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古巴新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古 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辞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的兄弟劳尔已经通过所谓“选举”接任，成为古巴国家机构最高领导人。这个选举纯粹是走形式，因为劳 尔从1961年开始就被定位他兄长的接班人。现在卡斯特罗还保留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和军队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完全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权力，只能说古巴的 权力移交刚刚开始。

劳尔.卡斯特罗（图右）比他兄长年少6岁，长相更是很不一样。在古巴领导层中，劳尔颇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在古 巴革命早期，他是领导层中唯一和苏联东欧集团接上关系的。早在50年代初，当卡斯特罗还没有开始所谓武装斗争时，劳尔就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的 世界青年节。这是一个每年轮流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都举办的大型文化节，邀请各国代表参加，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通过这个活动不但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 而且可以从非西方国家的参加者中发展成员和特工。当劳尔前往索菲亚时，卡斯特罗还没有正式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劳尔的革命历史实际上不比 他兄长晚。

当卡斯特罗展开武装斗争后，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在拉美不得人心，他一直标榜自己进行的是民族民主革 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公开表示反对。但在内部讨论时，劳尔和格瓦拉常常把古巴革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 在一起。他们两人的有关通信曾经被古巴政府军截获，古巴政府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众，目的是要警告那些卡斯特罗的追随者，削弱卡斯特罗的队伍。当时卡斯特罗领 导的”七二六“运动不得不发表声明，说这些信件是官方为了打击革命而伪造出来的。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劳尔是最积极 地主张和苏联东欧阵营发展关系的。1962年开始，由于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古巴经济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劳尔和一些经济领导人主张模仿苏联有限的经济改 革，放松国家控制，采用一点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和以亲华的格瓦拉为代表的极左派展开争论。这场争论最后不了了之，但1968年卡斯特罗发动了一场类似中 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相结合的“革命攻势”的全国性运动，宣告了这场争论的结束。

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阵营的垮台，古巴失 去了依赖了30年的物质援助，经济状态急转直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劳尔支持了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例如，古巴后备役司令、华裔血统的邵黄将军鼓励 属下生产蔬菜，剩余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多劳多得。这场有限的经济改革在改善民生方面很快产生了效果，但也遭到了极左派对质疑和批判，古巴报纸上甚至发 表文章，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时候劳尔出面说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他就是这场改革的“教父”。

在对待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上，劳尔的态度和他兄长也不一样。他更加倾向于吸取所谓“中国经验”，用市场和外国资本来巩固一党专制，而卡斯特罗则顽固坚持所谓正统的社会主义，不到万不得已连起码的改革都不愿意实行。

国 际上关心古巴前途的人都指望劳尔在改革方面能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但考虑到劳尔也已经76岁，而且他的兄长仍然掌握著党军大权，即使劳尔有心，他也无力实 现一些大的举措。古巴任何光明的未来都不会在他的时代到来。这是古巴人民的悲哀：他们的命运被一个独裁者控制了半个世纪，现在又被交到了他的兄弟手里。何 去何从，谁也不知道。(RFA)

吴祚来：南街村里惊现红色二奶

“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 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泽东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 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产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 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 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 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生子，肯定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 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专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 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 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 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国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权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作者博客）

刘晓竹：打一张胡米诺骨牌

中 国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在我看来，这个突破口就是胡锦涛。目前他充当政改的拦路虎、绊脚石，因此，不把他活动活动，任何政改逃不出“假大空”三个 字。西方人有个多米诺骨牌的说法，胡锦涛就是共产党特色的那张多米诺骨牌，叫做薄弱环节。因之，我们要打一张胡米诺骨牌，争取五年之内结束一党专制。实在 说来，锦涛同志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更是实现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以下仅举出三条，与大家商榷。

胡锦涛访问古巴会晤卡斯特罗 Jose Goitia / AP

锦 涛同志的第一个优点是小心谨慎，一辈子怕犯错误。因之，不能说胡锦涛天生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民，但是他胆小，一不敢政改，二不敢民主，三怕人说话，我看 主要是怕犯错误。但是，话说回来，他也同样不敢搞专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贼心，而是没有这个贼胆。国内有人希望他能像毛主席一样，英明一回，伟大一把，叫 做：大海航行靠领导，万物生长靠锦涛。但是，他不敢啊。诸葛一生惟谨慎，锦涛一生惟胆小。

锦涛同志的第二个优点是大事没主 意，稀里糊涂，叫做：每遇大事必糊涂。十七大前，他跟着曾庆红心血来潮，搞了一个先进性运动。他越先进，党员干部就越糊涂。十七大后，那个“科学发展”与 “和谐社会”就更稀里糊涂了，就像一篇没有中心思想的中学生作文，“胡”乱发挥，不着边际。原因很简单：胡锦涛没有坚定的信仰。大家说改革，他就说改革； 大家说致富，他就说致富；大家说民主，他就说民主。一句话，不摘乌纱帽，一切都好说。但是，民主要摘乌纱帽，千千万万不可以。

