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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

文革第一位非正常死亡高级将领——阎红彦之死(金陵钟)

 胡述安 / 万维博客  2026-8-26


在那段动荡岁月的悲剧谱系中,张霖之的惨死撕碎了人们对行政高官的安全幻想,证明即便官至部委部长,在秩序解体之下也会直接倒在公开的私刑批斗之中;而阎红彦的悲剧,则击穿了整个社会最后的心理防线 —— 军队。长久以来,军队被视作国家秩序的压舱石,军营是隔绝社会乱象的特殊庇护空间,战功、军衔、兵权、严密的军队组织链条,被默认为高级将领的安全铠甲。阎红彦,开国上将、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陕北红军的早期缔造者,身兼军政双重最高职务,戍守西南边疆,手上掌握实实在在的军区武装力量。就是这样一位从枪林弹雨里九死一生闯出来的战将,1967 年 1 月 8 日在多重无形高压之下走向死亡,成为文革初期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大军区正职高级将领。他的悲剧不只是个体的命运悲剧,更是动乱侵入军队体系的标志性事件,它以血淋淋的现实提出一个沉重命题:当整套组织程序与治理逻辑发生崩塌,即便是手握兵权的军区首长,同样没有能力保全自己的生命。

 

阎红彦的绝境,首先根植于军政合一制度在失序环境下的内在矛盾。建国初期,为稳固民族情况复杂、边境线漫长的云南,采取军队高级将领兼任地方党委一把手的治理模式。这套制度在社会运行正常的时期具备显著优势:军人执行力强,熟悉应急管控,能够统筹边防战备、民族治理、地方建设,实现军政协同,稳定边疆大局。阎红彦正是这一制度下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作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掌管部队思想建设、戍边防务,恪守军队的命令与纪律;另一方面作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全面负责地方党政、民生、民族事务。一身担起两套体系的责任。

 

可当群众运动的浪潮席卷西南,这套原本用来维稳的制度,瞬间转化为压在他身上的双重枷锁。地方所有的社会矛盾、派系冲突、夺权斗争,全部直接传导到他的身上。地方造反派的诉求、群众运动的压力、上层不同方向的指示,全部汇集于阎红彦一人。他陷入无法破解的两难:如果放任乱斗,看着地方机关瘫痪、干部遭受肆意批斗、社会秩序滑向失控,违背自己实事求是、守护边疆的责任;如果出手约束极端行为,保护地方干部,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立刻就会被扣上 “压制群众运动” 的帽子,成为被围攻批判的靶心。

 

不同于张霖之直接面对肉体暴力殴打,阎红彦承受的主要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精神绞杀。造反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集会接连不断,甚至直接冲击昆明军区营区,要求军队交出阎红彦,军营的物理边界被公然突破。虽然叶剑英专门下达保护指示,秦基伟也将他转移到属于军队管控的小麦峪军事据点进行隔离保护。肉体上的人身安全得到暂时庇护,但政治层面的绞杀并不会被围墙阻隔。他依旧要不断接收来自各方的诘难,承受漫天而来的政治指控,需要不断回应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战场上的敌人是明确的,对抗是刀枪相见,尚有冲锋突围的余地;而这种政治围攻没有确定的对手,没有正规的组织审理,没有合法的申辩申诉渠道,罪名来自舆论造势,批判来自群众运动,压力层层叠加却无处辩驳。一个久经沙场、不惧流血牺牲的军人,可以直面炮火,却难以承受这种无休止、无边界的精神消耗。

 

阎红彦之死,给全军高级将领群体带来了剧烈的心理震荡,彻底击碎军队内部固有的安全幻觉。在此之前,多数军队老干部的认知是:军队是独立的武装集团,拥有自己的纪律链条,即便地方社会大乱,军队可以划出清晰的边界,军队干部有战功、军衔、组织体系作为兜底保护。张霖之作为政府部长被迫害致死,尚且被很多军队将领视作地方党政系统的问题。但阎红彦作为大军区正职上将,即便有军委领导的保护指令、有军区部队的实际庇护,依旧走向毁灭。这一事实,让全军将帅猛然惊醒:战功与军衔,不能成为免罪金牌;军营围墙,挡不住外部运动向内渗透。

 

自此之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高级干部普遍出现深重的焦虑与自保心态。一部分人选择沉默退让,尽量减少公开表态,规避成为运动冲击的目标;一部分人在矛盾冲突当中选择妥协顺从,以此降低自身遭受攻击的风险。军队将领群体的心理防线出现巨大裂痕。人们终于看清一个残酷真相:军队的枪炮,职能是抵御外部外敌,它可以守护国土完整,却无法用来解决内部的政治纷争,更不能保护将领个人免于政治批判与精神迫害。兵权能够对付国境线上的敌人,却对抗不了内部失序所催生的舆论压力与派系倾轧。

 

