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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4日星期二

蒋彦永致中央信【附件】 披露人权遭侵犯过程

蒋彦永1931年10月生于上海。1949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进协和医学院学习,1957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工作,2001年退休。2003年在大陆爆发萨斯期间,蒋彦永本着一个医生对生命的高度责任感,揭露当局隐瞒中国疫情;他的诚实和勇气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时代》周刊2003年12月选他为年度亚洲风云人物。2004年8月,蒋彦永再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得「拉蒙.麦格赛赛奖」。2004年2月蒋彦永又上书中共最高层,以亲身经历,呼吁为六四事件正名。事后当局要求蒋彦永承认写信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同年6月1日,蒋彦永和夫人华仲慰被军方秘密绑架,关押。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于7月19日获释。之后,又被软禁在家中长达8个月之久。蒋医生这封上书首次披露的重要细节,是中国人权现状的证词。

(图为《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封底)


下面我将此事件简单的经过诉说如下:


《我的声明》是怎么产生的

2004年2月25日起我将我写给两会和中央领导的信,分别经301医院领导、政协礼堂、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和万寿路邮局及一些大会代表上送。我本人从未将此信送上网也没有委托他人送上网。3月7日晨我接一电话,对方告诉我在博讯网上登了我给两会的信。我当即打电话给我院政治部领导,告诉他们我接到电话的内容,并表示我要在网上发表声明。院政治部阮(主任)经请示上级后同意由我发表一声明。3月25日上午政治部阮主任、宣传处姚处长等三人来到我家和我商量如何写声明的事。我先提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姚处长先拟一稿。姚表示还是由我自己先写,他们看后同意就行。

我的第一稿如下:

我 的 声 明

前不久,我写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领导标题为“关于为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

此信是通过我院领导及其它党内正规屈道上送的,并未向媒体或其他人员透露。

但不久得知此信被公布于国外网站上,并被大事抄作。故慎重发表此声明。

他们看后提出是否可以不要写上标题为“关于为89年 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而只写发了一封给两会领导的信。我说如不写那标题“关于……”,那我何必要发表什么声明呢!他们只好同意那样写。接着他们 又具体地把我文字中不对的地方作了修改,如“屈道”改为“渠道”、“大事抄作”改为“大肆炒作”、“慎重声明”改为“郑重声明”。

最后我抄后就成为我的声明定稿:


我 的 声 明

前不久,我写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领导,标题为“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此信是通过我院领导及其它党内正规渠道上送的,并未向媒体或其他人员透露。

但不久得知此信被公布于国外网站上,并被“大肆炒作”。我认为不该利用我的信进行炒作,故郑重发表此声明。

蒋彦永

2004 – 3 – 25


因为我自己从不送任何材料上网,不知道如何将此信发上网,他们答应将信拿去,帮我发上网,并会告诉我,发到哪个网,我可以去查证。此后一周内我每天都追问, 是否发了。他们答已经送总后请示,后又说总后也已上送请示,一旦发出就会告诉我。后来我一周问一次,他们都说还没发,最后就不了了之。

3月26日下午,总后纪检部高部长、尹干事等三人来我家和我核实我给两会写的那封信的内容。从3月26日到4月9日,他们来了6、7次。把信分段,主要核实杨尚昆的谈话、陈云的信、有关“开花弹”问题、整封信的起草、修改及与哪些人商量过、信印发了多少封及如何上送和送给哪些人、和丁子霖联系的情况。

高 等是分多次和我核实我的信的内容的,最初我曾提出,你们来三人,谈话都可以记录,我只一人,我说的和你们说的我无法记录,是否可以放一个录音机(我当时拿 出一小录音机放在桌上)以便将来对谈话的内容有个可查照的根据。高就表示,我们的谈话他们现在虽做了记录,但将来要上报前,他们会将谈话的内容整理成文, 给我看后,我同意,才能上报。我就收回了录音机。后来他们将核实的材料分四部分打印成文,每份均由我看后并提出修改的意见,他们再改后打印出,最后定稿后 我签了字。

申请去美国探亲

2004年4月中旬我们就打报告将于6月14日去美探亲。此后多次问院政治部阮主任等,他们都告诉我,报告已经301医院送总后,总后也已送总政,让我们耐心等待。鉴于2003年我们申请出国事一直等到我们离境的前一天才批准,幸好我们已提前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才没耽误出发。所以我们向领导说明我们也要提前买好机票,办好签证。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如实地告诉院政治部。如我们在4月初就定了机票,出票的日期一再后延,直到不能再延的5月17日才买了机票,当天就告诉了院政治部,并告之我们马上就要去办签证。院方只是告诉我们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断在催上面,一旦有了准确的信息马上就告诉我们。

5月21日我们去中信银行办了签证,告诉我们5月25日后就可以去美国使馆办理按手印程序,办完后很快就可以拿到签证。这些情况我们几乎每天都向301医院领导通气。

5月27日我和政治部阮主任等谈话时,我明确地问阮,上面领导有没有不同意我出国的意思。他答他没有听到这种意思。我说如果上面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告诉我,我也可以根据情况改变我们的计划。

5月31日下午宣传处姚处长告诉我,院郭政委要和我谈话。 我4:40到院政治部,政治部孔副主任等在会议室见了我,他告诉我郭政委临时到南楼有事,让我稍等。一直等到快5:30,阮主任等来说郭可能来不了,由他们和我谈。他们问我最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明天(6月1日)我们要去美国使馆按手印,并已经订好了医院的车。他们说六四就要到了,现在国内外各种反华势力活动得很厉害,让我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别人利用,并又提出是否可以离北京出去疗养些日子。我表示我不会去疗养的,等我去美探亲后,在我女儿那里可以很好地疗养。

事情发生突变:2004年6月1日我和老伴被非法绑架

(2004年6月1日事情发生了突变,自6月1日到7月19日的情况我均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我写的材料均有两份,但在7月19日我回家前,他们将我手头的材料全部搜去,当时告诉我其中一份将来会还给我,但后来他们又变卦了,说这些材料不能还我了。看起来他们所做的事是见不得人,所说的话都是骗人的。所以下面都是我凭记忆写的,时间内容不会完全十分准确):

2004年6月1日 上午我安排好了几个手术病人的事,就打电话给车队要车。不久接电话,司机告诉我们车已到楼下。我们下楼见到的司机正是昨天送我们去民族学院的那位司机。他 告诉我们今天他的车刚出了毛病,改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就上了那辆大面包车。车本应该从南门出去,但那司机告诉我们刚来的时候南门堵车,所以要出北门(他们 就是那样无耻地教唆年青战士说谎骗人)。当车快开到北门时,突然停下。车门一开冲上来8位 高大的战士,他们把我们两人分别强按在座位上。车立即开出干休所向西驶去。我们当即大声抗议,你们怎么能绑架人,那位姚处长坐到前面司机旁。我不断大声叫 喊,你们怎么可以采取那样的绑架行为。姚只好让战士放松我们,并告诉我们马上就可以到的,到那里后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约半小时后,车开到了西部一个 部队的招待所。我们被领到三层的一间大屋,里面已经坐了301医院的朱士俊院长、郭政委、总后政治部文副主任及其他5,6人。 由郭先说话,他说:我们把你们请到这里来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现在六四快到了,外面会有各种人去找你们,对你们的安全不利。你们到这里后,可以好好地休息, 学习,提高认识。我当即说,你们那样地把我们绑架来,能说成是请我们来的吗?仲慰也说,明明是绑架,还说得那么好,是请,能有那样的请法吗?总后的文说, 希望你们能理解领导对你们的关怀,外面很乱,在这里你们可以很安静地休息、学习。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文件根据,抓我们也该有一个批件,请拿给我们看。 他们说现在还没有,很快就会给你们看的。我说,你们还没有拿到正式文件就可以抓人,那还有什么宪法了。朱也帮着说,领导是为了对你们好,安排你们到这里来 休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当即问他们要了纸,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信,他们突然把我们绑架到那里,完全是违背宪法的,他们可以那样无法无天,对16大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弛的。要求党中央过问他们这一非法行为。