锦 涛同志的第三个优点是假大空。当然，假大空是没有能力的表现，有能力的人不会假大空，不会有那个闲工夫。但是，这反而是锦涛同志的优点。因为一方面，他没 有能力办好事，固然令人遗憾，干打雷不下雨。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能力办坏事，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不是吗？不下雨没关系，总比下冰雹要好，起码他不是南方 雪灾，停水停电。实在说来，这个人如果有袁世凯一半的能力，现在就已经胡宪称帝了。所以大家应该知足。

总之，中国在发展， 形势比人强，但配合了锦涛同志的三大优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胡锦涛是一党专制的亡国之君、末代皇帝，他的团队就是载沣团队。最近中央党校一些学者搞了 一个政治改革的报告，叫做《攻坚》。政治改革一定要攻坚，怎样攻坚呢？在我看来，攻坚就是“攻胡”。从政治路线来说，攻胡就是打左，打得他左右不是人。从 思想路线来说，攻胡就是左右开弓，挑起争论。你可以隔山打胡，指桑骂槐，也可以给他戴高帽，叫做高帽烤胡。重要的是，各行各业齐开炮，前后左右都发声，争 取在今年两会期间达到一定的声势。

从组织路线来说，攻胡就是攻击胡锦涛的一小撮党羽亲信。有问题要上交，有矛盾要上移，一 不帮忙，二要添乱。从群众路线来说，攻胡就是上访，就是维权，就是群体事件。胡锦涛不是胆小怕事吗？不是不敢民主、不敢政改吗？大家就要闹，闹得他心惊胆 战：从不敢民主到不敢不民主，从不敢政改到不敢不政改。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正因为胡锦涛：一、胆小怕犯错，二、大事没主意，三、假大空无能，所以 “攻坚”就是攻胡，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五年结束一党专制。一句话，我们要打一张胡米诺骨牌！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2008.02.27）

綦彦臣：警惕对外投资中的腐败问题

拜赐于中国新闻行业在强力管制下的商业化冲动，一些涉及全民利益的事项得以透露，比如国企海外 投资冲动或叫“资本出海”。与这类的重大信息相关，国企的腐败问题日渐为民间（自由身份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尤其是电力系统的腐败造成人祸“天灾”，从郴 州之“资兴电力窝案”到三峡工程带来的多处滑坡现象，等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专场推介会

电力企业的海外投资冲动成为电力腐败大问题中的一个小哑迷。据电力业内专家称：中国电企的海外投资冲动是缘于国内发电资产基本上是国有和地方所有，难以收 购，所以要到海外去收购。这样，在国外赚回钱来就能够抵销电价上涨的因素。但是，“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就能赚钱”无异于一个经济神话。不妨看看专家阵容 强大、资本极其雄厚的中国投资公司向美国黑石集团的投资，不是一出手就亏了12个亿吗？当然，既为投资就当赔当赚，不过，专家阵家强大何以不熟悉海外投资 环境呢？恐怕还是腐败抵消了学问。这个猜测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因为“监察”也好，“审计”也罢，还有对经济大大外行的“纪检”，对海外投资的监督都是鞭 长莫及。这样说好听一点，本质上在权谋化官场上（也即反腐败高度政治化的潜规则下），海外投资大盘子本身就与监察、审计、纪检系统的高层人士有着难以理清 的正相关关系，谁会问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呢？

海外投资正成为权贵集团“胜利大逃亡”的管道。

海外投资的亏损程度与腐败情景，北京权力高层也不是不知道，“网开一面”也成了和谐社会的一个指标。没有人指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揭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 可是呢，海外投资整个操作链条上已经自己向社会做了说明。比如，国家发改委国外资司助理巡视员（副司级）何连中的贿案，即是如此。媒体称：何长期执长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的“生杀大权”。向其行贿以期获得对海外投资资格的公司既有大牌头的国企如中石油集团者，亦有效绩不错的民企如辽宁大成集团之类。

放下何案细节不论，仅就行贿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而言，行贿者除了正常商业获益之外，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如高管们转移资产即将非法侵吞合法化。否则，堂堂的国企何必去冒被查处的风险去行贿呢？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确实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政治伦理思辨。在全面私有化的民间诉求和体制内开明派亦同声相求之呼吁被压住后，权贵私有化势力一方面鼓吹“中 国式国企经营模式”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垄断”，另一方面又以争取资本（海外）投票权、外汇储备资产增值等具有民族主义底色的口号为包装，开辟了腐败 的“第二战场”。就社会后果来看，前一个问题甚至比后一个问题更厉害。权贵私有化集团一方面想“冲出去”，但另一方面却拒绝外资“走进来”。