这场悲剧也直接造成西南边疆军政指挥链条的断裂,带来现实的防务危机。阎红彦离世之后,云南省委工作陷入瘫痪,昆明军区同时被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一方面,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民族环境,战备国防任务一刻也不能松懈,部队必须坚守戍边的本职;另一方面,造反派持续冲击军队机关,各种政治责难不断压向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人夹在中央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地方各派力量之间左右为难,既要保全军区指挥核心不至于被冲垮,又要维持边境防务的底线。中央不得不紧急对云南军政人事重新调整,而这次危机,也成为后来全国边疆地区处理军政矛盾的现实样本,让高层真切看见:当地方动乱无限制传导进军队,边疆国防安全会直接受到牵连。

 

阎红彦的悲剧,进一步推动军委高层的警醒。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痛惜阎红彦的遭遇,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运动的破坏力已经深入大军区这一级别的军队核心圈层。如果不加以约束,大批身经百战的军队高级指挥员将会接连遭到摧残。此后军委层面不断发出呼吁,要求禁止随意揪斗军队干部、不允许冲击军营,试图为军队筑起一道防护墙。但在当时整体的大环境之下,这类指令的执行效力大打折扣,很难从根源上遏制乱象。同时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军政交叉兼职模式巨大风险:当地方社会失序,兼任地方主官的军队将领,会成为所有矛盾的汇集点,承担双重体系的全部压力。

 

将阎红彦与张霖之、严凤英、罗广斌的悲剧放在一起做整体性审视,能够看见时代悲剧完整的逻辑链条。严凤英代表文艺群体,因纯粹与美好不容于世而毁灭;罗广斌代表出身存在 “污点” 的革命者,困于终身自证,被派系倾轧反噬;张霖之代表行政系统高级干部,在公权力失序之后,死于公开的肉体私刑;阎红彦代表手握武装力量的军队高级将领,在军政夹缝之中,被无形的政治高压推向绝境。四类人,分属文艺、革命知识分子、政府行政、军队武装四大不同领域,身份、权力、资源天差地别,却迎来殊途同归的命运。

 

这一系列悲剧共同揭示出最核心的历史内核:个体的安全,从来不能寄托于身份、地位、权力、战功、武装力量。无论是艺人、知识分子、部长,还是手握兵权的军区上将,个人拥有的一切 “铠甲” 都是有限的。真正保护人的,是一套尚能运转的组织程序、实事求是的甄别机制、畅通的申辩渠道,以及对人格和生命的基本敬畏。当制度失效、程序废弃、理性退场,标签即罪名、口号即正义,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权力,都可能沦为时代疯狂的牺牲品。

 

动乱结束,阎红彦获得彻底平反,历史归还了他的荣誉与功绩,但生命无法重来。复盘这段历史,留给军队的教训格外沉重:军队的力量体现于对外御敌,而军队自身的安全,却依赖整个社会制度的良性运转。武装强大不等于内部安全,枪炮可以保卫国家,却不能拯救制度崩塌下的个体。

 

阎红彦之死最大的警示就在于此:一个国家最后的屏障,不单单是枪杆子,更是制度、理性与良知。如果内部秩序被彻底打破,即便是军区首长,也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

蘇暁康:后三十年持枪抢劫

作者臉書 2026-8-23

當下中南海撲朔迷離之處,也是最大的看點,即習近平搞不定軍方,居然連唐朝的推背圖都預言到千年之下「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
“有一军人身带弓”這句,解家眾說紛紜,有說“一、人、弓”三个字,正好合成一个“夷”字,指外国无疑美国总统川普,恰逢他上台后,每年增加3%-5%的军费,强化美国在导弹、网络和太空行动等方面的优势。另有一說,白头翁指張又俠。

全世界只待誰開第一槍,這又關乎當下「中共統治模式」,我曾分析毛與鄧:『哪個是更徹底的人治?誰比誰更厲害?鄧沒有毛的「奇理斯瑪」魅力,所以他必須修毛堂;毛比鄧殺人殺得多,鄧比毛摧毀中國更徹底;毛叫窮人懷念他,鄧叫富人感恩他;毛洞悉人的恐懼之心,鄧利用人的貪婪之心;前三十年是搶劫,後三十年是持槍搶劫,六十年當然是一個整體。「後三十年是持槍搶劫」,其實是來自胡平的一種分析:
胡平:這個模式的本質——持槍搶劫
鄧改革,他自己就說「白貓黑貓」,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場搶劫,而習近平與軍方的齟齬,源頭自然在一場屠殺,軍方替黨殺了學生娃娃,才引出這場搶劫,事後便要跟黨平分紅利,這才習近平擺不平軍方的要害。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梳理一條脈絡的。
一、垂簾聽政
此文分七個小標題:
1、老佛爺
2、應對學潮,鄧要殺人,趙反對殺人 3、鄧調兵屠城,是推翻趙紫陽的軍事政變
4、廢黜趙沒有合法性
5、楊尚昆的角色
6、集權衰敗期的高度風險
7、歷史之惡

