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inoTexas · Jul 17, 2026
上周六，正能量国师李稻葵调子大变，说中国经济已经冷了三年，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在建国以来的统计史上，只发生在1961年和1967年，而这次累计负增长的烈度和强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他说他的团队算过，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加上日常开支，平均每年占到GDP的41%，超过了居民消费，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拉动力。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GDP的100%，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但拉不动经济，反而成了累赘。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都是居民消费。但在中国，居民消费竟然赶不上地方政府的支出。
地方政府向居民提前收70年地租，钱仍然不够花，需要借债发展。李稻葵说地方政府债务超过全国GDP的100%，还没算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更大，而且借的大多是高息短债。
因为地方政府投资产生不出收益，只能发新债还旧债，越还越多。钱从银行流进地方政府，转一圈，又还了债，在账面上空转。所以，不管借多少，地方政府手里还是没钱。没钱怎么办呢？就向企业下手。过去承诺的税收优惠，现在翻脸不认账，倒查十年二十年，强行追回来。地方政府的另一手就是，今年的税收不够花，先把明年后年的收上来。这等于是杀鸡取卵。
李稻葵认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就堵在地方政府这里。所以，他说，地方政府是“瘀堵点”。光诊断出“瘀堵点”还不行，他毕竟是国师，还要开药方，上奏折。他开的药方是什么呢？说起来有点反常识，他让中央多借钱。替地方政府还账。他说，中央政府债务只占GDP不到30%，空间很大，今年计划发12万亿，远远不够。他建议，至少应当翻一番，发24万亿，甚至更多。中央政府发巨额国债，替地方政府还地方债，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房子。
听李稻葵的建议，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病根是债，药方还是债。用中央政府的新债，治地方政府的旧债。问题是，中央政府借债替地方政府还债，那么，中央政府的债谁来还呢？这就像地主家有十个儿，这十个儿比着借钱，盖高楼、买汽车，娶演员，娶歌星。正嗨到高潮，突然发现借的债，没钱还，不但这代人还不上，孙子长大了都还不上。这时候，地主家的师爷出主意，让地主去借钱，替儿子还债。
李稻葵干的就是这种活，把老地主当冤大头，把中央政府当冤大头。其实，是把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当冤大头——中央政府发巨额债务，最后都会是中国人买单。
两个星期前，我们有期节目，讲了另外一位体制内经济学家刘世锦的建议。可能有听众还记得，刘世锦说，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通缩问题，把消费刺激起来。怎么刺激消费呢？刘世锦建议，把钱从政府的口袋转移到居民的口袋。他甚至提出一个时间表：中央政府用五年时间，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块钱。钱从哪儿来？他说得很直白，就是把国有资产划拨进社保基金。现在A股中的国有资本市值大约是40万亿元，先划20万亿，补充到社保基金中。
刘世锦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国家不是没有积累，只不过是把本来应该积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的财富，都积累到国有资产中了。所谓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几十年压老百姓收入和消费积累起来的。现在，生产过剩，消费低迷，要摆脱通缩，正是给老百姓福利、刺激消费的好时机。他还定了个目标：用三年左右时间，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反过来说，就是把整个消费占GDP的比重，顶到60%以上。
李稻葵的建议显然跟刘世锦的不一样。李稻葵是建议借更多新债，用来还旧债，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身上，但李稻葵没说，中央政府的债最后由谁来还。跟李稻葵不一样，刘世锦是建议动用现有的政府资产，把钱从政府手里往居民手里转移，让居民消费赶上世界平均水平，这样把经济刺激起来。
李稻葵和刘世锦，都是体制内经济学家，哪个更靠谱呢？
李稻葵说，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固定资产投资只在两个年头下降过：1961年和1967年。
1961年是个什么年头呢？大跃进刚刚失败。前三年，全民大炼钢铁，砸锅卖铁放卫星，亩产万斤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到吹爆了，粮食没了。从1959到1961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中国人。1961年，中国经济总量掉了四分之一还多，是历史上有统计以来最惨的一年。那不是经济衰退，是经济跳崖。第一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就发生在那一年。
1967年又是个什么年头呢？文革第二年。全国停课、停产、闹革命。工厂停工，工人上街武斗，两派相互残杀，武汉、重庆这些工业重镇，真枪真炮打成了战场，在重庆甚至动用了坦克。第二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就发生在那一年。
今年上半年，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三次下降。而且，按李稻葵的说法，这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烈度和强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从这个角度讲，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并不是危言耸听。
危险，不是说明天就崩溃。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经济最可能的前景，不是崩溃，是长期溃而不崩。这是个漫长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整个国家的资源，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会被一点一点耗掉。整个社会的活力，居民手里的钱，会被政府想方设法抽干榨干，变相拿去堵债务窟窿。
生逢危世，普通人怎么办呢？几天前，我在上期节目中，转述一位俄国巨商梅利尼琴科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改变在哪个时刻发生，不可预测......你能做的，就是细心观察，为那个时刻准备好自己。”这也是我这个频道反复给大家的建议。国家的改变，制度的改变，需要很多因素机缘偶合，不是只靠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作为个人，有意义的，就是顺势而为，为那个将来会发生的时刻，准备好自己。
哪怕不知道方向，从最简单的做，坚持强健身心，学学英语、读点有质量的文字，这样总可以吧。只要能做这点有意义的事，就已经超过了99%的中国人。别老想着去改变那99%的中国人——你我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改变那些没有动力改变自己的人。将来他们是不是有改变的动力，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对于普通人来讲，最重要的改变，永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改变。如果连正能量经济学家李稻葵都绷不住了，出来暗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普通人更需要做好准备。有句话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上两次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是怎么过来的，值得今天的人看一眼。尤其是1967年那一次。
文革当中，中国人活成了两种人。那些先觉悟的，都是从改变自己开始，不随大流，不用假大空自欺欺人，而是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提高自己上面。文革一结束，他们上大学的上大学，做生意的做生意，出国的出国，开创自己的一片新天新地。而另一种人，就是那些整天国家民族、伟大领袖、远大理想，老盯着别人要改造别人的，他们害完别人害自己，害完自己再害他们的孩子。每一代都少不了这种祸害。前车之鉴，别做那种人。
如果真爱个人自由，爱宪政民主，不愿长期生活在独裁国家，就做个长远一点的计划，每天一小步，去实现自己的计划，最后到自由民主的国度生活。如果不愿背井离乡，也不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坦然一点，接受能伸能屈的人生，呆在中国也不是世界末日——有些活得很通透的朋友，在中国也过得不错，有亲人，有朋友，有自己的事业。那也是一种人生。关键还是那一点，自己怎么活，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这几年，中文世界流行一个词，叫躺平。有些英文媒体也报导，把躺平翻译成lying flat。从个人角度，我更欣赏得克萨斯土话中的一个说法，叫hunker down，意思是猫起来。飓风来了，得克萨斯人不躺平，也不跟飓风较劲，而是hunker down：钉好门窗，备足吃的喝的，在安全的地方猫起来，等风过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躺平给人的感觉，更多是被动的，是放弃、认命，当受害者。而hunker down，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主动的、积极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两种说法，两种人生态度。
(节选自第213期节目文字版《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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