这个拒绝既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抵抗，也不是个案意义上的“挑剔”，而是拒绝外资介入带来的财务重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因为一旦那种重组与变化出现，不但 会使重大的腐败案件被揭出，而且还阻断了他们腐败的后路，比方说你再强烈要求向海外投资，那么肯定会遭到外资股东的质疑。如此而论，不是说“演义”（演 绎），因为无论人寿保险业拒绝外资进入还是航空运输业排斥有条件的合作者，背后都是权贵私有化集团的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再过十年，经济史家怎么写我的改革史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其中不仅精英与民粹之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让经济权力的运行真相成为一场“中国戏剧”。

没有政治民主化，被媒体堆砌起来、被权贵私有化集团包装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大众经济人权与资本自由的残酷践踏。出卖公众利益，再让公众为他们喝彩，未免玩得太高了一些！

--2008年2月21日写于北京会见友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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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孙文广：以貌取人的公务员招考

——大学生考公务员纪四

中国招考公务员有"政治面貌"的要求，中央机关招1426人，其中526个职位 "政治面貌"必须是"中共党员"，"党员"仅是中国人口的绝对少数，这种以"貌"取人的公务员招考规定，古今中外大概仅此一家,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咋舌。（注一）

（一）招公务员不该以"貌"取人

报考公务员必须填写登记表，表中有个栏目叫"政治面貌"，可选写 "中共党员"、"共青团（全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或"群众"（即非党团员）。"政治面貌"是报考公务员时的铁门槛，很多公务员职位非共产党员莫属，被称为"金饭碗"的状元级中央机关公务员，招1426人，"政治面貌"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团员的有近800个名额(占全部招考人数的56%)。 而专属非党团员 "群众" 的只有3个名额（占全部招考名额的0.6%），中共党员可以报考几乎所有职位，而报考者中占绝大多数"非党员"只能报考有限的职位。

中国有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中国的公务员考试怎么能够把政治"面貌"，当做标准呢？中国古时皇权时代，取人也有"用人唯才""唯贤"的说法，怎么现在连皇权时代也不如？

在这里以"貌"取人，无非是要抬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身价。

在中共的延安时期，有个北大毕业生王实味，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投奔延安，1942年在整风运动中因为批判当时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结果遭批斗、整肃、关押，1947年被处死。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时间过去半个世纪，很多金饭碗只准"党员"去考，"团员"居其次，"群众"在最后，"非党团员"的群众成了第三等人，岂不还是人分三等？这真是欺人太甚，特权太重。

（二）中央机关招1426人 "群众"只有3个专位

中央97个机关1426个名额，给"中共党员"专设的职位有526个；给"群众"专设的职位只有3个（都是中国井岗山干部学院），"党员专位"是"群众专位"的175倍。按现代汉语的字面理解，"群众"是指"未加入党团的人"。

中共在闹"革命"时期，自称是群众的代表，要走群众路线，中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共在夺取政权时，极力吹捧"群众"，现在招公务员，却一边倒向"中共党员"，排斥、歧视群众，这大概是否因为当年闹革命，需要群众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把群众推到前面，捧到天上，而今天要做官当老爷了，却要"中共党员"优先，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些人的本质。当局在招录公务员中，维护少数党员的利益，保护一党专政的政权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歧视群众，不但在中央机关中有，其他城市也有，上海招3455名公务员，群众专位也只有3个，而中共党员却有462个专位。

（三）公务员不应排斥歧视中、壮年人

现在招考公务员严格的限制年龄，有的不准超过25岁。

最近我写了招考公务员的文章，美国夏威夷一位美籍华人给我打电话来，她自己就是该州政府的雇员（公务员），她说美国政府雇员基本上没有年龄限制，她在大陆工作了20几年才去美国， 50多岁考上了公务员，还说一位年近70的朋友也考上了美国的公务员。

据她说在美国，政府雇员的工资并不高，一般只有大企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所以很多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特别羡慕公务员的职务。

经网上查找，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政府都取消了强制性退休年龄。

中国为什么只在青年人中招公务员呢？很多中壮年人不是经验更丰富吗？为什么不可以考公务员？中国的国家主席最低的年龄是45岁，为什么有的公务员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5岁？为什么要排斥中壮年人？这是不是对中壮年人的排斥、歧视？

（四）借"户口"排斥歧视考生

很多城市招公务员借户口问题排斥外地考生。其中北京最明显，他们基本上只招两种人，一是有北京户口，到外地读书的的高校和中专应届毕业，另一类是北京地区高校应届毕业生（中专毕业不可以报考）。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北京户口，哪怕学习成绩不好，考到外地中等专科学校念书，毕业后也可以报考北京的公务员，而有外地户口者，即使北京中专的毕业也不准考北京公务员。

不少城市都规定了非本市户口不准报考该市某些职位。这是借户口歧视其他城市及农村户口。

上海2008招公务员，有一个考题问"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据说标准答案是："城市，让生活更精彩"。外地考生没有几个能答对，这实际上也是在排斥外地考生。