二、習近平與軍方媾和
我寫過「習近平是中共的初心還是意外」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1103296423331、
甚至「皇帝想退休會怎樣?」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2852587963331
近期「习家军」大崩溃了嗎、九上將是誰的勢力?坊间流传元老们集体逼宫习近平,就被一個張又俠擺平了?
真真假假,皆顯示習控制軍隊有限,而軍方乃是唯一制衡習的力量,如若兩者又沆瀣一氣,便沒有所謂「習後」中國了。那可是一個大問號,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為啥、因為他們不是「太子黨」嗎?
三、暴力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两个愿望加在一起,就是所謂「和平演变」。但是,最反对"和平演变"模式的,恰好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因此,讨论中国的转型问题,就不能回避暴力的可能性。
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pfbid02SdjeHcbokVrGu1CUkyMZpyYiEEkgktoPF8JpepibrUS525SsC8PvYAsizoUKyftYl
此文分三部分,第三點最關鍵,展開說:
1、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
2、暴力的社会温床
3、军队国家化
在当下中国巨变前夜,恰是最关键性、无可回避的一个要害,中国军队的动向和意愿,毋宁是最神秘的。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吴仁华所著《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如下:
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公开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如何化解这次“兵谏”?吴仁华记录: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萧克、杨得志在会上解释了上书事件。萧克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据《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为《天安门文件》)称,收到这些上将的信件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上将上书之事及时平息。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今天的困境。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40位将帅

 作者:袁斌

大纪元  2025-4-9


1967年彭德怀被反剪双手遭公开揪斗

据有心人初步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将帅多达40位。

元帅2名:彭德怀、贺龙。

大将2名:徐海东、许光达。

上将1名:阎红彦。

中将8名:陶勇、汤平、袁子钦、傅连璋、刘培善、文年生、谭甫仁、肖向荣。

少将27名:吕炳安、唐金龙、杨文安、张子珍、安子敏、张和、王其梅、李呈瑞、齐勇、刘善本、刘何、雷永通、周长庚、张广才、买买提依敏、张学思、曾涤、索立波、桑颇·才旺仁增、王良恩、白天、胡秉权、李震、刘其人、袁也烈、贾陶、徐文烈

按死亡时间排序:

阎红彦: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授上将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8日凌晨4时服安眠药自尽,时年58岁。

陶勇:1955年授中将衔。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遇害身亡(55岁生日)。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的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吕炳安:1961年晋升少将。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唐金龙:1955年授少将衔。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文年生:1955年授中将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6月7日在广州因批斗引发心脏病逝世,61岁。

杨文安:1961年晋升少将。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1967年6月中旬在北京自尽。

张子珍:1964年晋升少将。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6月19日含冤逝世。

张和:1955年授少将衔。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安志敏:1955年授少将衔。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逝世。

王其梅:1955年授少将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67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

李呈瑞:1955年授少将衔。海军航空兵政委,1967年9月22日含冤逝世。

汤平:1955年授中将衔。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1月28日含冤逝世,65岁。

袁子钦:1955年授中将衔。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2月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逝世。

傅连璋:1955年授中将衔。卫生部副部长,1968年3月29日凌晨5时屈死狱内。

刘培善:1955年授中将衔。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8年5月8日晚22时到23时之间,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上吊自尽,56岁。

齐勇:1955年授少将衔。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8年7月1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刘善本:抗战中功勋累累,于1946年开创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在其影响下先后有有100余人驾42架飞机起义。朝鲜战场上任航空兵某师师长,亦战绩卓著。1964年晋升少将。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打死。

刘何:1955年授少将衔。炮兵副司令员,1969年4月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雷永通:1955年授少将衔。海军学院政委,1969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

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衔。装甲兵司令员,1969年6月3日晚死于关押室的马桶上。

贺龙:南昌起义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授元帅衔。军委副主席,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周长庚:1955年授少将衔。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1月27日在下放地四川射洪县农场因病去世,数百工人自发到百里外医院追悼。

徐海东:长征中1935年9月率红25军最早到达陕北,红军改编后任任115师344旅旅长,1955年授大将衔。国防委员会委员,被强行“疏散”到郑州后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

张广才:1955年授少将衔。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1970年4月8日在下放地湖北因病去世。

买买提依敏:新疆自治区人委会副主席,1970年5月17日含冤逝世。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1949年4月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1955年授少将衔。海军参谋长,1970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

谭甫仁:1955年授中将衔。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12月17日凌晨遭枪杀,延至中午12时去世。

曾涤:1955年授少将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71年12月14日在下放地因病逝世。

索立波:1955年授少将衔。1972年去世,一说属被迫害致死。

王良恩:1961年晋升少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1月26日含冤自尽。

桑颇·才旺仁增:曾在西藏旧政府内任要职,1959年授少将衔。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1973年6月在拉萨含冤逝世。

胡秉权:1961年晋升少将。军事科学院干部,1973年10月含冤逝世。

李震:1955年授少将衔。公安部部长,1973年10月21日夜,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白天:原国民党军93军参谋长,1940年到延安。1955年授少将衔。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文革中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1973年11月18日含冤逝世。

刘其人:1955年授少将衔。总政治部副部长,受谭政冤案牵连,1974年1月6日在济南含冤逝世。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指挥、一野总司令、志愿军总司令。1955年授元帅衔。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解除国防部长等职,文革中被囚禁了整整八年,1974年11月29日含冤病逝,时年76岁。以“王川”之名被火化。

肖向荣:1955年授中将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

袁也烈:1955年授少将衔。原海军副参谋长,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8月8日含冤逝世。

贾陶:原东北军的一位副副旅长,1939年率部起义。1955年授少将衔。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文革中与张学思等被列为“东北叛党集团”,受迫害致残并导致全瘫,1976年10月22日含冤逝世。

徐文烈:1955年授少将衔。任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71年3月被遣送回原籍云南宣威,1976年12月28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2025-03-21

2026年8月1日星期六

王丹:如何看到中国的军队问题?

