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聪明的中国人,愚蠢的中国人



聪明的中国人,愚蠢的中国人

聪明的中国人有自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自己,国家是国家。他们不需要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证明他们自己不渺小。国家强大,我是个人,国家弱小,我仍然是个人,不管国家怎么样,我该做人还是做人。这就是self-esteem(自我尊严)。相反,愚蠢的中国人没有自尊。他们的人格是空的,自我价值是扭曲的。他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国家”这个宿主身上...



在现实生活中,在网上,经常遇到一些要救国救民的中国人。工作都没有着落,连自己小区的物业都搞不定,随便一个小领导就能骑到他脖子上习惯性小便失禁,他还整天“国家战略”“大国博弈”,蹲厕所都忘不了在手机上给中国指明方向,给美国指明方向,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哪个国家的方向,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能想到中国怎么办,美国怎么办,日本怎么办,台湾怎么办…他们想不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怎么办?”或者说,就是“怎么样救自己?”,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怎么样活得更像个人?”

只有立志活得更像人的中国人多到一定程度,中国才会有根本改变。这个过程不可能反过来。

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先国家,后个人,国家无限大,个人无限小,小到不再是个人,而是头牲口——这种反人性的思维方式,是很多中国人头脑中的肿瘤。这十几年,党国不断为这这颗肿瘤打激素,让它越长越大。

我们这期节目,就给这种头脑照照X光,希望更多的人能拿起手术刀,切除这颗肿瘤。

用哲学语言来讲,就是中国人要想活得像人,需要一场认知哥白尼革命,不再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肉身离不离开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斩断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的那跟锁链。

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国家,不能选择自己成长的时代,但成年以后可以选择自己干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当务之急,就是抛弃那堆国家民族之类的屁话,先做有健全人格的人。做不成人,什么都谈不上。

这就是中国人急需的一场“认知哥白尼革命”。这词儿听着挺学术,其实特简单。在哥白尼之前,欧洲人相信“地心说”,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和所有星星,都围着地球转。到了16世纪,欧洲的观测工具和运算技术,都提高了,哥白尼发现,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人并不是个静止的观察者,而是跟着地球运转轨道不停移动。

为什么这叫哥白尼革命?因为哥白尼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了。

现代文明的诞生跟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同步。现代文明人的诞生离不开这场认知革命。换句话说,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才能做成现代文明人。

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认知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之前,经验主义哲学认为我们的头脑,就像一面镜子,自然世界映照在我们头脑中,形成认知。康德发现,认知过程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被动的照镜子,而是我们头脑中存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不是人为自然世界照镜子,而是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用“哥白尼革命”的典故来说中国人的认知现状。在个人跟国家的关系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装的还是政治“地心说”——国家就是宇宙中心,个人永远围着国家给他规定的轨道转,个人永远为国家而活。在这方面,中国人急需一场哥白尼革命,把被颠倒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纠正过来:不是个人为了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为了让个人活得好,才有存在的价值。

要做个现代文明人,第一件事,就是斩断党国套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锁链。那条锁链把中国人像狗一样拴在国家的门框上。这里说的不是捆绑中国人肉身的锁链,而是捆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锁链。这跟中国人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一些朋友在国内,但精神世界并没有被党国的锁链拴住。有些人离开了中国,甚至离开了很多年,但头脑、价值观、行为方式,仍然死死地被党国的链子拴在中国的门框上。

看看周围的一些从中国润出来的人,肉身都离开中国了,但头脑还泡在《新闻联播》《春晚》的世界。党国宣传喉舌抛出个噱头,他就自豪一下,主动做党国的肉喇叭。听到别人批评几句党国,他的反应就像有人挖了他们家祖坟一样。这种人,不管润到什么地方,离中国有多远,他们脖子上都拴着党国给他们打造的那条锁链。

即便人在国内,如果心里清楚,各种肉喇叭整天忽悠的所谓“国家大事”,都是骗人的鬼话。在一个国民不能发声,不能投票选择政府的国家,没有什么“国家大事”,只有“国家烂事”、“国家破事”——普通人自己的事才是“大事”。