（四）这是在培养精神贵族

近年不少青年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考公务员而入共产党，现在以"貌"取人的公务员招考，中共党员的高官厚禄特权待遇，正在在腐化青年学子，把一部分青年人培养成精神贵族，把他们引领到为个人私利不惜一切的邪路上去，这种做法是要把中共演化成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做法，必将引起公愤。

公务员报考中把"政治面貌"做为条件的无理规定， 和户口、年龄歧视，必须废除。

今年凡是以"政治面貌"为由，排斥了众多学子报考资格的职位，应该重新报考录取。在2009年招录公务员时应该禁止填写政治面貌一项，以免引起"面貌"歧视。

（五）于宗先院士介绍台湾招录公职人员

今天上午台湾中央研究院于宗先院士打电话来，我问他台湾招考公职人员（公务员）是否会给执政党的党员专定职位，他说"绝对没有"。

我问：蒋介石时期国民党一党独大，当时是否有规定国民党员考公务员优先，或者指定某些职位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报考。

于宗先回答："绝对没有。"

我问：台湾招考公务员有没有学历限制。

于宗先回答：没有。

我问：小学毕业能考公务员吗？

于宗先回答："可以"，一个名叫颜世锡的，小学刚毕业，初中没上几天，自学成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考上了公务员，最后当上了台湾警务署的署长，是台湾警方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

我问他：台湾考公务员有没有年龄限制？

于宗先回答：没有。

我问他：现在台湾政党中的党务工作者是公务员吗？

于宗先回答：不是。他还说：台湾允许自学成才的人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分普考鉴定和高考鉴定，只要通过了这两种考试鉴定，根据成绩在官员有空缺时，即可受到任命；台湾的公职人员包括国立大学的教授、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一般只升不降。退休以后享受终身俸（即大陆的退休金）。工作比较稳定，但是台湾公职人员的薪资并不比企业高，一些不怕风险的人多去了企业，可以拿到高薪酬。

注一：见孙文广《大学生考碗遇非党歧视》

2008年2月28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江棋生：写在“两会”前夕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又快开张了。在以往“两会”期间，我唯一真正关注的，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尽管当局照例事先安排国内记者当“托”，并让他们和答问者的互动占掉三分之二的时间，但由于有国际媒体记者的发问，我还是总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得到一些可加称道的收获。说实话，与台湾的马谢电视辩论会相比，这样的招待会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我来说，就算是局部食之有味，比鸡肋要强三分了。

与国内记者苦于不能说真话不同，国际媒体记者虽说不能放言无忌，但大体上都能问自己心里特别想问的问题。即便按中国官方的要求须将问题事先通报，他们也还保留临场机变的权利。因此人们不难发现，当国内记者发问时，答问者通常都面露微笑，显得气定神闲。而当境外记者发问时，答问者则蹙眉敛容，不敢懈怠。这个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特别希望听到境外记者问出精彩的好问题。什么叫精彩的好问题？就是答问者不能蒙混过关、打马虎眼，而只能实话实说的问题。每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出，会场的气氛会渐趋凝重，答问者的脸会越拉越长；而他在答问时，也就不能把实话都藏着掖着，尽拿官话套话来敷衍人，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来糊弄人了——这类记者招待会全部真正的价值，不就在于此吗？

每当听到这类精彩的好问题，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拍案叫好，大呼“值了，值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境外记者问的大部分问题，不属精彩的好问题。当那些问题被提出时，会场气氛依旧，答问者则逐步眉展目舒；问题提完后，答问者莞尔一乐，还会夸上一句：“你提了个好问题嘛。”这时，我对境外记者不免心生责备之意。我想，他们自然也懂得“功夫在会外”的道理，但平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见识和水准上多下点功夫，好好练一练把真话说好、把问题问好的基本功呢？

十多天之后，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又将举行了。我不奢望国内记者会产生胡紫薇式的冲动，豁出去问精彩的好问题。我只期待有切实人权保障的境外记者，能够珍视自己的机会，多问几个好问题。昨天，有个外国记者对我说，他打算问温家宝“除了搞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还想不想搞民主”的事。我说，你要是这样泛泛而问，则温家宝有一大堆现成的话在等着你。这是因为，“民主”这个相对抽象的词已被中共成功脱敏多年了。别的不说，中共十七大报告就不厌其烦地将“民主”这个词提了好几十遍。你那样发问，可以说正中人家下怀。从“党内民主”到“基层民主”，温家宝可以把你给侃晕了。

我建议那位外国记者问下面这个问题：现代民主有两个不可忽缺的要件，它们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尊敬的总理先生，您对邓小平“不搞三权分立”的主张还要坚持多久？您对多党竞争轮流坐庄还要反对多久？我对他说，面对这样高度敏感、不存歧义的问题，温家宝打不了马虎眼，只能将他反对现代民主的基本立场说出来。也就是说，他只能给出明确的、真实的信息。据此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确认，温家宝嘴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精彩的好问题具有判决性，它不仅可以检验温家宝，也可以检验其他人。如果你问“体制内”人士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他会笑着回答你：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你问俞先生：三权分立是不是好东西？多党制是不是好东西？这可就点了他的穴道，将了他一军。我猜他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人们对他不久前言及的改革举措上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是什么东西，也就心中有数了。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体制内”人士胡福明和周瑞金，我想他们也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30年来这二位先生所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人们也就清楚了。