王丹   X 
@wangdan1989 · Aug 1, 2026 


  如何看到中国的军队问题? 

在谈论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无非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因素,却像一团迷雾,我们可以感受它那巨大的阴影,但是却无法清晰地辨认它的面容。这,就是中国的军队问题。 

 中国军队的战力到底由多强?军队内部是否也存在派系?党对军队的领导可以贯彻到什麽程度?军队高层真的对政治和权力不会进行干涉吗?中国会不会出现军人政权?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真正的乱局,军队会扮演什麽样的角色?我相信,关于中国,所有这些疑问都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吸引人的问题,但是,也是最没有答案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军队像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週边的一些稜角。而任何零碎的描述和分析,都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 

 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著,林添贵译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一书,可以多少提供给我一些这样的线索。而更有意义的事,作者提醒了我们,中国的军队,将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庞大的阴影,已经开始逐渐显露出了它峥嵘的冰山一角。 

 例如,中共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样的铁律,其实已经面临很大的考验,而这些考验,来自于自然的逻辑,那就是管理需要专业知识,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此,蓝普顿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由于军事事务变得愈加技术複杂,而文人领导人通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文人越来越依赖军官的专家意见。尤其是江泽民以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已经麽有战争的经验,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资历,他们对军队的控制,还能有多强,实在令人质疑。 

 他们除了用庞大的军费,不断的封官许愿,以及对军队自行其事地为自己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睁一隻眼闭一隻眼之外,其实没有更多的权威来确保对军队的控制。即使是自认为与军队有一定渊源的习近平,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恐怕也没有十足的安全感,否则就不会费力进行军队体系的全面改革了。这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社会进入不稳定时期,动用军队也许会成为中共领导层最后的选择,但是,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吗? 

 另外一个过去并没有凸显出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发展类似美国那样的军事-工业部门,这个部门目前规模还不大,未来将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及国安决策上扮演日益举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在南海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像中石化这样的巨型石油国企,与军队之间,显然就有庞大的共同利益。他们的结盟,将使得中国军队的势力走出军营的围牆,进入到市场中,或者更有理由介入到外交事物的决策中,这样的趋势对中国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蓝普顿在梳理中国军方的发展的时候发现, 2013年以后,解放军中的个人和组织却却颇有创意地设计出账外收入的管道-卖地,卖官及其他种种伎俩。这几乎已经成为党与军队之间不公开的协议。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发动的反腐政治斗争,已经触动到了军队的这一块利益。如同我们前面讲过的,中国军队对政治保持距离,条件是政治也不敢于军队的牟利机制。军队不干政,是因为政治也不干预军队。现在一旦政治敢于到了军队的赢利机制,军队是否真的会甘心放弃庞大的利益?这恐怕才是习近平最应当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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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一建军节之际, 习近平就解放军的问题出来讲话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并讲话, 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第一, 反覆强调军队要听党的话, 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强化政治引领”. 习近平提出: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打牢官兵听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确保枪桿子永远听党指挥. 军队是不是听话, 这可以说是习近平, 或者说歷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最在意的事情. 

 第二, 提到了军中反腐问题, 情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可以预料, 张又侠的问题很快就会对外公布了. 

 第三, 强调了备战思想, 虽然没有点名台湾, 但习近平说“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谥”, “备战”二字还是值得重视.

刘军宁:八一之际,为何法老永远搞不掂刀剑?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Aug 1, 2026



八一之际,为何法老永远搞不掂刀剑?


14年清洗后军权仍是最大威胁

自2012年以来,观十四年之清洗地图,惊心触目:初则拔除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以整肃旧日异己;继则清洗苗华、何卫东,此皆亲手擢拔之嫡系;再则缉拿张又侠、刘振立。由清异己,到清亲信发小,再到清亲信之亲信,这是一切“用人失察 “的范畴所无法解释的。

如今军委班子仅余两人,且无一是军事将领。十四年之清洗,地位非越清越稳,乃越清越危;军权非越洗越实,乃越洗越虚。法老永远搞不掂刀剑,难道是宿命?

军权(刀剑)之所以始终“搞不掂”,关键不在于统治者手段不够狠辣,而在于“党指挥枪”这一列宁主义模式在个人化集权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违背神定道德秩序(十诫)的属灵困境。

刀剑归属谁?