“中国人”是个词组,不是一个词,是两个词,一个是“中国”,另一个词是“人”。中国是个国家,你碰巧出生在那里,你没有选择,你爹妈替你做了选择,甚至可能都不是爹妈有意的选择。但不管怎么样,人活着有个底线,就是要做个人,活得像个人,不能像头牲口。

很多中国人活得不像人,国家把他们当牲口使,不允许他们像人一样活,不允许他们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压迫性的词组——这个词组的前一个词“中国”,压迫后一个词“人”。

一个有现代文明价值观的现代文明人,心里很清楚,在“中国人”这个词组中,人比中国重要。你决定不了,你是不是出生在中国,决定不了爹妈是哪国人,但你成年以后,能决定的是自己做不做人,接受不接受现代文明人的价值观。

如果“中国”这个国家能让你活得更像个现代文明人,保护你的私有财产,保护你说话的权利,那么你就高高兴兴做个“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个让人活得更像人的词组,一个让人觉得自由的,有尊严的词组。

但是,现实正好相反。“中国”这个国家不把中国人当人,而是当牲口,当工具,年轻力壮的时候,把人往死里用,用废了随手抛弃。它不是保护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而是妨碍中国人活得像个人。这时候,正常的中国人就会“去他妈的中国”,蔑视那个叫“中国”的国家。为了做人,正常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就要跟这种国家切割。再说一遍,这里的切割,是精神世界的切割,而不是肉身切割。这是最基本的人性自卫。

如果中国人活得不像人,如果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囚笼,就把中国那两个字去掉,做个真正的人。“人”永远比“中国”那两个字份量重,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

开播客一年,为什么我反来复去给大家讲,在当代中国,一个老百姓连说话都不能说的国家,只能做牛马,做电池,做韭菜的国家,所谓“国家大事”都是舆论诈骗,只有你自己的事,才是大事。中国不拿你当人,你得自己拿自己当人。这才是人生头等大事。

但现实是,很多中国人习惯了让国家虐待,中国文人还哭哭涕涕,发明出一些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假大空的文学装饰,比如说,汉儒伪造出来的那个屈原,成了忠君爱国的典型。楚王虐他千百遍,他待楚王如初恋。他被楚王抛弃了,整天哭哭啼啼,香草美人,表忠心,没人搭理他,他就死给你看。

这不是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被统治者虐待到彻底臣服,精神世界彻底臣妾化。中国文人把这种臣妾心态包装成崇高美德,一代一代传下来,越活越没出息,把自己活成附在皇帝、国家这张皮上的毛。皇帝、国家当然喜欢这种文人,他们需要这种奴才:我把你整死了,都是皇恩浩荡,你还得歌颂我。有这种奴才,统治起来得多爽啊。不管什么人,只要掌了权,就能统治他们两百年。

再比如,宋朝那位官二代文人陆游,写了句诗,叫“位卑未敢忘忧国”。乍一听,多感人。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心里还装着国家。但仔细看看,那却是句矫揉造作的假话。陆游明明是个官二代、学二代、富二代。他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爷爷是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他靠“恩荫”入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靠拼爹进入党政军系统。

他一心想当大官,虽然诗词写得不错,但行政能力不咋滴,提拔不到副国级,就假装“位卑”,假装地位低。实际上,他地位比99%的宋朝人都高。他那种假模假式,无病呻吟,小病大呻吟,是皇帝最喜欢的。皇帝、太监喜欢用这套话术忽悠老百姓,一边往死里压榨他们,一边让他们觉得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在被压榨中产生一种虚假的自豪感、崇高感。

我们揭开这种矫揉造作,揭开这种虚伪的包装,看到这种文人的精神底色,根本不是什么“忧国”。“忧国”无非是一层高大上包装而已,他忧虑的是自己没爬到更高的位置,没分到更大的蛋糕。权贵阶层内部的个人牢骚,被文人加工以后,就成了忧国忧民。而那些认不了几个字的屁民,那些真正“位卑”的人,却给忽悠得滴溜转——虽然和平年代,他们为饭碗挣扎,战争年代,他们被抓去当炮灰,却整天“忧国忧民”,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为党国操心。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奴性。他们不仅把下跪当美德歌颂,而且还把跪姿包装出诗情画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这群软体动物一样文人,升级成了受虐狂。在被皇帝,被党国,反复虐待中,产生道德崇高感,产生艺术快感,产生自我感动。

