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 2026-7-25
在「篡改歷史鐵三角」中，劉蜀永扮演的角色，就是將中共的史觀移植到香港，使香港歷史為中共政權服務。在未舉具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劉蜀永教授自2005年9月至今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新編中國通史》香港分冊主編等職。他自稱：「我到嶺南大學工作，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香港的地方志編修 [1]」，顯然，他來香港是帶有任務而來的。任務是甚麼？就是通過編輯《香港志》來改寫香港歷史。
去年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了劉蜀永一篇文章：「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提到他的這個任務。他說：「我們希望通過地方志讓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從而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他又說：「《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國家的《香港志》。這不僅是對香港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更要在時代變遷中，為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強調：「『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讓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國家歷史，認識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我始終認為，最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研究入手。我們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按：黑體是筆者所加）。劉教授這篇自白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在改寫香港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中共政權服務，使香港人因「知史」而「愛黨愛國」。
這裏他講得很清楚，他修史的目的是為了「愛黨」、「愛國」。
「愛國」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發自內心的感情，無須外力去強加。試問大陸出現大饑荒時，那個香港家庭不是竭盡所能去幫助內地親朋親友，或收留逃荒來港的災民。大陸有天災時，香港人的無償捐獻更是冠甲全球，這些都是感情與關愛的自發而無須外力動員的。「愛黨」就未必，正因為大多數香港人都熟悉共產主義災難帶給中國的傷害，所以無法產生對中共的好感，這才需要人為地強迫人民要「愛黨」。在編輯《香港志》的過程中，劉蜀永不敢如實記載共產主義災難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發展，例如194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的香港政策犯下的三次嚴重的錯誤 [2]，又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公有化」及「沒收私產」等倒行逆施促使大批內地資本家攜帶資金逃港成為香港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些真正屬於香港歷史一部分的鐵一般的事實都不敢面對，卻妄言香港人要認識自己的歷史而產生「愛黨」的感情，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中共在香港的外圍網媒《堅料網》曾經這樣稱許他 [3]：「劉蜀永研究香港歷史近40年，他曾指出，在中國社科院時期，主要是從國家的視角做香港史研究，到香港後，則嘗試把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
那麼他又是如何「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他心目中的香港人的視角，就是香港人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真的嗎？這大概只是所謂「新香港人」的視角，劉蜀永教授就是「新香港人」吧？！
他這位「新香港人」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說：「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數十年來，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視窗，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資源上給予香港諸多傾斜與支持，從東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車』等，無不體現國家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長遠佈局。可以說，正是內外因素交織互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才造就了香港的輝煌」。此外，他在《割佔九龍》一書的出版說明中說：「香港今天取得的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不容爭辯；同樣，它取得的成就並非殖民制度使然，而是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的配合，亦毋庸置疑。」
這種視角無助於解釋為何在歷史上與香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例如同在1841年被英國強行開放的其他四個條約港）會跑輸香港，更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共今天不斷想在內地「製造幾個香港」（鄧小平原話）的願望至今仍然無法實現？可見得，淡化甚至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本身就無法解釋香港的歷史。劉蜀永透過改寫歷史敘事，迫使香港人也接受這種歪曲歷史的「偽史觀」，而這個「偽史觀」就是從「割讓」與「割佔」之辯開始的。
一，否認「割讓」掩耳盜鈴
早在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中共的三聯出版社就出版《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輯錄了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三位社科院歷史所教授們寫的三本書：《割佔香港島》、《割佔九龍》、《租借新界》，最早提出以「割佔」代替「割讓」這個詞。當時國務院港澳辦高度評價這個系列，讚揚它「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香港回歸祖國所做出的重要社會貢獻」[4]。一字之改，否定整個英國統治香港的合法性。
在國際法與政治話語中，「割讓」與「割佔」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與主權邏輯。
割讓（Cession）是指國家透過條約（Treaty），將領土主權轉移給另一個國家。這種方式在傳統國際法中被視為領土取得的合法手段（如買賣、交換或戰敗後的條約轉讓）。它承認了主權的正式移交。如果承認香港是被「割讓」的，在法律邏輯上等同於承認英國曾合法擁有香港的主權。割佔（Forcible Occupation / Seizure）則是強調透過武力（Force）進行非法佔領。根據現代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後），侵略戰爭不能產生合法的主權移交（即「非法行為不產生權利」原則）。它否認主權的移交。
社科院三位教授使用「割佔」，意味着中國政府認為：一，香港主權從未轉移給英國、二，不平等條約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三，英國在香港僅是「殖民管治」（治權），而非擁有主權。他們的結論是：使用「割讓」會掉進英國「三個條約有效論」的法理陷阱。這些觀點解釋了為甚麼1997年中共官方術語是「恢復行使主權」，而非「收回主權」。如果過去是割讓：意味着主權曾斷絕，1997年是主權重新移交。如果過去是割佔：則意味着主權一直屬於中國，1997年只是結束外國佔領，恢復行使原本就有的權力。劉蜀永等三位教授這些論述，是歷史研究為當下政治需要服務的「典範」，對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卻實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莫怪乎港澳辦會作出高度的評價。
根據香港網媒《大城志》的統計，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共用了29次「割佔」、「強佔」等帶有「佔」字的詞語，非要把「割讓」這個寫進中（清朝）英雙方都簽署的《南京條約》的字眼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其刻意改寫歷史的意圖彰明甚。問題是：假如英國不擁有香港的主權，它從何而來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
劉蜀永的《割佔九龍》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說明「割讓」與「割佔」的分別。他引用了1844年7月27日香港輔政司卜魯斯發出「政府通告」：「獲悉有人未經許可在九龍半島建造永久性房舍，總督及行政局特告誡他們，這種舉動是沒有條約根據的；萬一中國政府動手驅逐他們，他們不能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和說明」（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7 第101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只能夠根據條約合法地擁有主權才能實行有效管治。所以中共強調從來沒有失去香港主權，只是掩耳盜鈴的主張而已。
同書又引述1845年3月17日德庇時（香港總督）致斯坦利（英國殖民地大臣）函（就上述英美人在九龍建屋事）說：「就發現英美臣民在維多利亞城對面的中國海岸建造房屋後我所採取的措施，我已通知閣下。我要滿意地說，他們已停止造屋，並讓所有人員搬回香港。（此舉）……侵略中國的領土違反條約……我致函耆英的信函已迫使他們回到香港……通過摒棄一種我預料除了帶來災禍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的制度，與中國政府之間出現意外和發生爭執的危險將得以避免」。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1第214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44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人在自己沒有主權的地方是非常謹慎行事包括不容許自己的國民非法霸佔中國的九龍土地。
這兩則電文正好說明，英國在香港和九龍能夠實現有效管治是因為香港和九龍的主權已經從中國移交給英國，這正正說明這兩塊地方都是「割讓」的。中共強稱香港主權從沒有流失，這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歷史，實屬掩耳盜鈴，為識者所譏。
資深傳媒人
[1] 見劉蜀永：「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 http://jds.cass.cn/newzxdt/202505/t20250516_5874384.shtml
發布時間：2025-05-15 （原始來源：《深圳晚報》總第98期）
[2] 詳見國務院副主任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1952，1958 及1967
[3] 見《堅料網》：「40年研究香港史 推動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結合」
[4] 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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