《圣经》宣告:“耶和华作王。”(诗篇 93:1)当无神论政权或个人宣称对军队拥有“绝对领导”,强求“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时,这就本质上构成了对上帝主权的妄自僭越,意味着统治者试图在人间“扮演上帝”,把军权当成维护个人与政权绝对地位的终极工具。军队作为神所赐予维系公义的“刀剑”,一旦被敌神的法老所攫取,就失去了公义的属性。

历史上的法老、尼布甲尼撒与希律,无一例外地重复着同一种模式:越追求绝对掌控,越陷入猜忌与恐惧。刀剑一旦被个人崇拜绑架,便失去公义属性,沦为血祭的工具。为了维系这种虚假的“神圣性”,政权不得不靠无休止的“血祭”(清洗与整肃)来维持表面秩序。但这只是一种昂贵、脆弱且暂时的控制,每一次清洗都在宣告前一次“绝对忠诚”的失败。

实权即威胁:无处不在的“弥漫性恐惧”

法老的困局,有其铁律:为维持政权,必须赋予军队强大军力;然此军力一旦成形,军队便具备了反噬统治者的潜能。于是,判断一位将领是否构成威胁,不取决于其口头忠诚之程度,而取决于其实权与威望之高低。

从历史上的林彪、彭德怀,到如今的张又侠,当将领在军中树立起威望并掌握关键人事权时,他在实际中就已经构成了对法老的威慑。于是,法老又通过清洗最亲近的人来制造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全军处于“弥漫性恐惧”之中。

亲信悖论:昨日忠臣,今日宿敌

为了拔除异己的旧势力,新法老必须提拔自己的嫡系亲信。然而,亲信为了贯彻意志,必然要在军中建立次级信任网络。当这一网络膨胀为新的山头或独立王国时,私人信任便被结构性的权力猜忌所侵蚀。昨日亲自提拔的“忠臣”,因其权力的客观扩张,顺理成章地演化为今日必须打倒的“宿敌”。于是,一边亲手提拔一边亲自打倒的剧目循环上演。

法老越提拔,越是在制造潜在的威胁者。这不是失策,这是逻辑;不是偶然,是宿命。历史一再重演:斯大林一九三七年大清洗摧毁苏联红军指挥中枢,致初战惨败。清洗不是解药,清洗本身才是病症。

违背十诫的政治反噬:僭越者面临后果

十诫所确立者,非仅个人道德之规范,乃一切政治权力之神定边界。党军体制对十诫道德秩序的全面拒绝,从根本上奠定了搞不掂军权的必然结局。

十诫确立了耶和华排他性的最高权威。权柄出于耶和华,刀剑归于至高者,法老何得自专?他必须依赖无数军头代理行使权力,而每一个在局部掌握信息与兵权的军头,皆自动成为了潜在的“篡位者”,从而陷入无解的监控焦虑。自古法老皆如此:越欲独握,越失其握;越谋绝对,越陷绝境。这是违背神定秩序之必然,非人谋可以逆转。

偶像崇拜培育系统性伪装者

十诫禁止偶像崇拜。党军体制将绝对效忠建立在个人崇拜之上。然而,偶像崇拜文化塑造出的不是真忠诚,而是精明的表演者。将领们精通于表演忠诚,把效忠当作生存算计。

没有良知的约束,就没有永恒的见证,政治誓言之廉价,犹如晨露遇日,须臾蒸发。忠诚需要高于双方的权威来见证。在没有神圣见证的政治誓言中,任何私人纽带(乃至“发小”关系)在权力与利益面前都脆弱不堪。将领们不在乎永恒责任,只在乎清算来临前不被发现。恐慌最终转化为对摆脱与挑战法老的渴望。

盗窃文化与谎言茧房

十诫禁止盗窃。当法老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试图独占政权与军权时,他自身便成为最大的财产权侵犯者, “财产权不神圣”遂获得最高背书,军队的买官鬻爵与军事物资偷盗便成为制度性必然。此非个别将领之道德问题,乃整体结构之产物。

十诫禁止谎言。谎言是法老与法老体制的必然要求。全军上下为了自保与升迁层层欺瞒,假信息假见证汩汩上传。法老生活在精心编制的虚假信息茧房中,无法获知军队的真实状态。他在被谎言包围中沾沾自喜,最终成为谎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谎言从来不只向下欺骗人民,它同样向上欺骗法老。

贪婪的闭环:法老与将领的同一种罪

十诫禁止贪恋。法老对军权的无限追求,与将领们对私利的无限追求,本质上是同一种罪,即企图以有限之力僭占无限之位。

于是,这场博弈没有赢家:法老清洗将领,将领欺骗统治者;法老以恐惧维持忠诚,将领以表演回应恐惧。双方皆被同一种属灵盲目所驱动,皆在同一个没有真理校准的权力迷宫中互相消耗。刀剑之所以始终搞不掂,正因为法老与军头,俱已被贪婪所缠绕,深陷在罪中。

“耶和华之日”与不可逃避的终局

十四年来的军权困局证明,一个政权若建立在违背十诫道德秩序的前提上,就绝不可能实现神定政治秩序下才能拥有的有效军队控制。彻底解决控制军权的问题,需要独立的军事司法、透明的武器预算、文官的有效监督、法治的真实约束——而这四者,每一项都要求最高领袖接受制度对自身权力的约束。这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拒绝一面,就永远无法获得另一面。

十诫所确立的神定政治秩序,不因任何政权的拒绝而失效。古今一切以绝对权威自居、拒绝在至高者面前俯伏的政权,终将瓦解于自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与内耗之中。法老既然拒绝接受任何制衡,却又渴望绝对掌控,则无法走出"清洗—提拔—再清洗"之怪圈,直到那超越一切世俗政治算计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到来。这不是诅咒,是律法;不是预言,是审判。届时,一切自称绝对的权力,皆将在永恒的公义面前归于虚无!