信写好后请他们给复印一张留给我,信请他们尽快上送。他们开始推托说那里没有复印条件,经我力争,终于在下午拿了复印的信给了我,并告诉我原件已经逐级上送。我接着又写了脱离军队的声明,我对他们说,你们所以敢如此无理的对待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还算是军人。我现在声明退出军队。我给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写了一信,说明我们是在1954年自愿申请经批准后参加军队的。现在早已退休在军队已不担任任何任务,现在我要公开声明自愿要求退出军队。该信也请他们复印一份给我后,请他们即刻上送。

6月2日早上他们将我们转送到309医院,把我们放进了一个特殊的病区。我们俩分住两间,每人都有八个干部战士(每班两人,分四班)看守。

6月2日晚,总后文副主任、郭政委、阮主任等7、8人到我屋,由文向我宣读对我实行“行政看管”的军委命令。时间是6月1日到7日 一周。我要求把此文件复印后给我一份,他们不肯给我。我当即提出要看有关“行政看管”的文件或规定。文答应次晨即给我送来。当晚他们对我搜身,把手机、手 表、钱包及身边带的文字的东西全搜走。我提出对我实行“行政看管”,华应该回去。他们又编出了华留下是为了照顾我,让她也能放心的理由(后来到6月7日又宣布我的“看管”要延长一周,那时他们才弄出个对华也实行“行政看管”荒谬的文件,真是见不得天日的,天下奇闻)。


“行政看管”由江泽民批准

6月3日上午阮主任和孔副主任来看望我,送来了宪法和报纸,但他们好象不知道应该给我送来有关“行政看管”的文件,我向他们要后答应马上就送来,直到6月4日经我反复催问,总算在11点 多送来了一本“三大条例”(内务条例、纪律条例和队列条例)。在纪律条例的第四章中第一节是“行政看管”。《行政看管是维护秩序、制止严重违纪行为和预防 事故、案件发生的措施》。《对有打架斗殴、聚众闹事、汹酒滋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 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我和仲慰反复学习,其中哪一条也对不上。条例中明确规定“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 干部,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我被无辜实行“行政看管”只能是由江泽民批准了。

6月7日晚8:00,文和郭又到我屋来,向我宣布延长“行政看管”自6月8日到15日。(纪律条例只规定行政看管累计不得超过十五天,他们还是充分利用了)。

6月9日下午柴等来谈话,我提出他们不应该扣留华,他们没法解释。我提出对我“行政看管”也不符合条例,他们也无法说明。从和柴的谈话中两次发现他说了谎。后来我明确地向尹等提出。

6月15日晚上阮主任、郭政委和总后的文主任等到我屋来,由阮向我宣布,根据总后党字368号(2004)文件,对我按“党纪立案”,实行“两规审查”,“两规”是指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讲清问题。我要求把此文件给我一份,他们说不能给,只能让我看。后我要求看有关“两规”的文件,他们答应次日给我看文件。

仲慰6月15日晚就回家了,我从6月16日上午10:30搬到万寿路附近的“北京基地”,在二楼一个大套间,仍由八个干部、战士轮班看守。我当天写了给有关领导的信,表明对我实行“两规”是违背宪法、违背党章的。

6月18日我给总后政治部文副主任和301医院郭政委写了一信,详细说明我申请出国和院方联系及去办签证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任何违反军队纪律,违反党章和宪法的地方。我要求他们尽快给我有关“两规”的文件。6月18日 他们给我送来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我翻阅了全书,开始我按目录找不到要看的地方,经反复翻阅才弄清。原来此书在目录编排上有错误。我就 写有一份意见,请他们转新华出版社。后来他们来看了此书,只好承认他们是刚去买的书,买后没看过就给我了。后来他们又另送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我仔细看了此条例(是2003年12月31日中共16大后的文件),其中没有“两规审查”的任何材料。我看了第二编分则第六章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逐条对照,没有一条可以和我的问题对得上。我反复学习党章和宪法,也找不到他们可以对我实行“党员违纪,”“两规审查”的根据。我就多次和他们谈,我说,在2004年 的两会上已有一些代表提出“双规”审查与宪法精神不符,应该取消。他们解释是,现在还没有更新的规定前,“双规”还是可以用的。至于对我的问题他们强调我 的信上了网,不管是别人上网,但如果我没写这信,就不会有信上网。因此上网后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这样实际上谁也说不服谁,对不讲道理的人,什么宪法、党章等都可以不遵守。

在6月20日以后,我看到《凤凰台》电视播出香港的民主人士准备在七一稿游行。我马上感到我的问题很可能被他们利用。我就先口头向他们说,对我的“两规”时间你们说不清,地点是否可以改到我家。我接着给胡锦涛写了长信,把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前后详细写清(共40页)。6月28日他们说信已逐级上送,但仍没有任何结果。

7月8日中午凤凰台杨锦麟读报,突然播了一下:今天又有蒋医生的新闻,什么国内将起诉蒋医生。 我马上电话找来了尹干事,告诉他这个情况,让他通知236的人去关心一下华,以免她看了那新闻后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下午凤凰台播杨读报时这段新闻被删去了。

7月10日中午凤凰台杨读报又播有一医生受压,这位医生好象姓蒋,并附2相片。陪我的战士都看到了,下午再播时,我全看清了,还有不少人也都看清了,有人还用他们的手机拍了那新闻及相片。

7月15日尹干事要我将如果能改为回家审查后我保证做到的几条再稍改一下,他马上就急上送,他答应晚上可能随时来告我结果。7月17日尹干事来,他告诉我昨晚他来时我已睡着,所以没叫醒我。告诉我不要急,要耐心等待。上面还未最后决定,他算了一下“两规”已经一个多月了,何时能了,能否先回家等,已经多次上报,要我耐心等。7月18日上午高、尹等来告诉我可能马上就能回家去接着审查。让我把东西整理好。下午他们又来告诉我晚上回去。但不能马上告诉美国的女儿,要等第二天早上尹来告诉我如何和女儿通话。当晚我就回了家。


官方起草与女儿通电话“腹稿”

7月19日上午尹和阎干事来了,很简单地谈了一下,后来他要我把我所有写的材料交给他们。我在去做胃镜前已将主要材料都放入一大信封,并加了密封。我告诉他们我怕我不在时材料被别人看到,所以加了密封,他还称我真有点头脑。但他还要把我后来对7月以来的每日所做的事的记录也都要拿走。我说,这些我写的出来的你们手上都已有了,我手上的都是复印件,现在先交给你们是可以的,等将来我的问题做了结论后都应还给我。他没有很明确地表态,只是含糊地说将来再说。他离开时告诉我高要来看我,我还误以为是301的高主任要来,等了很久没来,我就请看我的人打电话催高来,但到中午还没来。下午3:00多尹、阎和高部长来了。高的说话意思是我的保证他们都看了,写的很明确,一定要做到。回去后他们还会进一步和我谈些问题,审查的时间让我不要急。我说我希望看到“两规”的文件,在时间规定上,纪律条令上明确说,一般在发现违纪行为45天以内给予处分。高说现在对我是按党员“违纪立案”,“两规审查”,时间可长到3个月,甚至更长。我请他给我看有关文件,他答应会给我看文件的。他又说我回去后如能严格遵守保证,那么做结论的时间就会缩短。我表示我写出的保证我一定会做到。晚饭后301高 主任来了,同来的有纪委郑俊付主任。先说的和下午高部长说的相似。这时所有陪我的战士干部及医生护士都来和我表示告别,我也向他们表示对我的照顾十分感 谢,也对他们为我已经有快两个月不能回家表示歉意。快九点时下楼,由尹干事和郑俊副主任,加一个战士和我同车(面包车)。路上我问他们是否对电梯工做了安 排,他们又说忘了。好在开车的是周灿根,他到5号楼先下去让电梯工离开了。我就顺利地回到了家。他们事先已告诉了仲慰,所以我们见面时很安宁,当然是很高兴的。未未和小庆都在家,我和未未搂抱了一下,问他又长高了没有,他说没长高。对庆只是很高兴地握了手。尹只是告诉我们明天约瑞上午11:00来电话,他会先来和我谈如何和瑞说。他们呆了不久就离开了。

