓部分人擔憂。

以匿名身分投入倡議的海外港人Adren(化名)就說,看著郭鳳儀父親受到牽連,他忍不住想:會不會有一天,在香港生活的親友也遭到類似迫害?

「中共到底想做到什麼?寒蟬效應、隔山打牛。」Adren分析,中共把紅漆潑在「赴湯」門口、關押郭鳳儀父親,表面上威脅的是當事人,更重要的是,讓多數的一般人感到害怕:「無論Anna(郭鳳儀英文名)多勇敢、多堅強,其他人都會想,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沒辦法變Anna啊!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我們都不是Anna。」

「只要弄出這麼離譜的案子,恐懼的方程式就有效,對中共來說幾乎沒有任何代價。」Adren自問:「我敢說我不怕嗎?害怕家人會受到牽連的恐懼是無限大的──如果連買保險都出事,還有什麼不會出事?比如:幫你繳一個海外的學費、幫你整理舊家,或幫你寄東西到海外?你永遠不曉得紅線在哪。」

談及家人前Adren思量再三,「家人是我最大的擔憂,也是我最不想跟中共分享的擔憂。」但他還是決定說出來,「因為中共早就知道。人的弱點,不外乎金錢、愛情、權力,還有『怕害到別人』(的心態),尤其是親友。」為了確保身分去識別化,Arden要求記者不揭露他的所在國家。

同樣匿名投入海外港人組織營運的Wilfrid(化名)也說,2019年他在海外首次遭人跟蹤,旋即採取化名等各式風險管控措施。但2025年郭鳳儀父親被捕後,他重新衡量自己的可承受風險和選擇。

Wilfrid看見兩條路:第一條路,從此「閉嘴」退回默默捐款、到場支持活動的普通人,不做高調的事,避免站上郭鳳儀所在的位置。第二條路,如果退回一般人已不可行,和家人的互動必須小心謹慎。

「我不是很相信觸發事件(那一套邏輯)──只要不做這個,就不會怎樣。所以,這對我來說幾乎無解,變成心理上如何manage(管理)的問題。」

就在Wilfrid獨自思索如何消除「家人」這項弱點時,某次與家人相約海外見面,對方竟主動提起郭鳳儀父親一案並告訴他:「你不要擔心。如果誰誰誰發生什麼事,我會照顧他。」

一開始Wilfrid理性解讀,無論家人如何承諾,風險還是無法消減,「那講這些沒有意義嘛。」隔陣子回想,難過才湧現心頭:「到底他們是一張白紙,被抓真的什麼都不知道、極端無辜比較好?還是,『我知道我家人是這樣,而我留在香港、願意承擔風險』,這樣比較好?」

若論結果,以這兩種不同姿態面對風險,其實沒有差別,「如果要問最終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

Wilfrid認為,家人聲稱「不用擔心,我會照顧誰誰誰」,實際上也超過他能承擔的範圍:「那難道我跟他說你不用承擔這個?這我也說不出口。對他來說,講這句話,除了安慰我,也是告訴我,他會這樣做。那我也不能只覺得自己是行動者,而我的家人不能是。」

經此一事,Wilfrid看見,行動有很多面向和形式,很多難為外人道:

「很多人說,留在香港的人都放棄了。我覺得他們只是換了形式行動,不代表放棄。」


當所愛的人事物被中共武器化,還是要去相信、去愛


當跨國鎮壓範疇恐擴及家人,海外港人嘗試在恐懼中結伴前行、思索出路。圖為2026年6月12日,香港邊城青年於大雨中舉辦「612行動」紀念活動,湯偉雄(右)在風雨中為講者撐傘。(攝影/楊子磊)


透過跨國鎮壓,中共企圖製造懷疑,動搖香港社群內部互信;製造恐懼,麻痺匿名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製造愧疚,牽制公開身分的倡議者。終極目的,是逼迫個體自我噤聲、停止反抗,抹消海外港人社群的能動性。

Wilfrid和Arden目前都決定繼續參與倡議。

「因為這是重要的事,也有我發揮價值的地方。」Wilfrid思考良久後體悟:

「中共要整我有很多方法。如果用最嚴格的標準審視(風險),那我就不用動了,原地死去就可以。」

儘管選擇不因家人難題「無解」而停止行動,但Wilfrid同時強調:「我非常能夠理解,有些人因為無解,決定不行動。」看過夥伴不斷榨取自己,最後累垮而永久淡出倡議,他樂見夥伴適時休息。

《報導者》所接觸的港人組織者也無一例外地表示:尊重每個人想投入的程度、能夠承擔的跨國鎮壓風險,以及願意付出的代價。他們相信,要在個體可承受的範圍內行動,不勉強自己,也不勉強他人。

郭鳳儀也說:「會擔心的人有他們的擔心,我了解。如果有些人選擇不做,因為不想再面對這些,我會尊重他們的選擇。」

在她看來,所謂「不做」也非全有全無、再也不接觸香港公共事務,仍可以思考低調的中間選項:「挑一個這一刻對你來說能接受的方式,千萬不要離開香港人社群。」

在父親被捕後這一年,郭鳳儀把中共跨國鎮壓的邏輯看得更透徹了:

「中共確實很懂得把你愛的人、事、物,變成攻擊你的武器。他們把愛,一種很純粹的東西,變成很汙糟、混亂的情感,慢慢剝奪一個人最profound(深刻的)經驗。他們weaponize(武器化)我對家人的愛,來攻擊我。所以,跟中共的抗爭,就是人性的抗爭──在它嘗試奪走你最珍而重之的事情時,要好好地捍衛、保護自己的人性。」

若中共意圖製造恐懼、懷疑、愧疚,那就更要繼續相信人、去愛人。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高善文与杨小凯——两位死于7月7日的55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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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世间已无此人

两位55岁的经济学家死于7月7日;他翻开了官方的假账,被习近平下令彻查;他问了一个问题,被判刑十年;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高善文与杨小凯......

Ju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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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7日,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享年55岁。7月7日,这个日子有点特别。22年前的同一天,2004年7月7日,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也是55岁。两位声誉显赫的中文经济学家,同一个日子,同样的年纪,同样死于癌症。大千世界,竟会有这种巧合。

一位朋友写了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似平常,其实是有来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他妻子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高善文是1971年出生在山西临汾,17岁考上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转学经济,考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大证券,到安信证券。从2007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国投证券,他一直做到2025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动。中国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专业分析有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

高善文去世后,朋友尊称他高博,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这样自嘲,表明他知道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斤两,知道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她说,一直记得这幅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职业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对那种自我神话的姿态充满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朋友对高博有个评价,说“他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

这个评价看似朴素,但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2024年12月初,高善文在深圳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堆砌,他喜欢白描,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国官方的数字是增长5%。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2%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是经济学界公开的秘密,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震怒。《华尔街日报》有位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名叫魏玲灵。她报导了这一事件。习博士下令彻查,中办主任蔡奇督办。高善文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

此后,高善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去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12月,确诊淋巴癌四期。今年7月7日,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灵撰文回忆,说2019年,她给高善文打了个电话。当时习博士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对他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曾经承诺,要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魏玲灵问,为什么改革迟迟没有到来?她的文章是这么说的:“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我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任彦芳、张申、周化民访谈实录: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作者:任彦芳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 睡衣),正看三国 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 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 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 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 “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戴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 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 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 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 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 副专员)、杨体泽 副专员)、王向明 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 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 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 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 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 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 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干、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 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 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 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得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炼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 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 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 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 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 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 361 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 458 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 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 667 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 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 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 3000 多人,而是4000多人呐!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 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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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今日 全国农村大建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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