( @baodiantimes)

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

杨继绳: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作者:杨继绳


  1972年夏,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发1972年[28]号。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转发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第一篇内参题为《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第二篇是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第三篇是反映驻军退出民房的情况,第四篇是写退房后军民关系改善。后三篇反映的情况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后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这个文件在中共中央转发内参的按语中要求天津驻军迅速改正错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条当时称为“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在一个苹果园里不吃园里的苹果,说不吃是光荣的,吃是可耻的。毛泽东旁敲侧击,用吃苹果的事来说明军队占用民房可耻,退房子光荣。
  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执笔的,后三篇是马杰执笔的。
  这几篇内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而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人物的子弟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子弟。在下乡知青中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上学,老子百姓儿务农。”当时我年轻气盛,下决心揭露大学招生“走后门”的事。我到南开大学主管招生的部门了解学生来源,还直率地提出了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资料,他们搬来了一大摞,我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盖上了大红图章。哲学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都是手续齐全,无法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我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号门前军人站上了岗,这里的房子(当时大概是建筑设计院,上世纪80年代为天津城市规划局)最近也被军队占了。联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军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大学招生走后门抓不着,军队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我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调查军队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之嫌。这个题目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没想到贾文英、阎晶昌、虞锡圭、李荣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荣昆提议,军队是马杰分管的,马杰应当参加。我上楼把政文组的马杰叫了下来,马杰大力支持,积极表示参加这个调查。阎晶昌说:“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当时市房管局并入公用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仲林、孙国荣、李子荣、侯树民、乔虹等人。据他们介绍,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著名泌尿专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号,被公安局军管会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全国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歧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有。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根据座谈会上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例如,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位团级干部说:我不能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一位女房管员还带我从外面远远地看了几处被军队干部占的小洋楼。接着,我调查了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张玉昆,他介绍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我还调查了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马杰调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儿园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事后据“落实中共28号文件办公室”向我介绍,在天津驻军20个单位即六十六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05部队、海军航保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万平方米。)
  材料齐了以后,我很快写出了稿子,郭宝树打印后交给分社负责人任丰平,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签发给总社,他冒风险承担了政治责任。
  几天以后,从总社传来了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振奋。也有好心的人告诫我:别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他的告诫是有根据的,揭露权倾一时的军队的问题,还会有好结果?事实上,正是周总理主持的这个会上部署解决全国军队占用民房的问题,并由此纠正军队在“支左”中因权力太大而产生的不正之风。
  军队占用民房不仅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前,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事先对天津驻军进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让天津驻军领导人向新华社记者表态(总社通知我们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我和马杰到六十六军时,刘政军长笔挺地站在传达室门前,见了我们立正,行军礼,说他已恭候多时);又让天津驻军立即退房,保证在“八一”建军节前退完;还让退房后组织拥军爱民活动。这些活动也让我们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说:“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还要求各级“退出水平,退出风格”。同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爱民教育和纪律教育。家属准备来队探亲的,打电报不让来,请假的也推迟了。7月19日,六十六军带头,动用两个连队把军部从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址(百货大楼后身)。搬家的部队车水马龙,十分壮观,群众夹道拍手欢呼。为了保证六十六军搬回去,天津市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的修缮队伍,还有200多名战士,日夜奋战三四天,7月18日零点完成了对新华路28号的修 理,保证了六十六军7月19日搬回。
  对于军队即时退房我是很高兴的,但对于军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和拥军爱民活动我心存疑虑。例如在东风大学六十六军举行的拥军爱民盛会上,天津市一些领导人(如市委书记解学恭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蔡树梅、王淑珍)的发言,对军队占用民房没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反而对军队大加赞扬,好像欢迎从前线凯旋的部队一样。看到这些情况我心中不平,想站起来说话,坐在旁边的任丰平把我按住了,但对写后几篇稿子持消极态度。多亏马杰识大体、顾大局,由于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后三篇稿件,实现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即退房,全国所有驻军都突击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民房近百万平方米。新华总社让全国各分社写当地驻军退房的情况,从各分社的内参稿中可以看到,各地军人搬家都颇有声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在“文革”中权力部门大量扩张办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万平方米。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军队一时退房困难,搬家拖了一段间。如被4688部队占用的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没有退,后来地方给了三处房子,才换了出来。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退出来,直到引发一场学潮,“二炮”才不得不另迁新址。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军队占房问题?当时市委领导人、毛泽东的亲戚王曼恬说:“这不是腾几间房子的问题,意义深远。”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文革”中军队势力过大有些担忧。
  “文革”期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一时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军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52作的军队干部共有4035人,其中有3172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全市区、局党委书记60人(60个单位)中,军队干部44人,占73,3%,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11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10人,占90.9%。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向林彪和黄、吴、叶、李、邱那个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抛石头,挖墙脚”就有抑制军队的意思,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泽东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应当是解决军队问题的余波。
  驻军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过高地估计了新华社记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认为新华社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申诉,纷纷到分社上访。那时新华社还真有点威望,有时给上访者单位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上访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150号分社所在地人满为患,有时一天上访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小花园都挤满了。上访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业界知名人士。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传达室生连起老头每天发十几个号,有人为了拿到号,头天晚上在分社的围墙外面墙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阎晶昌、孟子君等人专门接待来访,帮助上访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接待来访中触及大量“文革”中的问题,引起当时市委不满,市委副书记、六十六军军长兼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政批评分社超越权限,管得过多。这样,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众上访。