7月20日上午,(女儿)瑞来了电话,告诉她11:00再来电话,当时还没告诉她我已经回来。快11:00时 尹干事来了,他拿出他要我和瑞通话时应该如何说的意见,他一面念我就写下:“由于我违反了军队的纪律,组织上对我进行了帮教。我对自己是一个军人,违背了 军队的纪律,我开头转不过弯,妈比我认识得早,早已回来。后来我逐渐有了认识,庆和你,仲慰,也给我信帮我认识,特别是看了父亲节你们的信后,我经过认真 思考,觉得我在对待纪律上确犯有错误,有错我就要改,所以得到领导上的谅解,就回来了。组织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照顾你放心好了。” 11:00多瑞来了电话先由仲慰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当然要说是今天回来的,否则,昨晚怎么没说已回来了呢?后就由我按写下的念给瑞听,而后我就和他谈了些家常,也和大慰谈了些,他们对我能回家都表示非常高兴。

21日 中午杨锦麟读报,明报有一条“蒋彦永获释回家”。杨说:“50多天了,办了学习班,办学习班很好,蒋医生还舍不得回家,那里凉快,伙食又好”。

22日杨锦麟读报,又有一条蒋的新闻,杨说:“蒋医生思想认识有了提高”。

23号中午杨的读报又有一篇中国新闻改革引起政治改革。报上有一张蒋的相片,杨说到此段新闻时提到,“要鼓励讲真话”。

26日我按准备的谈了几点:

  1. 在我回来前高部长告诉我可以给我看有关“两规”的文件,尹说“两规”的文件给你念过了。高说没有什么文件,有个材料。我说我要知道“两规”的规定时间到底有具体的规定吗?高说,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要看问题是否已查清,认识是否已提高来定。我说高部长说时间可以到三个月,必要时还可以再长。他说可以给我看这个文件的。尹说,这不是指“两规”说的,而是指违纪的审查的时间说的。我说那就给我看那个文件。他答应可以给我看的。

  2. 仲慰在回家前有的信被从身上搜去,当时说以后可以发还,此外我给仲慰的信,当时只给她看了,尹干事说,将来可以把信给她(这些都是私人的信件,现在应该还给她了)。

  3. 回家前高部长说,回去后很快就会找我进行核实一些事的工作。但至今已近一周,一次也没来谈。

8月1日我按准备的谈了几点:

  1. 在我回来前高部长告诉我可以给我看有关“两规”的文件,尹说“两规”的文件给你念过了。高说没有什么文件,有个材料。我说我要知道“两规”的规定时间到底有具体的规 定吗?高说,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要看问题是否已查清,认识是否已提高来定。我说高部长说时间可以到三个月,必要时还可以再长。他是可以给我看这个文件 的。尹说,这不是指“两规”说的,而是指违纪的审查的时间说的。我说那就给我看那个文件。他答应可以给我看的。今天尹明确地说:“两规”的时间没有文件规 定的,对党员“立案审查”,有文件是对办案人员说的,一般应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对被办案的对像是没有文件规定的。我提到在出来前,你们都说回去后如能 按保证做好,就可以缩短审查的时间,如做的不好可能会延长。我回来后已两周,我完全按保证做的。高和尹都表示“我们对你回来后能按你的保证做,都认为是很 好的,我们也已向上面反映了。”

  1. 我在回家前写的保证中提到对要来访朋友尽量谢绝。7月21日 下午高、尹来此谈时,高明确表示:“仲慰可以随便外出不必请假,我们的亲属随时都可以来看望,都可以进来。我们的熟朋友和同学也都可以来看望,但进门要登 记。不认识不熟的人不要来。”现在我回来已经两周了,不少同学和朋友多次来电话想来看望我们,我们就很难答复,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望。为此我想对一 些很熟的朋友和同学,请他们可以根据情况来看望我们。高等当然也很难表示具体意见,只好由我们看着办了。

  2. 关于我给有些特殊病人看病事,具体说对郑介初的手术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去做。因为前三次都是我做的,而且都是用局麻做的,现在的医生,已很少用局麻做手术了。高表示同意由我去做。

  3. 关于管理问题,我希望能彻底改进。以免对外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提到罗明英的问题。她女儿回来进不了北门,因她用的是日本护照,后来居然把我给扯上了。好象外面来的人只要是用的国外的护照,他们就会想到我蒋彦永。这不乱了套了吗?这样做对301、 军队、甚至中国都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我建议加强对南北门值岗的教育,让他们懂得一是对外来看望的人要客气,尤其是对持国外护照的人更要讲礼,不要给人一个 坏的影响。二是如没特殊情况,应该不要把别人堵在外面很长时间。我认为在五号楼西门专派一个保安在那里蹲这是很不恰当的,外面来人到了五号楼会感到这个楼 里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希望领导对我有个基本的信任,说什么是为了我的安全,那是骗不了人的,鬼才信呢。可以请战士在外面流动巡视就可以了。他们表示要研究 后就可以改善。

9月13日下午5:10工作组通知我到食堂上面办公室,领导要来谈话。我按时到,等到5:35高才来。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9月15日马上就到,我的问题到15日已经立案查了三个月了,是他们告诉我应该在三个月内结案的,我希望不要再拖下去了。高说他们已经上报了,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由下向上报批,另一是由上定向下传。两种可能都可以考虑。我问我属于那一种,他也没能说清。他让我耐心等,已经快了。我说16号就要开四中全会,会后要传达贯彻,接着就要十一了。他说我的问题不会拖到十一。我说我已经写了给中央的信,是现在上送还是再等几天,他让我再等几天。

9月23日上午我呼高,由田答。说高在开会,我请她转告高,开完会给我回电话。后来高来电话,我对他说,我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你9月13日 告诉我不会拖到十一,现在十一马上就快到了,你们有什么打算。高表示他们也在积极办,但他说十一前是否能完,好象没把握。我当时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两 规”时间应该不超过三个月,现在已经过了快十天了,你上次说不会拖到十一,现在又要改口。那么我写的承诺也要改。他当时很大嗓门说你对组织的承诺“两规” 还没完,怎么可以不遵守。我说你们自己不遵守你们的规定,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的声音压过了他,他倒就软了下来。他说现在有事,下午来找我谈。下午2:15工作组王强来电话,让我2:30准时到办公室去谈话。我按时到,但那里没人连工作组的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高和田在2:40后到。高就很客气地和我谈,意思是我的问题他们也一直抓紧在办,但上面有多级要研究,才能做出决定。让我不要急,耐心等待,希望十一前能解决,但他也没把握。我说因为你13日说了不会拖到十一,而且十一有七天长假。我已经四个月没自由了,我当然要求在十一前解决。我的承诺是根据你们说三个月的“两规”时间写的。你们不遵守,我也要求改。

高 说我的问题做结论时总后纪检部高部长和尹干事都会来和我一起谈,会有一份结论的材料给我看后要我签字的。我说我要将材料带回去仔细看后才能提出我的意见。 我在回来前,尹把我写的材料全部搜去,并说将来还给我。我要求现在就还我,我看结论材料前要先看我以前写的材料,那样事情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高说不知道 尹拿去了我写的东西,他会去问清后再答复我。临走时我对高说,现在每次都是我呼你们,你们也应该主动找我。他说下星期一会来找我。