几天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先生发表了他关于新闻自由的学术研究报告。为此，我专门重读了他先前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在要问：同为“体制内”人士的张博树先生，会如何回答关于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问题呢？从他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得知，他的答案极为鲜明，那就是：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我认为，这才是自30年前批判“两个凡是”以来，“体制内”人士理应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

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两个好东西，如何能在中国大陆变为现实呢？张博树先生的主张是：通过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来实现之。我认为，这的确应当是民间民主力量和党内宪政改革派的第一选择，是应当努力争取的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最好可能。不过，作为“体制外”人士的我，有必要在这里申明张先生没有提及的一种可能：在当权者拒绝宪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可取的选择，即通过天鹅绒革命迫使当权者下台，从而在高度整合后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创建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

所谓天鹅绒革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东欧的、旨在和平地谋求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革命。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主张在中国不应搞天鹅绒革命，而应搞暴力革命，要以鲜血和生命去换来自由的新天地。我不想讳言，对这样的主张，我只能说不。理由和米奇尼克当年在波兰给出的一样，一是不现实，二是不可取。近几年来，伴随着一些断定中共在2008年或2009年前必定垮台的“预言”及相应的“倒计时”的流行，呼吁告别非暴力、号召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的主张时有耳闻。我想我应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那些“预言”，我不得不将其看作戏言；对“倒计时”和“总统令”，我不得不将其视为过家家；而那些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抨击“软体动物”、鼓吹暴力革命的“正义”之声，则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体制内”人士张博树先生已经把宪政改革应当如何搞说清楚了。我想，当下中国“体制外”人士要破解的课题是：如何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从而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或者，非暴力地迫使拒绝宪改的当权者下台，从而创建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2008年2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8日播出）

敦促人大、政协：两年没有提案者自觉退出两会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将分别于３月５日和３月３日在北京开幕。根据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议是委员们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参政议政的最高级别会议。委员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每一个提案，每一次表决，都关系到国家大计，民众福祉。但是，据我们所知，许多代表已几年没有提交反映选区内民众意见和心声的议案，这样的委员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辜负了国民的期望，愧对纳税人，已经没有资格再坐在人民大会堂里耗费老百姓的血汗钱了。

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居民时常收到本选区议员的信件，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就各项政策、各方面问题征集选民意见。联邦议员、州议员的办公室每周五天向民众敞开大门，及时将民意带到议会。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应采用世界通用的民主政治形式，学习和借鉴澳洲民主政治的经验。我们呼吁人大、政协常委会：从这次会议开始，拒绝两年没有提案的委员出席代表大会。

我们期望每一个人大、政协委员告别以往“举手同意，鼓掌通过”的陋习，真正参政议政，代表民意，不当花瓶，真正落实宪法中公民的权利，以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纳税人的委托，使中国人大、政协早日成为上下议院，成为体现中国公民民意和尊严的圣地。

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全体成员

2008/2/29

铁流：“依法治国”决不是“上级指示”

——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五封信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您好！

这是一个七十五岁右派老人，写给您来第五封公开信，每次除在国内外网站上公开发表外，都用特快专递直寄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呈转。尽管您和有关部一次也未回复，但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我，有责任不断向国家主席反映问题，我相信诚能动天，情能撼地。

当前我们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您的政令不能贯彻执行，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特别是政法口和政法部门的人，公然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宪法，反对和不执行中央“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08年2月26日晚10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最能说明。

这一天，我全家四人（我的太太、女儿、女婿和我）持国家公安部签发的有效护照，参加北京神州旅行团组织的自费赴埃及旅游，一行十六人，来去八天，每人8000元人民币。想不到在北京国际机场出关时，十五人均顺利通行，只有我这个七十五岁的右派老人出不了关。究其原因，海关边检人员回答：“上级指示”。再问哪个上级？“不知道”！再问“依据什么？”回答得更为干净：根据“中华人民关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之规定：你不能出关！八条规定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批准出境：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
　　三、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这五种情形，每一种与我都对不上号，是风马牛的两个东西。在此之前，从1995年起到2007年底，由于经济条件宽松，我先后十三次赴美国，两次去欧洲七国，五次去香港、澳门，一次去台湾，六次去东南亚，三次去越南，再一次去俄罗斯，去年一月和六月仍去过香港和回过美国。我们全家，除我一人外，太太和女儿均持有美国政府签发的有效绿卡，我家在美国还有点小产业。因我爱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所以不申请绿卡。为什么？