很多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受虐狂的精神状态中。党国虐我千百遍,我对党国如初恋。党国喉舌把中国文人的奴性换上新的包装——“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类都是这种包装,从目的到效果,都是让中国人做不成人,摧毁中国人的self-esteem,让他们成为依附在国家这张皮上的一根毛。

聪明的中国人会撕掉那层虚假包装,把垃圾当垃圾,把精神鸦片当精神鸦片,把舆论诈骗当舆论诈骗,知道所谓“国家大事”,是党国糊弄他们的屁话,知道自己的人生才是头等大事,国家都是些破事、烂事。我的财富、我的健康、我的自由、我的钱包,这些才是我的头等大事。相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讲,国家没有什么大事,自己的事永远比国家的事大,自己家里的事永远比中南海的事大。这是说聪明的中国人。

相反,愚蠢的中国人会崇拜那层虚假包装,相信“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无病呻吟,相信“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这种逻辑混乱的舆论诈骗,让国家把他们压榨出快感,压榨出崇高感,压榨出自我感动。就像新冠大瘟疫期间,有些中国人被物业公司的保安虐待出快感,虐待出崇高感来,弄得好象跟“没有物业公司就没有业主”一样。

有些中国人自己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却整天嚷嚷要维护“国家尊严”。这就好比,一个蠢货把钱存到银行,用的时候却取不出来了。他不是想办法把本来属于他的钱要回来,而是要维护“银行的尊严”。当然,一涉及到钱,这种蠢货就不会太多。一旦离钱稍微远一点,跟国家挂上钩,这种蠢货就立马乌泱乌泱,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这种中国人,可以说就是为被诈骗而生,国家不骗他们都对不起他们的认知。

从心理学上讲,这种蠢货缺少self-esteem,就是自我尊严。Self-esteem是健全人格的内核。

聪明的中国人有自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自己,国家是国家。他们不需要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证明他们自己不渺小。国家强大,我是个人,国家弱小,我仍然是个人,不管国家怎么样,我该做人还是做人。这就是self-esteem,这就是自我尊严。

相反,愚蠢的中国人没有自尊。他们的人格是空的,自我价值是扭曲的。他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国家”这个宿主身上。国家牛X,他觉得自己也跟着牛X起来。国家不行了,他们也觉得自己不行了。这种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尊。这是一种寄生虫人生——寄生在壮汉身上,他们就觉得自己强壮,寄生在病人身上,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有病。所以,你说他们寄生的那个国家有病,他们会对号入座,觉得你是在说他们自己,他们就要跟你拼命。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中国的现代文明化之所以反复难产,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缺少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之前,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人在地球上观察宇宙,是个静止不动的观察者。哥白尼革命让人们看到,人不是个静止的观察者,而是跟着地球运转轨道不停运转。

康德是哲学界的哥白尼,他发现,人不是被动地反映外在世界,而是主动为世界建构秩序,是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中国人在政治领域,急需这样一场认知革命。这是划分愚昧与开化,愚蠢与聪明的分界线。

在愚昧的、未开化的认知中,国家是中心,个人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国家给你投射什么光,你就反射什么光。国家让你愤怒,你就得愤怒,让你激动,你就得激动,让你快乐,你就不能悲伤。

而在开化的、现代文明认知中,个人才是中心,不是你为了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为了让你活得更好,它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让你活得更好,不能保障你的自由、维护你的尊严,它就是垃圾,就应当像垃圾一样被抛弃。

只有经历了这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把脑子里那堆“忠党爱国”垃圾扫地出门,卸载掉那套“为了大局牺牲小我”的病毒程序,中国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

聪明的中国人正在进行这场革命。他们在悄悄地解除党国捆绑他们的锁链,建立自尊,拒绝被国家民族之类宏大叙事绑架,回归个人生活。而愚蠢的中国人正在抵抗这场革命。他们继续把自己拴在党国门框的链子上,沉迷于那种被压榨出的崇高感,继续在受虐中寻找当牛做马的快感。

你要做哪种中国人呢?答案其实没那么复杂。

(选自第144期节目文字版《聪明的中国人,愚蠢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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