姚监复探访蒋医生遇阻

9月30日下午5点高、田又找我到食堂上面的办公室去谈话。高问我这两天的情况,我告诉他过得不错,大家对301领导反应较好。他问我有什么人来,我说没有什么人来。他问我有什么人来电话,我也告之没什么特别的电话。他问我有一个叫姚监复的 是否来电话要来看我。我说是接到姚的电话,我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告诉我在李锐家见过我,他节日要来看望我,他还说电话有人监听也不要紧。我说你们是否从 监听电话得知他要来看我。高就很不客气地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向领导汇报,什么监听,他到了干休所门口我们才知道他要来看你。为此我和高大吵了起来,后来还 是田劝了他,我们才平息了下来。我明确地表示,我对他不熟,他说在李锐家见过我,我就告诉他可以来看我,门口要登记,他来后你们同意他进来就可以来,不同 意他就不能来。我那里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有什么可以汇报的。此后高只说十一期间,不认识的人不要来。我反复说你们过了十一不能再拖了。

10月7日我给田打了电话,和他说,明天就上班了,我让他们给我答复几件事。一是个中央写的信是否已经上呈了,二是什么时候找我谈结论的事,三是尹从我那里拿走我写的材料什么时候能还我。

10月8日上午田给我电话说对我提出的几点做了答复,一是给领导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让我不另再发信,我问是转到那一级,田只是说向上转了,到那一级她说不清,又重申不要再另发信,结论问题还是让我耐心等。材料问题他们已经和尹说了,尹答应会还给我的。

10月10日郑俊打电话告诉我高和田10:00来和我谈。我10点 准到了那里,但他们又来迟了。陈希金在那里和我聊,等了半个多小时,说是高又在开常委会。高、田来后解释了来迟的原因,他们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我哥彦振 那里不要去,到地方单位那里的人复杂,不知谁跑去了谈些什么,对我不好,他们对我的安全在“两规”期间始终是要负责的等。至于结论的问题他们也急,但要等 上面一级一级地批,让我再耐心等待。我反复说,三个月的期限已经超过快一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期限是上面订的,不应该自己不遵守。不让我去北大也是不合理 的,所谓的纪律也是你们订的,现在对我可以根据情况加以灵活执行的。我还会再提出要求的。

10月11日约他们来谈。高、尹和郑在下午3:45 在 食堂上面和我谈。我把信给他们,请他们研究后答复我。尹表示好久没来了,但高经常和他们联系,我的情 况他都知道,劝我一定要相信领导,耐心等待。我强调,“两规”的时间已超过很多了,规矩是领导订的,领导应该遵守规矩,不要再拖了。尹对我提出的要把我写 的资料还我,他说这个资料不能还我,在看结论时,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把我写的资料给我对。至于我自己另外再回忆写出那就是另一会事了。

10月18,19,20日我多次电话联系要求他们来谈,他们均以种种理由说还不能来谈。

10月20中午高、郑、尹和阎和我谈话。现将10月20日的谈话情况简单地写在下面: 我10月19日电话找高,要求他们来和我谈。20日中午是由301高 主任、郑副主任、总后纪检部尹干事、阎干事四人和我谈的。他们让我先谈。我谈的中心问题就是尽快给我做出结论,不要再拖了。对我实行“两规审查”,规定的 时间是你们告诉我的,应该在三个月内做出结论。这个时间的确定不会是你们,而应该是最高的领导机构确定的,那么上面也应该遵守自己订出的规定。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迟迟不能给我做出结论。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就应该来和我谈,如果问题已经查清了,只是要上面一级一级的审批,那你们向上送出材料已经两个月 了,审批的时间算是足够了。我的问题老拖着,对党,对国家,对我都是不利的。

10月29日 下午通知我3:40去 谈,我去后他们又晚来了,本来是高要和尹一起来谈。后来说尹来不了了,只是高和郑谈的。高告诉我准备在星期天和总后的高部长、尹干事和我谈结论问题。高说 这次的结论是领导很认真的研究,文字由总后纪检部写出,高只是听他们说过,没看到。他说结论将是比较公正的。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要是我做这工作,我一定 会把结论写得十分公正,不能是比较公正。他马上就改口说,哪是很公正的。我提出如果星期天不能谈那我就要和院里的班车去够物。最后高说在30日下午4点会通知我到底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一来谈结论。星期五(29日)慰去龚家,我知道要谈结论了马上就电话告诉她。

10月30日我一直等到晚上快九点也没接到通知,我先呼郑俊,没回答,后同时呼郑和高,郑总算回答了说星期天上午九点来和我谈结论。

10月31日上午九点到食堂上面谈,高、尹、郑和阎4人和我谈的。由尹先说了他们这次是先写出一份代拟稿,给了我看。(我要求复印带回,说不可以,只让我抄下主要内容。文 件右上有绝密两字。落款是总后党委。内容中心是把“开花弹”写成是我编造谣言丑化党,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当即表示说我编造谣言是错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 他们也明确表示不会开支部会,党章是有一条,特殊情况可以由组织决定做出结论,而不需通过支部讨论。看样子他们是不会把问题拿到支部会去的。他们当时就想 要我对结论签字,我当然不同意签,我表示要回来后认真考虑,并写出我的意见。他们要求我下午4点就写好,我说我会尽量抓紧时间写的。


代拟稿

(简历……省略)

蒋彦永的主要错误事实是:在2004年2月24日,给两会领导写了《关于为89年六四爱国学生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在信件的起草和寄送过程中,把信件送给社会上和军内有关人员的人商议、修改,经刑满释放人员江棋生(2000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作文字修改后定稿。信件复印了80份, 大部分寄送给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但也有些信件是通过非组织渠道转送的,造成了信件的失控和扩散,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互连网上公开发表。信中的观点,完全 违背了党的十三中全会对“六四”问题所作的决议。尤其严重的是,信中所列举的“六四”期间戒严部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等事例,存在编 造和歪曲事实的问题。经查证,历史上有一种叫“达姆”的子弹是十九世纪英国军官在印度达姆工厂发明的,1898年第一次海牙大会宣言要求各签约国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此类枪弹。我军从未研制和使用过“开花弹”。此信在互连网发表后,给党、国家和军队的声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蒋 彦永所犯错误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尤其是在信件内容上,编造和歪曲事实,丑化党、国家和军队的形象, 后果严重,影响很坏。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撤消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永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够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写出了书面检讨,并 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永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

二00四年十月 日

下午4点郑俊电话催问是否写好意见了,晚8点、10点 又两次来催。我告诉他明天再来问。他说明天总后要开会讨论这事,拖过明天,就不知他们什么时间再能开会了。我让他明天再来问。结果星期一早郑又来电话,我 就让他来拿了。他看后还要我签上字,我告诉他这只是初步的意见,不必签字,等将来你们重新改后我同意后才考虑签字的问题。他只好拿走我写的材料。

11月4日下午我呼郑俊和高福锁,由郑答。我提出我对代拟稿的意见已经送上数天,应该仅快答复。他说上面还没有回音他们无法答复。晚上我给尹干事打手机电话,他说我的问题让我找301领导和我谈,我说他们说我写的材料已经送你们处,而且代拟稿是你们总后写的,所以还是应该你们答复,他毫无理由地坚持让我找301领导谈。

11月8日下午我呼郑俊请他转告高和我谈结论问题,他说上面还没答复。我让他转告高直接和我通话,他答应转告。晚上十点我打电话到高家,他夫人说,高出去散步,十点二十我又打了电话,高还未回。我请她让高回来就给我电话(我留了电话号)。但晚上高没给我电话。


我的申诉

2004年10月30日,301医院政治部高主任、总后纪检部尹干事等四人向我宣布了给我做的结论(代拟稿),并告知我可以把意见写成文上交。

  1. 对代拟稿中有关我的“主要错误事实”的申诉意见

稿 中有关我的信件“起草和寄送过程”的内容中特别突出“经刑满释放人员江棋生……作文字修改后定稿”的写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在江看到信件之前已经定 稿,并已部分发出。江对信件只作过个别文字的修饰。这一点,审查组与我已当面就修改前后的两稿进行过逐字逐句的核对(有记录可查。)

