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nchaohan · Jul 28, 2026
熬鹰与熬人
最近读了一本书，涉及驯鹰，其中详细介绍了“熬鹰”的过程，引发了我的一些联想。
人们常说，动物天生热爱自由，我相信这一点。鹰尤其如此，它历来被视为自由与桀骜不驯的象征。然而，一只猛禽经过漫长的“熬鹰”——剥夺睡眠、控制食物来源，使驯鹰人成为它生存的唯一依靠——便会逐渐乃至彻底失去爱自由的天性，即使重新飞上蓝天，它往往也不会离主人而去。
这让我想到极权统治下的“熬人”，与“熬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过长期驯化，一个人的生存本能、价值判断乃至行为模式，都会被重新塑造。最终，他的世界不再围绕自由与尊严，而是围绕那只掌控食物、资源和命运的手运转。
这种“熬人”，如果持续几代人，其影响不仅会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文化不断传递，其训化的遗传信息甚至可能通过表观遗传等机制遗传给子孙后代。这正是极权最残酷、也最可悲之处。
极权机器“熬人”，大致有以下几个维度。
一、对生存本能的系统性操纵
极权统治绝不仅仅依靠恐惧维持秩序，它更深层的逻辑，是垄断个体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
当国家牢牢控制住房、粮食、工作、教育乃至人身安全时，人的心理结构便会发生深刻变化。个体最优先的需求，不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对确定性和生存的依赖。
久而久之，人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将那只压迫自己的手，误认为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因为对他而言，那已经成了唯一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依靠。
二、铁笼制造出的虚假安全感
真正的自由固然令人向往，但它同样意味着责任、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必须独自承担选择的后果。
一个群体如果长期生活在铁笼之中，所有重大决定都由国家代替完成。一旦铁笼突然打开，外面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往往不是自由，而是混乱、危险和未知。
政治哲学家弗罗姆在其经典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中指出，当人们尚未具备承受自由焦虑的心理准备时，往往会主动逃回新的专制体制，用放弃选择权来换取顺从所带来的安全感。
三、国家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看起来像是在拒绝自由，但其本质更接近一种长期驯化形成的生存机制，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化，或者与“习得性无助”相伴随的心理状态。
如果一个人长期被灌输：“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没有领袖英明领导，你们无法养活自己、无法治理国家、无法独立思考。这种无力感最终就会内化为他的思维方式。
因此，当他们面对自由时，真正支配他们的未必是仇恨，而是恐惧。他们害怕失去主人之后，社会会陷入混乱，生活会彻底崩塌。
而极权机器正是不断放大这种恐惧，一遍遍告诉公众：“没有我们，你们就会挨饿；没有我们维稳，天下就会大乱。”
四、暴力机器的杀一儆百效应
熬鹰有许多手段，其中一招是，把鹰的眼帘缝合起来，逐渐拆线。之后还要将它戴上头罩，限制行动。同时必要时，要有体罚。其目的都是不断削弱鹰的独立性，使其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服从。
极权体制“熬人”也是如此。
它封锁信息，使人失去独立判断；利用监控体系发现“不服训”的人；再通过公安、国安等暴力机器实施精准镇压，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久而久之，多数人便学会了沉默、顺从，甚至主动自我审查。
五、人终究不是鹰
然而，人与猎鹰之间，始终存在一道根本性的界限。
猎鹰可以被彻底驯化，因为它无法反思，也无法追问意义；而人类不同。无论极权机器多么严密，对尊严、真相和自主的渴望，都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在长期恐惧之下，这种渴望或许会沉睡几十年，让外界误以为人们已经甘愿放弃自由。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只要坚冰出现裂缝，那些沉睡已久的种子，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重新萌发。
锁链被砸碎之后，清除深入骨髓的奴性，必然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同样，历史也反复证明：任何统治，都无法永久操纵人性。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那些至今仍生活在党国体制中的人。
面对他们，不必简单贴上“共匪”、“共粉”之类的标签，更不应因为他们说了几句中共的好话，就轻易否定他们作为人的复杂处境。
真正必须谴责的是制造这种驯化机制的极权制度，而不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其中、被一步步被“熬”的人。
理解他们为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为了原谅极权，而是为了最终帮助他们摆脱极权。这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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