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

林兆彬:南昌暴動真相與香港角色

追光者 202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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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e 快評|南昌暴動真相與香港角色 (林兆彬)】
每逢8月1日,中共總會大張旗鼓慶祝所謂「建軍節」,將1927年南昌暴動描繪成「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一場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英雄史詩,但官方版本充滿了選擇性遺忘。而香港則在這場失敗行動中,更扮演過「救生艇」角色。
中共官方史觀強調南昌暴動是中共的獨立決定,但真相是,這場軍事行動是蘇聯共產國際的主意。當時,史太林親自制定對華政策,讓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南昌暴動的指揮者並非只有周恩來,還包括蘇聯軍事顧問庫馬寧。周是在庫馬寧的指揮下,組織當時中共能調動的約兩萬士兵舉行兵變。
這場暴動並非為了甚麼「解放人民」,其戰略目標是,在南昌奪權後迅速南下,到600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接收蘇聯準備運來的武器援助。
|披着國民黨外衣叛變

在中共歷史教科書中,「南昌起義」被描繪成紅軍的誕生,但真相是,當時「起義軍」高舉的並非紅旗,而是國民黨的旗幟。
在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國民黨,比武漢或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更忠於孫中山的遺志,因此以「革命派國民黨」的名目繼續活動。
在「起義」過程中,中共組成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在未經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冒用了多位國民黨著名左派領袖的名義發表起義宣言。例如,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在「起義」前兩天,還參加了國民黨內決定肅清共產黨分子的會議,起義宣言竟然有他聯署。
這種「寄生」由來已久,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便巧妙地利用「黨團」手段,在國民黨內部建立秘密小集團,掌握組織主導權,被國民黨視為「寄生」與「在黨中建黨」。因此,「南昌起義」在最初階段,本質上是一場穿着國民黨軍服、打着國民黨旗號的軍內叛變。
|「秋收起義」的真相
在官方歷史中,毛澤東雖未直接參與南昌暴動,卻被塑造成與之交相輝映的導師。毛澤東當時正忙於在湖南籌劃「秋收暴動」,而他對南昌部隊的關注,更多是出於「挖牆腳」的權力計算。
1927年8月初,毛向黨中央建議,希望從路過的南昌部隊中分給他一個團,並宣稱他有把握佔領五個縣以上。然而,毛並非真要發動農民,由於長沙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想利用打長沙的名義將這些軍隊帶走。所謂「秋收起義」並非一場農民起義,當地農民都對此不感興趣。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澤東關於發動「湘南暴動」的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約定於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為了觀察南昌部隊是否能到達湘南供自己利用,毛遲到了4天,直到確定南昌部隊已潰不成軍、不可能繞道湘南後,他才要求取消湘南暴動計劃,改打長沙以調動武裝到自己手上。
南昌部隊南下,當時氣溫極度悶熱,士兵們沒有乾淨水喝,被迫喝田裏的污水,成群地因病死去。起義後僅三天,逃兵已佔三分之一,彈藥丟失一半。
最終,這支預備去汕頭領蘇聯賞賜的部隊,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於潮汕地區遭遇慘敗,部隊徹底瓦解。結果,賀龍逃往香港,葉挺與彭湃逃往陸豐,只有朱德率領約一千人的殘部,艱難地走向贛南,最終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

|香港救生艇與庇護所
在南昌暴動失敗後,香港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對於當時身陷絕境的中共領導人來說,這個「帝國主義殖民地」竟然成了他們躲避死亡、重整旗鼓的通道。
南昌部隊在南海岸被打散後,周恩來當時正患着嚴重的瘧疾,高燒不退,處於半昏迷狀態。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是他的下屬將他抬上一葉扁舟,在驚濤駭浪中,為了防止被捲入海中,他們甚至用繩子將自己綁在桅杆上,歷經兩天一夜的顛簸,才成功抵達香港。
如果沒有香港作為避風港,周恩來這位日後的中共總理,極可能在那個海灘上病死或被捕。周在香港養病並躲避追捕後,才轉往上海,繼續領導中共的秘密工作與特務組織。同樣,南昌暴動的主將賀龍,在部隊崩潰後,也是經由香港逃出生天。
到了1930年代,中共為了除掉叛徒、維護其在上海的特務網絡,也多次利用香港作為情報中轉站與人員撤退的通道。香港的特殊環境,客觀上成了中共早期革命失敗後的庇護所。
「南昌起義」的真相,並非甚麼「打響第一槍」的民族覺醒,而是在蘇聯操縱下、利用國民黨外衣、最終靠着向多個據點潛逃才保住火種的一場軍事潰敗。
當年香港保護了周恩來等人,給予他們避難的自由;而今日,當中共掌握了權力,卻反過來扼殺香港的自由,歷史的輪迴與諷刺莫過於此。