稿中提出“有些信件是通过非组织渠道转送的,造成了信件的失控和扩散”,而事实是我所打印的80封信件中的68封是由邮局寄给两会和中央领导的,7封是请李锐同志转送的,4封请我院参加两会的代表李天德(心内科主任)、周定标(神经外科主任)、邝启挺(霍英东保健医生)和萧玉兰(九诊室内科主任)转送的,1封是我给工程院徐匡笛同志的信是通过他的秘书转交的。因此笼统地用“非组织渠道转送”的提法不能如实地反映事实。至于信件扩散和失控只能是发生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互连网上公开发表”之后。

关于信中我使用了“开花弹”一词的问题:

我 是根据手术台上所见多例伤员在被击中的部位及其周围不是单个的弹头,而是不少散在的碎金属片这一具体事实,误认为这就是“开花弹”所造成的结果。我的出发 点是指人民军队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即使不是用的“开花弹”也是绝不允许的。而且当领导指出“开花弹”的提法是错误的时候,我 立刻提出要求发表声明加以改正,以挽回影响(当时政治部阮、孔两位主任认为没有必要)。至于使用“开花弹”一词,完全是由于我作为医生缺乏军事专业知识, 单纯根据所见现象,错用了一个军事术语。况且我的信是直接寄给领导看的,并未向群众散播,也绝非故意“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1. 对代拟稿中所认定我的错误性质的申诉意见

稿 中提出我“所犯错误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这个认定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给党中央领导写信,是出于爱护和相信党和国家领导,依据党章(第一章第四条第 七款)赋予党员的权利,以事实为依据,用书面方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直接向上反映,并负责地提出个人对某些问题的衷恳意见。信件内容从未有意扩散和向 外界发表。这一做法正是履行党员的义务,完全不是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和歪曲事实,丑化党、国家和军队的形象”,不属于“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鉴于以上所申诉的理由,我不能接受代拟稿中所做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蒋彦永

2004 – 11 - 14

11月9日晨7:00 及7:30我 两次呼高,他回了电话。我说对代拟稿我写的意见已经送上一星期多了,应该给我回音。高说他们早已将材料上送,上面还没有反馈意见,所以没法和我谈。我说上 次提出了代拟稿,说明问题已经弄清,可以做结论了,只是我对代拟稿有不同意见,对我的意见应该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答复。他说他们没有上面的意见所以也不好 办。我请他再次向上面反映我要求尽快给予答复,他答应去反映。

11月14日我将我的申诉的文字重新改好后,于11月15日送院政治部并转送各级领导直至胡锦涛。后我追问几次,他们说已经逐级上送了。

11月27日我又打电话给高福锁,要他和我谈话。11月28日晚郑俊来电话告诉我29日上午8:30高和总后的尹干事、高部长要来和我谈话。但到星期一(29日)上午7:30车没来,说是郑俊把车调去总后接人了。我等到8:45才 接到电话让我去谈,我去后他们还没来,又等了近十分钟。由高福锁、田鸥和尹干事三人来谈。他们先让我说有什么事要谈,我说,上次谈话,看了代拟搞,要求我 马上写出意见,我马上写了,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也多次催问,应该再继续和我谈结论问题,不知为什么一只拖着没来谈。

后先由尹谈,他问我最近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些什么,有什么人来找我或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他我从别人告诉我网上有写到我的。

12月14日下午三点工作组来电话告诉我3:25高 等来和我谈。我按时去了,但他们又晚了十几分钟才来。高、田和尹干事来谈的。我请他们对我送去的申诉意见表示他们的看法,尹只是说我写的材料,他们都仔细 看了,也把我的意见和他们的看法向上面领导反映了,一直到最高领导对我的事情都是了解的,但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比较复杂的,要由中纪委的负责人吴官正等讨 论后才可做出决定。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尽早有结论。但上面的事还是要由上面来决定,他们只能不断替我反映意见。我就提出我对那份“代拟稿”经过反复考 虑,在四个地方提出我的修改意见,要和你们商量。我就把我在那四个方面是如何改的意思说了,并给他们看了我改后打出的材料。他们看后觉得可以把我改的稿拿 回去商量,并尽快把我的意见向上反映。上面对我的意见可能会同意,可能会部分同意,也可能不同意,这都要由上面来决定。尹特别提到对我的处分我没有什么意 见吗,我表示,对我给党内处分我从组织上可以服从,但我可以保留我申诉的权利。(从他们的说法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想到我还是可以接受他们那份材料的写法, 只是在事实部分不同意不实之词,所以是比较好办了)。高只是一般地表示我提出的申诉意见,向领导写出看法是符合党章规定的,但最后处理还是要听上面领导的 意见,要我还耐心等待。高讲了很多现在国际上反华势力是想尽办法要利用我的信来做反华的工作,所以处理我的问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要我有个认识,领导上 要认真考虑如何处理的。我最后说,对我的问题越早处理对我和组织都只有好处,越是拖着不处理,对国家是越不利的。


没自由怎么颐养天年

12月15日,18日我多次找他们来谈,田总强调忙,要到24日才可能来谈。

12月24日中午11点 高、田和尹干事来和我谈,由尹为主谈的。尹说我的意见他们已经及时向上级作了反应,上面一直到最高层对我的情况都了解。但我的问题要最高领导才能做决定。 所以处理的程序是比较复杂的,要我耐心等待。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尽快解决,也知道晚解决对我对党、对国家都是有不利的地方。我的问题不是针对我个人的, 是要全面考虑,有些问题他们也不完全知道。我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被反华势力利用的问题,他们是要想各种办法来继续利用我的,因此要我一定注意不要再被别人利 用。后来高也说了些类似的话。意思是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候,不要出问题,而致前功尽弃。我告诉他们我的病人都已出院。他们说 这一段就不要再去参加医疗活动了。我反复强调,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件事跨年度是很不好的,他们也只好说,那样是不太好的,但他们没有办法要等上面的决定。

刚过节,1月4日下午我呼田,她没答,晚上我又呼,她答了,说还在开会,研究奖励事。我和她说,节前说的马上就要来和我谈,我的问题快解决了。现在有什么信息,你们有什么打算。她说她会向高汇报,高马上会来找我的。5号没有来,现在是6号上午还没音信,我等他们如何答复。他们6号也没回音我 7号又呼田,结果是郑回的电话,他说田还在开会,知道我要问他们我的结论问题。他们会抓紧时间来和我谈的,同时告诉我总后的高部长已去总政反应和了解关于我的结论问题,让我再等一下。

1月10日我又呼田,还是郑回的电话,还是老样子说,他们忙得转不过弯来,他会替我反映,尽快来找我。1月11号下午3:30工 作组王臣来电话让我去谈,说高他们已经来了。我马上就去,到那里看到他们的车已经在,但上去后王告诉我,现在会议室还有人在开会,让我梢等,不久就完了。 今天还是高、田和尹和我谈的。很客气,问我身体如何。谈的内容无任何新的,中心意思是我的问题他们已经多次向上反映,包括我每次提的看法,他们都如实反映 了。因为我的问题必须要上面一级一级直到最高级做出决定,所以他们也无法向我说清,二是要我和以前一样相信组织,耐心等,三是在家按以前那样遵守纪律,不 要因急了,做出不该做的事。要相信他们是为我好,也和我一样希望尽早解决,拖着对我对组织都是不好的。但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么久不能解决。

最后我提出我没有要求你们拿出个时间表,但从九月份开始,你们曾多次说过,很快就要解决了,从10月31和我谈结论后,你们也多次说很快就要解决了,但光是说,没有一点其他的迹象使我能相信马上就能解决。再有20几天要过春节了,春节前会有更多的事,总不能拖到春节吧,他们只能说,应该不会吧。(今天高曾提到上次尹谈时提到结论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好,但只是一带而过)。