我是这个国家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工农干部，也是五十年代初期全国为数不多的工人记者！我曾为这个国家的建立打拼过、卖命过、欢笑过、歌唱过，几乎献出了年青的生命！至今还是中共机关报《成都日报》社的退休干部，所以不愿移居美国，深深苦恋着这个国家，正如花季少年苦恋着她的情人。希望它富强、民主、自由、昌盛！决不能再重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难道路。

故远在1985年就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改革洪流，1987年即举家来北京拼搏，是最早的“北漂一族”。在北京我先后承办过《中国市场信息》、《当今农民》月刊、《科技与企业》杂志，在香港未回归前就创办过《名牌世界》，并先后出任过不少民办团体的副会长、秘书长等职，1996年曾参与中国工商联合会组织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团我任副团长，率七十余名民营企业家赴法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发展国家经济，树立民族品牌，最早提出“科技兴邦，质量兴国”的诚信意识，一时为国内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关第一人”。因年事渐高，于2004年退出海商，回归书斋，修身养性，潜心致志，撰写回忆录 。

为什么过去几十次出国从未受阻，现在却突然受阻了呢？原因很简单，去年是我国“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日。五十年前我曾因一篇“干预生活”8800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整整被关押二十三年，相当一个字被关押一天，直到1980年11月“改正”回到原单位。在这漫长的苦难期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在流泪哭泣，而我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纵是两个随母异姓的幼女，也不能升学读书，此种刻骨铭心的往事，谁能遗忘？又有谁能忘？！

尊敬的胡主席，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反右斗争”之时，您还是个初中学生，虽未历经“反右斗争”，后来您所受教的清华大学，就抓了八百余名右派，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和二十一、二岁的学生，連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中国学生运动领袖袁永熙同志，也被划为右派。他们所历经的苦难，想主席阁下有所耳闻？

众所周知，1957年毛泽东亲手发动的这场反民主、反人权、反法制的“反右斗争”运动，全国一共抓了五十五万多名右派，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爱国家、爱人民、敢说敢为、有本事、有能力的民族精英，一夜之间全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自此与风霜为伴，和冰刀共舞，劳累绵绵，饥肠辘辘，飘首刑场，死于沟泽，何止数千万人啊！二十二年后，我们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分子”，都得了“改正”，恢复了组织关系、续上了终断的工龄，全部安排了工作，有的还成为国家领导人！而这回来的几十万“改正”右派仍是业务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谁能否认，谁又敢否认？

但是，由于我们“右派”是“改正”而不是“平反”，故有不少人仍受到不同程复的岐视，与不公不平的待遇，如有些单位不分配福利房，不同等提工资级别，特别是未返还因错划“右派”而扣发、减发、停发的二十余工资，這在法理、常理、情理上都说不过去的事情。为此，我们中不少右派老人，至今生活十分困难。在我看来，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尊严与人格！同样的人，为什么有不相同对待？我们报社四五百人，都参与国家福利房的分配，唯独不让我一人参加，谁受得了？

我们这些幸存于世，历经苦难的老人，自然要在这个五十年“反右斗争”的日子里聚会发声！执政者要忘记历史，我们怎能忘记？这是情理中的事情，也不违背国家任何法律！我们一致认为：“反右斗争”是错误政治运动，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向受害人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国家必须发还右派“改正”前二十余年的工资！不然工龄何以叫连续计算？

我们还一致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国万恶之首，百罪之源！没有“反右斗争”，就不会有“大跃进”，就不会活活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中国人！没有“反右斗争”，就不会有祸国殃民的“十年文革”，迫死数千万计的老革命、老干部，上到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发至肺腑的正义呼声，爱国家、爱民族的呐喊，竟然遭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封杀、打压，甚而重新动用当年蛮横无理的“专政”手段。从去年四月六日起，我的电话全部被监控，出入有三辆小车跟踪，后又派人在住家小区守候，现又不明不白限制我出境旅游，今后是什么不得而知，大不了是坐监、杀头！我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有什么畏惧的？

我现在一步不走，成天呆在家中，等着有关部门来抓捕！我到要问一问有关部门：我黄泽荣、晓枫、铁流，到底触犯了国家法律的哪条哪欵？恳请有关部门向我讲清楚说明白，拿法律来，拿手续来！不要老是黑箱操作的“上级指示”。我不承认“上级”，我只承认法律。法律是明枪实弹，不是偷偷摸摸的特务行为！

我不禁再次问：我全家随团去埃及自费旅游，为什么不让我出境？我所交纳的八千元人民币旅游费，现旅游公司不退，我找谁要去？我告，我又告谁？

尊敬的胡主席，我们伟大的国家，不能这样枉法做事啊！您一再讲，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可这些部门的一些人，就不“依法治国”，就不“依法办事”，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想监控谁就监控谁；想不让谁出国就不让出国！这叫民主法制的国家吗？

