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2026-7-24
自從《國安法》頒佈以來，香港進入「意識形態大陸化」時期，而改寫香港歷史就是這個大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香港竟然有一批頂着「學者」、「專家」頭銜的人欣然地充當中共的馬前卒去篡改香港的歷史。
早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經過5年「換妝」後向公眾展示的新面貌，一如預期改變了香港歷史的敘事。該館顧問團隊（即認可這次篡改內容的人）有：丁新豹、朱治夫、呂大樂、吳志華、冼玉儀、周佳榮、陳蒨、麥勁生、劉智鵬、劉蜀永、蕭國健等（以各人的姓氏筆劃為序）。
在這袞袞諸公中，劉智鵬、劉蜀永、丁新豹（以下簡稱「二劉一丁」）堪稱是「篡改歷史鐵三角」，在這場改寫歷史的工程中，「二劉一丁」形成了完美的鐵三角：
- 劉智鵬：他是首惡，負責在政治上打衝鋒，貫徹北京的意圖。
- 劉蜀永：他是幫兇，負責把中共意識形態直接化為香港歷史。
- 丁新豹：他是幫閒，負責為篡改後的「偽史」提供學術背書。
三人中，劉智鵬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是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界別）、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地方誌中心總編輯。他是香港歷史教育的「總教頭」：他直接主導了香港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是「香港不是殖民地」這一論述的最強力推動者之一。他不僅在學術界（嶺大）有位置，在立法會和政協也有話語權，是港府落實「去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智囊。他深得中共垂青，例如，港澳辦下屬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於今年1月換屆，對第五屆理事會進行了大幅精簡，香港理事從28人銳減至9人，劉智鵬仍然能夠繼續連任。
他是典型的「政棍學棍混合體」：通過政治頭銜將官方史觀直接轉化為法律和教學綱領。內地的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 [1]。劉智鵬就是一個典型的「四幫份子」。何以故？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劉智鵬不否認這實際上就是中共力圖推動的「國民教育」）這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甚麼人、國籍是甚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後，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這裏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幫閒」角色。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就把「六七暴動」改為左派的用語「反英抗暴」了。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他最為人不齒的地方，是在「國安第一案」中以控方「專家證人」身份論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意圖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從此凡是展示此口號有關的標語、物體、歌曲（如《願榮光歸香港》）都可以被入罪。大律師黃賢先生就他的所謂「專家證詞」連續發表三篇評論：〈「光時」報告之歷史迷失〉、〈「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2]，將其所謂「專家」的錯誤鞭撻無遺漏。
黃賢說：對於專家證詞，《高等法院規則》有嚴格法定要求。專家證人對法院負有淩駕性的責任，必須公正無私及獨立，不能僅是一己之見，更不是某一方的訟辯人。該專家還必須簽署「屬實申述」確認該文件中所述事實屬實。之後，黃賢詳細地分析劉智鵬的所謂「專家報告」既失實又偏頗（詳情這裏不贅）。黃賢的這三篇評論獲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足見其反駁的份量有多重。
由一個無恥的「四幫份子」來主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則其所呈現的香港歷史，將不可避免地變成地地道道的洗腦教材。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 均見其在《灼見名家》的專欄。這三篇評論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