1月17日下午快4点 了他们来谈了,还是高、田和尹。先问我有什么要谈的,我告诉他们我主要是谈我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他们又问最近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诉他们上午有媒体来电话 称赵紫阳去世了,要采访我,我都婉言谢绝了。中午到食堂就有人谈到赵去世事,杨锦麟读报说了赵去世新华网有一条短新闻,一共60多字,其中有两个字“同志”最重要,已经15年 没听到叫赵紫阳同志了。接着高说他们也是早上从新华网上看到赵去世的消息。说我对媒体的态度很好,希望我能坚持那样做。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这些情况向上面汇 报的。我的结论问题他们也希望能早解决,但他们也没法催上面做。还是要我耐心等待。我说你们可以和上面去谈,对赵去世的事我不会受别人影响的。我希望上面 有更高的人来和我谈,见了面交流就容易互相了解了。我并说每次都是我找你们,你们才来谈,你们应该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即使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也应该主动告 诉我一下。后来一起下楼,尹边走边和我说要保重身体,并说你一辈子也有不少坎坷,老了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说我都没自由怎么颐养天年。


维护党章,保障宪法,还我自由

1月17日晚上田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今天和我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上面做了详细的汇报,上面对我的态度表示很好,要表扬,并希望我一定坚持那样去做。还告诉我中办、军办和国办都发来了文件,文件的精神和我下午表的态是一致的。

1月29日 下午高、田尹来找我谈。他们让我先说,我就说了三点(上面已经反复说到了)结论快做,去手术问题和同学聚餐问题。高说他先答复后面两个问题,意思是手术还 是不要去做了,现在还是敏感时期,二是春节时我家人聚会还是可以的同学聚会也最好不要去。我表示同学聚会我若不能出去,他们可以到干休所来,我应该可以参 加的。他们答应回去研究后再答复我。关于对我的问题他们总是说他们也和我一样急,但领导站得高看的远,要我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的,要我耐心等待。我说春节 马上快到了我认为不应该拖到春节。希望在春节前解决,他们答应把我的意见向上面反映。

从2月1日到2月7日间我多次呼田和高,他们原打算在2月3日来和我谈,郑打电话告诉我,去总后接人的车都准备好了,但到下午快下班时我打电话给郑时他又说高开会还没完今天谈不了了,改时再谈。到2月5日又说要来找我谈,但最后又没来,左改右拖,拖到2月7日已经是小年夜了,总算在上午9点要我去谈。我按时到,但他们从来没有准时来过,一直到9:30才 来。高、田和尹来谈的,他们来时很客气,先表示向我拜年,他们带来了专家组给我的两袋礼物和一千元过节费。同时还以工作组的名义送了我一个大果篮。我表示 我一般不接受送礼,也不还礼,但他们送来了我就只好接受了,但我不还送他们什么了,我送给他们的只是看我的行动。他们觉得我的提法很好。

他们要我先谈,我就先谈。我 拿出报纸和宪法、党章、军纪、党纪等材料,请他们和我一起学习。我从四中全会关于改善党的执政能力,保障党员权利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保持先进性等,谈到 党章,军队纪律条令,党的纪律一直到宪法。我最后说:我要维护党章,保障宪法,还我自由。(边读文件,边联系我的实际,对他们没有能按党章,宪法的地方都 一一指出)

后 来先由高谈,他表示先答复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春节我家人聚会到外面吃饭可以,同学聚会到干休所也可以。我去医院看病人的是医院有规定,退休了没反聘的意思 就不能去参加医疗活动。后来由尹向我表示,我的结论问题,他们已经把我的看法如实地向上面反映了,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早日解决,也把我的意见:说我在里 面多呆一天对我不好,对组织和国家也是不利的看法也以他们的理解反映上去了。但领导比我们看得全面,要我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要我耐心等。我对不准我参加 医疗活动认为是不正确的,我将来会再提出意见的。我提出同学来干休所到食堂吃饭不合适,希望能也到外面去吃,他们也表示同意了。我最后提出对我的自由的限 制已经不合适了,我要求可以走出院子,到外面去,他们可以派人跟着保护,他们也表示同意了。我还提出我的亲朋好友来看望我应该都不受限制,特别是不应在电 梯里搞登记。他们也表示了同意。最后我再次提到对我的问题在春节后应尽快解决。尹表示不会再太久了,但他也没法给我一个时间表。我说,过了春节很快就是两 会,过了两会也就快到清明节,紧接着就要到六四,我希望我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尹表示不会是那样的。

经几次交涉,终于在3月22日由副政委何进喜、总后尹干事及田书记等四人向我宣布对我的审查告结束。有后党字2005- 23号文件,题目是:关于解除对蒋彦永采取组织措施的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第8号批复:

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永采取的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

2005年3月21日

我要求他们给我一份文件,他们说不能给,我只能凭记忆写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

(图为《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封面)

2022年3月13日星期日

19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3华人在列(附签署全名单)

 尘然 尘然 2022-03-12

194名诺贝尔获奖者联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华人获奖者只有朱棣文、崔琦、李远哲签名。

一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英文版)


看完英文版公开信以后,试着翻译了一下。各位网友朋友的英文肯定比我的好多了,有更好的翻译的话,可以文末留言。感谢赐教。


原文翻译如下:



一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


以下签名的诺贝尔奖获者之所以撰写这封公开信,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对那些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世界上正在捍卫乌克兰独立自主和追求自由的人士的支持。


这一侵略举动让人想起1939年纳粹德国对波兰的臭名昭著的袭击以及1941年的苏联政府,它们都使用了类似的挑衅伎俩。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联邦政权对它们的邻国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毫无名头的军事侵略,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不义战争。在此,我们字斟句酌地选择我们的措辞,因为,我们压根不相信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充当什么角色(俄罗斯民众没有侵略的意愿)。


我们团结在一起,谴责俄罗斯政权的这些军事行动,并且谴责普京总统漠视乌克兰国家主权存在的合法性。


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总归是存在的。俄罗斯政权公然地武力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其中明文规定“所有会员国应该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任何国家的政治独立。”同时,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入侵行为,完全无视俄罗斯自己在1994年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备忘录中俄罗斯以及其他签署国家都一致承诺:一定会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自主以及现存的乌克兰领土边界。


而且,俄罗斯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完全可以在《联合国宪章》、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和1990年的《巴黎宪章》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但普京总统和他的同僚们却选择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血腥的、无成果的未来之路。


俄罗斯的入侵,将玷污俄罗斯国家未来几十年甚至更久的国际声誉。俄罗斯的军事入侵行为,将对其国内经济构成障碍,并且削弱俄罗斯普通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同时,正在实施的制裁,将使俄罗斯的人才和勤劳的民众在世界各地的自由流动受阻。那么,俄罗斯政权,现在为什么还要在俄罗斯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筑起这个篱笆呢?