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

撞机中国尊:一架轻航机如何撕开军政禁地的“立体防线”?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Jun 27, 2026

撞机中国尊:一架轻航机如何撕开军政禁地的“立体防线”?

2026年6月26日,一架小型轻型飞机从石佛寺机场起飞后偏离航线,直接撞击了北京CBD标志性建筑中国尊。这场看似偶发的撞机事件,但却是一次对北京核心军政禁地防务能力的绝佳压力测试。

如果将加拉加斯夜间全城断电“活捉马杜罗”的精准抓捕,以及德黑兰“斩首哈梅内伊”的深渗透情报战相结合,就很容易捕捉到了中国卫戍禁地在低空防御、决策链条及内部政治漏洞上的三大深层软肋。

一、 战术漏洞:摩天大楼下的“雷达黑洞”与市区硬杀伤卡壳

中国尊的黑天鹅事件,直接验证了北京内防的技术死角。

低空隐蔽走廊的战术验证:     可通过这架飞机的飞行数据,精确测算北京CBD高楼群产生的“多径效应”对雷达的干扰。高密度摩天大楼带来的地物杂波,为低空、低慢小目标的渗透提供了天然的隐蔽走廊。

繁华市区的“投鼠忌器”:中国卫戍部队在面对已突入五环内、直扑核心禁区的低空目标时,极度缺乏附带损伤低的末端防御手段。由于害怕击落残骸砸伤市民或破坏核心地标,防空火力在繁华市区内极易陷入政治顾虑的“卡壳”状态。

二、 机制漏洞:层层上报体制下的“脑瘫”风险

中国尊事件则凸显了集权体制在突发模糊威胁前的决策滞后。

20分钟“时间窗口”的流失:     飞机从偏离到撞击有近20分钟的窗口期,但在军警高度警戒的北京,却未能被及时迫降或干预。这暴露了指挥链的致命软肋:中基层指挥官在面对性质模糊的突发事件时,因缺乏政治免责机制而不敢擅自做主,必须层层上报至最高层。

战时“认知摩擦”的利用:若战时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机群或电子战在北京周边制造真假难辨的“低空异常事件”,高度集权的指挥链极可能因信息过载而陷入数十分钟的决策瘫痪,达到“让对手陷入脑死亡”的斩首效果。

三、 情报与政治漏洞:技术锁死无法防御的“合法特洛伊木马”

“斩首哈梅内伊”的成功关键在于深入高层的潜伏“内鬼”;而中国尊事件则证明,外部防线再严密,也难防“内部合法性”的突破。

缺乏动态忠诚度监控:     撞击大楼的飞机并非来自境外,而是来自中国合法的驾校、合法的飞手、在合法的机场起飞。这表明中国在防范外部渗透上倾注巨资,却对内部已获得合法身份的航空从业人员缺乏动态、实时的心理与政治忠诚度监控。

技术反制的不可靠性:     过去依赖的“硬性电子围栏”或“无人机出厂锁死”等软件固件防御,在面对有备而来的物理改装或手动驾驶轻航机时,瞬间就会失效。

结语:不可承受的绝对安全代价

只要通过内线情报渗透绕过外部防空网,利用“内部合法身份”发起低空、低成本的不对称突袭,集权请示体制就会暴露出巨大的反应时差,从而为定点瘫痪提供可乘之机。

可以预见的是,事件发生后,为了堵住这些被暴露的黑洞,官方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低空管控、反制系统部署与指挥流程优化,以防止类似马杜罗与哈梅内伊的事件在北京发生。在财政匮乏债务齐天的今天。相关的维稳经费必将面临新一轮的大幅飙升。对“绝对安全”的极致追求,终将变成无底线消耗财政的吞金巨兽。@baodiantimes

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

傅乐平:三万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

作者:傅乐平

▲9月2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馆内为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公使郭燕以及数十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和老战士代理出席。 中新社记者 吕少威 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收编三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时发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有日籍老兵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奖章。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日籍解放军女兵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日籍医务女兵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2010年,原解放军第38军日本老兵代表团访问中国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我们为青春留在中国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八一大楼与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合影留念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他们先后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想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长城友好会"等十几个日中友好组织,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自九十年代以来,以中村义光为首的"回想四野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团"。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特意邀请"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等老朋友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是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也是无意中谱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插曲。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的那些话和背后的历史,当让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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