仅管如此不公、不义、不平，作为右派老人的我们，仍爱这个国家，决不会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一定理智和平地坚决抗争到底和依法上控！而我就是不断向您写信，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我只要求那些打压我的部门，能沟通对话，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退还我八千元的旅行损失费，这是我近半年的退休工资。如不解决，我只能向您——我们人民共和国尊敬的胡主席写信，因为你是国家主席，有权责令这些违法部门，遵守宪法，履行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难道“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结束么？“构建和谐社会”，无论官和民都要遵守法律！当前的严重问题是：国家机器不守法！所以“依法治国”决不是“上级指示”！如有错迕，愿接受教育。

此呈

上书人：右派老人铁流

2008年2月29日于北京通州

附件：2008年2月26日晚在北京国际机场出关被阻的现场情况

春节前，全家商定去埃及旅游，同行的有女儿、女婿。一则埃及暖和，二则费用不高，来去八天，含食宿门票才8000元人民币，三则埃及是文化古国，也是在我生命结束前一个愿望：目睹金字塔的神秘，尼罗河的风彩……

在敲定付费前，我出于谨慎，向太太说，是不是向政法委去个电话？太太说，你又不是管治分子，难道还要请示么？未别说你去和塔里斑联系？

我笑起来，这到不会：他们不至于如此愚蠢。

2008年2月26日9晚，我们全家四人，我和太太、女儿、女婿乘上车，高高兴兴地去了首都国际机场，二号楼八号候机厅，与领队导游，一行十六人，顺利地办了登机手续、托运了行李，在过边检时，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头被卡住了。边检武警说：不能出境。然后交由另一边检人员，将我带到一间标有滞留人员的小屋子，叫我坐下等候，而且将我和太太分开。我拒绝，然后在他们办公室门前，找了张椅坐下，略感人格平等。

等了半个多小时，无结果，多次追问，仍叫等一等，说在请示。到了深夜十一点，一个大个子年约四十岁的边警，叫李伟的队长（胸卡证上的名字）正式通知我：先生，你今晚不能走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法》第八条的规定，你不能出境。说着，给了我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法》的复印件。我接过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着的：“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批准出境：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
　　三、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我看后，认为其中任何一条都不适用于我，很客气向他请教：李队长，八条中的五项哪一项属于我？

李伟队长很不讲理地说：不能出境，就不能出境！

我说：请给我一个不能出境的证明？

他昂着个脑袋，不屑地说：执法有什么证明？八条法律就是证明。

我回道：八条所列的五项与我毫无关系，我们全家是旅游随团行动，你知不知道？

李队长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边警，竟然威胁道：你吼什么？是不是让大厅人都知道？

我道：知道有什么不好，让全世界人民知道更好，你们剥夺一个七十五岁老人的自由！不让我走，给我手续！

他蛮横说：我执行法律，法律就是手续。说完把护照、机票扔给我：你自己退票去！

我道：我是你爷爷一样大的年龄，办不来这些，请你找人给我办去。

他立着眉毛，瞪着眼，像要打人的样子，说：你是我什么爷爷？你配吗？

我也来气了，毫不客气说：你搞清楚，我不是阶级敌人，更不是专政对象，我参加革命时你还没有出生，我玩枪时你爸顶多在读书，难道不配当你爷爷吗？我的儿女比你官还大……

他自知理屈，夹着尾巴走了，再不见我。

好在一位有人性的女警官，叫我爷爷，带着我去办了退票的事，然后带我到大巴坐车的地方。此时已近凌晨，我穿着去埃及薄薄的衣裳，在寒风里绕车穿行，白发和霜露交织，一身索索发抖。想不到一个为人民共和国打拼奋战，出生入死，献青春、献热血，自学成才，仅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而蒙冤二十三年右派老人，只因去年诉说了一点历史的不平，又沦为“专政对象”了？！

谁在剥夺我的自由？这就叫“改正”的待遇？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再三再四倡导的“和谐社会”、“与人为本”？我这八千元人民币旅游费，四个月的退休工资找谁要去？又去告难呢？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您的人权在哪里？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宪法？

2008年2月27日凌晨五点写于通州家中

张鸣：妾身未明的舆论监督

云南省发文件，说政府工作要接受舆论监督，消息传来，媒体很兴奋。其实，类似的好事，此前也曾经发生过一回，几年前，总理亲自对央视说过这话，媒体也很兴奋。只是，说过，也就说过了，大家高兴一阵，过后，好像监督还是在空中飘着，没有落地。

网络图片http://www.thefirst.cn/ 　

什么是舆论？都21世纪了，舆论总不能仅仅是街谈巷议，嫂子大娘的嘁嘁喳喳，所谓舆论，按世界的通例，至少应该有媒体在内。然而，在当今政府“防火防盗防 记者”的风气下，舆论监督，谈何容易。有江苏某县遏制记者采访的成功案例，有辽宁某县县委书记派警察进北京抓记者的创举，更有早些年，山西某地的某记者真 的因监督而进了局子的典范。记者纵然没有噤若寒蝉，也是举步为艰，有心监督，也迈不开腿。