数百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平民,包括孩子们,已经死了。这太令人悲哀了,太令人惋惜了。因此,我们团结起来呼吁一下:请俄罗斯政权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并且请尽快撤出依旧还滞留在乌克兰的军事武装力量。


对于乌克兰人民的克制和不屈的抗争,我们谨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和你们永远站在一起。我们向所有死去或已经受伤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家人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祈愿和平降临这片美丽的世界。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孩子们在防空洞玩耍


194名诺奖获得者联名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公开信签署全名单



附:


RFA 194位诺贝尔奖得主声援乌克兰 中国没有获奖人签名

2020年5月23日星期六

许章润: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 — 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籍,人间停摆。 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的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 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 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第次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  —— 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铆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 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 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 但因资讯遮罩,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 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万民禁足。 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 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员警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 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 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 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 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 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佛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社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 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 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执法”实例。 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 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 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 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资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 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乳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 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资讯有限而发展成普遍恐惧。 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贴耳矣。 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 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 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遮罩,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导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 喋喋不休大幅报导,凡此资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如此之多的“国难” 。 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 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 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 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 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鬁,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 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 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 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 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 —— 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瞑懵,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 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 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 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 —— 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 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 —— 对什么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 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 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 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 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 —— 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 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于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 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 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 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 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 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物件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 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 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批,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 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 1.0 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 2.0 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 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 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囯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囯,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 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 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  —— 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 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甯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 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 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 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 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  —— 行文至此,媒体报导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 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 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缺如。 应急性的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场大疫,特别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决策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不仅让精英阶层,也令一般民众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实,惶然而恍然于公民面对撒谎成性的公权无所措手足、只能“它说啥就是啥”之无可奈何,更加明晰极权政治的威势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对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党国”之为恶的实存,已然不容于民情,遂再度昭告于天下。 毕竟,从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钳口欺瞒,展示的是一种地域主权体为所欲为的整全性权力意志,而终亦必对于整个人类常规生态之随时肆意蹂躏的现实性,预演的是一种末日审判式毁灭政治,已然向全体人类敲响了警钟,而且,其实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否则,如诗人所咏:“被唤作正义的殿堂/一个土生土长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宁装/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其间沉渣泛起、接连发生的一种骚操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为邪恶的御民之术,同样是一种极权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路径依赖,就是“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 此刻,它表现为围绕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争论进至于批判展开了。 收放之间,或为灾情压顶、封城闭户时之悲情出口,或为疫情稍缓、开城启户后的民粹靶点,用亦用矣,弃亦弃焉,全在背后那个邪恶文宣,而有汹汹盲众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澜。 一俟“方方热”冷,不足以鼓噪盲众,可以预言,必有“圆圆热”或者“团团热”等文宣沙尘暴取而代之,再度肆虐媒介,愚弄国民心智,荼毒国民心志。 迄至本文杀青之时,背景深厚的盲众打头、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这出闹剧,正以“大资料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方式,扫描锁定,定点清除般的指向一个个直言教授。 高校党政动如爪牙,最为卑鄙,“立即启动调查程式”。 这样,全面内战终于从“批作家”发展为“斗老师”。 —— 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卷土重来矣! 可以预言,纵便侥幸不至于即刻发展成全面“斗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从今往后,国朝高校必会更加死水一潭,所谓文化创造与中华文明复兴,从此不过梦呓,云乎哉!
本来,正常情形下,生命权和自由权之间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而终究诉诸法权,必需也必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 恐慌政治的邪恶在于混淆其间区际,将公民政治驱逐,令个体成为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让生物政治学凌驾于一切德性之上,从而,将作为医学手段的社会性隔离悄悄转化为政治性禁制。 由此,将头号生存优先权赋予党国本身,一切围绕着党国之万世一系打转。 吾国情形若此,大洋彼岸头号大国,此刻仿佛同然,第一生存优先权居然是激化党争下的连任愿景,一切围绕着选情打转,以连任为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局,肩无担当,唯剩气急败坏,谎话连连,实在对不住自家人民和这个伟大邦国,可谓政制失败与民粹主义川普式对美国追踪政之登峰造极,虽良政而乏善治矣。 究其实,同样是一种路径依赖,展现了帝国意志萎靡后的文明腐朽与民主体制运行既久、需除积弊而暂时无解之无效自救也。
在此,饶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种叙事,其引欧洲舆议,认可国朝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指认此非全然政治意义上的剥夺自由,毋宁,乃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 在它看来,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是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能力。 正是借此能力,国朝迅即摆脱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状态”,率先回归常态。 如其所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就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对此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紧急出场,显示为“赤裸国家”,亦即兑现霍布斯所谓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 职是之故,此刻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 否则,反致更大灾难。 国内所谓新儒者同样傥论权力及其决断的必要性,赤裸裸表达权力膜拜,一副乞灵于权力之脏兮兮可怜样儿。 可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均揣着明白装糊涂,此于欧美,或为例外状态,因而需要政治决断,而于国朝,则为常态,一种日常全面专政状态,不过于此再度放大而已。 一个并无个人自由与立宪民主以为基础,并借此予以对冲的所谓“决断”,其实是为所欲为,至多“维稳”而已矣! 再者,此集权非彼极权,政治决断亦绝非等同于“国家权力”实即政府权力之最为重要的能力,毋宁,后者乃为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主导者。 再说一句,行政执行力不等于政治决断力。 诸如“封城”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行政决策,而非政治决断。 决断是也从来都是政治的权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权者手中。 刻下国朝最高主权者缺位,人民以及作为它的个体行动状态的选民不见踪影,则论者误将党国之专权当作最高主权者之“最为重要的能力”,可谓昧矣,而巴迪欧们痴矣。 至于说“尊重君子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面对千千万万惨遭整肃、葬身沟壑的华夏读书人,面对李文亮们,真不知汉学家作者如何自圆其说!  ?