其实，在我看来，现在所谓媒体的监督，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媒体真的出于社会责任感去监督，他们所做的，只是饭碗所系，必须要说几句话，说了，就得罪 人，被大家理解为“监督”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国内的大多数媒体，虽然“喉舌”的名头还在，但国家都不管饭了，想吃饭，就得上市场上去找。当然，把报刊 办成《知音》这样，吃喝拉撒，卿卿我我，所有人都高兴，但可惜的是，这种东西的市场容量有限，似乎有那么几个就饱和了，满地《知音》，也就没有知音了。因 此，越是市场化的媒体，或多或少得对社会，对政府说点什么，有的时候，还要随着网络起哄，让政府诸公很是头痛。

其实，即便非常爱说话的媒体，上面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正面报道，还是占主要的地位。我是个每天都看报纸——很市场，很爱说话的报纸、的人，每天几十版，能说 点刺话的地方，不过几百字而已，占一个小角落，其他的，都很正面。有时候好容易报一个负面的新闻，随后就得跟一个正面的解释。解放区的天，还是明朗天，有 点云和雨，也就是一点，一小点。

然而，就是这一小点，却时常令我们某些官员感到神经紧张。种种防记者的组织性策略，种种将负面报道扑灭在萌芽状态的超级运作，都跟这种紧张不无关系。说实 在的，就目前而言，舆论无论指老百姓的说长道短，还是指媒体报道，都离所谓的监督差了十万八千里，根本谈不上什么监督。这些舆论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原本 八面密封的黑箱，扎了几个小眼，让原本的黑箱，不那么漆黑了而已。实际上，也就是这点透明，才让某些习惯于暗色的官员感到紧张乃至恐慌。

眼下对于舆论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给它们挂上“监督”的金字招牌，而是制定一个法律，可以使得那些因发手机短信而陷身文字狱的平头百姓，庶几免于牢狱之 灾，使写了负面报道的记者，不再因自己的职务行为，身陷官司，更使得那些很牛的县官们，不会因为记者写了一篇令他们不快的文字，就派出警察四处抓人。

记得前几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过，要让人们有说错话的权利，这个权利，不仅要给官员，更应该给老百姓，给记者，最好用法律保障这个权利（注意：不是故意诽谤的权利）。在舆论的一方，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权利，那么，我们舆论，就可以免于恐惧，可以真真切切地说点实话了。 （作者博客）

法国作家称北京在海外鉴别外国记者

（美之音记者：张蓉湘 /华盛顿 / 2008年2月27日）一位法国作家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指出，北京政府透过驻外使领馆以及情报单位监视记者以及潜在的抗议者，并且鉴别各国体育记者对中国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表示，北京跟其他奥运会主办国的做法一样，采取措施确保奥运会的安全。

*通过驻外使领馆广布情报网*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戈 ( Roger Faligot /见图)即将出版最新著作《从毛泽东到奥运会的中国间谍机构》。法利戈的调查发现，中国的海外使领馆已经组成特别小组，跟为了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 “610办公室”等情报部门合作，在全球各地运作，搜集情报，他们鉴别哪些人是体育记者、哪些是麻烦制造者，并且鉴别记者中哪些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对立或者 友好。

法利戈星期三接受中文部记者专访时说，本书并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纪实作品。过去20年来他曾经访问过数百人，也不断追踪中国情报部门的活动，光是 去年为了这本书就访问了大约70人，并且实地到澳大利亚、日本、北京等地，还研读了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欧洲、上海与香港等相关文件。

法利戈说：“我让读者了解中国在奥运之前到2008年为止特务机构编制的全貌。我认为这是第一次。”

*监视奥运期间可能抗议者*

法利戈告诉法新社，计划乔装成新闻记者或者参观者进入中国的潜在外国间谍，将受到特别的监视。此外，受到监视的也包括可能在奥运期间示威的人权人士和西藏活动人士。

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愿意跟国际社会共同确保北京奥运的安全，并且采取措施保卫民众的安全。中方表示，北京跟其他奥运主办国的做法相同，都在确保奥运期间的安全。中国政府已经安排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反恐专家以及警察参与奥运反恐应急行动。

中国青年报报导，中国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副司长牛清报最近表示，疆独分子近期还在策划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恐怖袭击，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疆独目前正在进行整合，甚至可能发动生物武器袭击。

*中国做法牵涉人权及新闻自由*

法利戈说，他同意中方的努力是为了加强奥运安全，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做法牵涉人权与新闻自由问题。

他说：“北京奥运与之前奥运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访的记者完全享有新闻自由，但中国政府却认定采访是政治活动，尤其不应该采访跟人权、社会问题有关的报导。这是最大的不同。”

本书预计在2月29号出版，法利戈之前曾经出版过大约40本情报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