三、文明小国
大疫来临,一下子折射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 首先,现代政治文明阙如,致令政制难济政治困厄。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维续共同体和平共处的技艺,文明的最高成果在于确保其和平共处之良政,而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 笔者屡叙现代国家前后递升的两个版本,理述国家理性的三个层面,综论“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于建政立国之双元拱立的宪制意义,苦口婆心,情见乎辞,不外乎意在帮助,置身现代时段,拥有现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国,据此建政, 按此行宪,照此办事,是建设文明大国的必修课业,而为文明昌盛之必有作业,也是现代公民之必需修业,终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业。 就国朝刻下情形而言,“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现代政治文明之荦荦大端,无法回避,总需登场。 无此政治设置与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绩效,也难免政权危殆,更何况不可能维续永远的高速增长,而绩效从来都是有涨有落,所谓“大年”“小年”也。 再者,增长后分红严重不均,却无“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这一宪制安排善予纾缓,政治正义不存之地亦无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救济,凡此因素叠加,则危殆永存,恐慌成为政治常态,而恐怖遂成社会生态,恐惧乃深深内化为国民心态矣。 相较而言,立宪民主诸国恒有政府危机,间或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会生发文化危机,但却一旦奠立,从无政权危机,邦固而囯安,原因就在于“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互为表里,进退两补,出处相应,上下撑持, 唯一需要担心、不好好干活肯定就会滚蛋的是仅具周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托组织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党及其政客也。 吾国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于此矣。
正是此种宪政体系及其政治文明,开启了政治问责的公民之道,绝不承认无错政治,也不能容忍一个不会道歉的政府,虽说任何认错与道歉,同样需要公民去争取。 认错政治与道歉文化,堪为现代政治之政制层面的必有机制,也是此种政治之于政制的道德约束,而恰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之政治文明也。 否则,体制上的无错政治与最高领导人的无谬神话猖獗,认错与道歉文化阙如,道义荡然,国民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却无招架之力,则是非混淆,人间必成匪帮。 国朝今日山呼英明伟大,正陷于此壑,促令吾国所缺者,愈发显豁矣。 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里,两度疫兴,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广泛而必持久之灾害,不论具体原因何在,吾国岂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体国民道歉谢罪,特别是向死伤同胞道歉谢罪,并追究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否则,违逆国家政治中的共和道义,有悖全球和平共处之处世之道,亦非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崛起大国所当为也。 在此,切不可与今日美帝这届领导比烂,一个盛极而衰的晚期帝国治理,教训多于经验。特没谱天天自爱自夸,没羞没臊。 就此而言,特没谱这位老兄祸国不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后如何续于精进,从而保有善治,同様为立宪民主政体必须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现代政治以文明与自由立国,意味着国家必须保有道义愿景,一切均当皈依公义,以追求公道为政道之正道,追求与捍卫人类永久和平。 就此而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虽非高端远景,却为眼前目标,拿捏尚佳,有点儿现代政制目标的意思。 倘能配合以坚实的政治德性,堪为响当当竞选口号呢。 而关键所在,也是问题所在,在于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例如,为此首先需要让人说话,还我同胞以言论自由,屏拒那个恰相违忤、钳口噤声的书报检查体制,以及作为其源头的党国体制。  —— 连话都不让人说,还幸福个鸟啊,怎么个复兴法子?! 在此,对于道德堕落的修复,不能走一贯“伟光正”的路子,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灵。 毋宁,严明是非,厘辨对错,惩恶方可扬善也。 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后反转而论,其之迫于压力,操于权力,知错能改,虽说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却也算是善莫大焉。 但于加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却依然固陋顽拒,则等于表明前者只是姿态,而非基于是非之服膺,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真意,而反差若此,无异于在用钢鞭抽打着中华文明与全体国人的道德神经矣。
不宁唯是,那边厢,精心塑造、着力树立的“钟南山 — 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一种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月台的伪君子,一种维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正说明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坠矣,可堪蹉叹!  —— 张伯礼者,蒙昧若此,居然抡起大棒打人,充当棍子,尤为不堪也。 往大里说,包括钱学森们在内的纳粹科学家们,同在此列。 尤有甚者,艰困当口,年轻一代外交官们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齿,实则愚陋不堪,捍卫国族利益不足,而败坏中国形象有余,令人于惊诧而恶心之际,不禁忧心如焚。  —— 不下狠心整顿这个专事交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交部,囯无甯日,复兴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囯族心智,蔚为文明大国必有之修业,也是所有文明类型理当修习之课业。 大者,恢矣,弘也,而与所谓“岛国心态”或者“受伤文明”区别开来。 以此观照,此番大疫以来,国朝上下依旧为历史创伤情结所缠绕,着实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 一句所谓“病夫(sick man)”常论就引发轩然,可以作证。 早已成长为全球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不料,却依旧有着一颗极易受伤的玻璃心,要么正帮助吾国吾族依旧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礼,亟需文明澡雪。 换言之,此非唯情结作祟,亦表明知识论之庸蔽。 要么,就是恶用创伤记忆,有意撩拨盲众也。 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无意遗忘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又深陷“1840情结”而不能自拔,表明恶劣文宣多年洗脑,戕害我华夏国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难理解,这边厢,当其国中大疫暂缓,危机依旧,而全面、深刻与致命危机才刚刚开始,却不期然而有所然间,矫嚣之声纷起,民粹嗤外涛激,伴随着大小汉语施密特们的“例外”论调,肉麻颂歌震天,其结果,如诗人所叹,“他们日夜编写关于巨兽的神话,万千猛兽伺机在春天复活”;那边厢,环球疫的政治正酣,死伤日增,尸横山水,则痛定思痛,沉痛转化为积怨,积怨催化忿怒,忿怒引发政治,必随时日牵延而逐渐爆发, 甚或势如火山喷薄,则声讨气气部门,政经齐伐,也是预料中事。 反思既深,痛感疼痛,总须剑指。 可以预言,以世卫组织和全球防疫为突破口,其必一浪高过一浪。当此之际,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朝民粹主义反智与民族主义仇外,两股恶绪,交替发作,唯一烘托的是领袖英明万能的神话与政府救苦救难的佳话。 与此相应,一个类似于犹太人千年阴谋的中国阴谋论在民粹层面若隐若现,已然浮现在美国红脖子们的街头口号中,而“集体猎巫”式阵势雏形初现,不能不引发关于启蒙的沉重话题。 病夫治国,错乱荒唐,大洋两岸,如出一辙。  —— 重申一句,文宣最为无耻,在在败坏华夏德性,而令举世嗤笑矣!
顺提一句,国朝情形,大学里的“工科师傅”是极权的天然帮凶。 此与个体人品好坏才学高低无关,毋宁,涉及的是一种作为工作状态的生存状态。 君不见,所谓的团队协作运行方式,听命于一个“老板”核心的组织方式,绝对遵奉定律而后善自运用的服从式思维逻辑,仰赖官方专案与找米下锅的生存状态,层层辖制、分包归拢的管理体制,以及绝对趋利避害的商业导向,特别是了无价值观的价值观与普遍毫无美感的美学状态,使得他们俯首贴耳于绝对权力。而威权国家最为欣赏的就是这种头脑可能发达,而心肠近于麻木,却又惯于服从的“新人”。所谓“听话出活”者也。 可惜,就建设正派人生、良善社会与惬意生活的现代文明囯族而言,没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与科学理性,徒有工科技术,充其量不过一介二流国家,根基摇晃,难挡风吹雨打。 再者,作为本应最具时代意识而锐利灼人的高校学生群体,整体性心志萎靡,蜷缩于商业压力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牢笼,所谓“后浪”者,不幸而为“社畜”也。 同样本应直面人类苦难而抒写人性的作家们,面对时代,从诺奖得主至著名写手,连扯淡都谈不上,整体性沦落为人格竖儒。 抑有甚者,甘为咿咿呀呀忸怩作态抬轿子吹鼓手也。 那边厢,西方的左派正在重复上个世纪他们对于苏俄政权的错误认知,乔姆斯基老先生堪为昏聩典型,巴迪欧不甘瞠乎其后。 至于那些吃了人家嘴软的,拿了人家手软的,更不论矣。 凡此种种,东西连环,少长合璧,造成了吾友所言“整体性文明可毁灭”之颓势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
大疫起自武汉,迅速广布全球,至此,国朝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不无良善,却因宣导者德位不侔,宣告破产,特朗普执政后重行大西洋孤立主义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领导权机会,因此一疫,消耗殆尽,而国运亦可能随之逆转。 连伊朗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以 bitter joke 指斥国朝提供的疫情资料,说明国家公信坠底,政体德性破产,真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 另一方面,美国在将近三十年里误判最大敌人,陷入耶回冲突而跋前踬后,同样耗尽冷战全胜之红利,却无视红色极权之羽翼渐丰,以至于养痈遗患,一如“二战”之与狼共舞,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同样教训深重。 事实是,不折不扣是,为了打击绿教恐怖主义,而与红教邪魔结盟,结果养肥了一个更大的恶魔,可谓二十一世纪开局之初自由政体的最大教训。 至于太平洋东西两大国每日低水准口水战,昏话连篇,仿若童稚无赖小儿厮打,跌破底线,实在不堪,将这个时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无遗矣。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指谓普天之下皆兄弟、环球诸国诸族荣损一体之事实,借用为政治外交口号,亦且响亮,甚至秉具甚为厚重之道义。 但因宣导者内政上恶待国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摆,致使这一作为政治外交口号之招贴,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个理念就此同样停摆。 后来虽然到处送钱送口罩,派遣数支医疗队,天天元首通话,却已然于事无补矣。 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适得其反,枉费金钱人力。 其间情形,恰如德媒 BILD 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为如果您现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发送口罩就是一次伟大的‘友谊’”? 我不认为这是友谊,这是可笑的帝国主义行为。“事到如今,后冷战时代就此彻底结束,所谓的大国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态告终,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恰与国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酝酿推进之中。 而这既是极权政治逻辑的绝对主义普世理念诉诸实践后遭遇反弹的必然后果,也是自由国家社会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对冲要求。  —— 世界变天,中国顿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劳几乎毁于一旦! 北京奥运以还极权政体随着钱包鼓胀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骚操作,七年来强人政治接续不断的前现代式愚钝妄为,其于国际政治层面太过幼稚的仿帝国式张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终于事与愿违,借此世纪大疫,令吾国吾族吾民国际声誉跌至谷底,再度将中国推向危难边缘,而国族命运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择矣!
君不见,所谓“为世界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虚幻谵妄的领袖欲,正为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阴魂与共产普世绝对主义两相激荡、互为底色之畸形发作,而以亿万国民节衣缩食、凭靠公权无度财政汲取搜刮之财富,所推波助澜之公子哥癔病症候群也! 至此,日本记者所讽之“无谬神话”,早已是自说自话了!
不宁唯是。 海外华人,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 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  —— 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囯,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 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 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 湖北人均 47 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 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 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 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 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却为全民所承受矣! 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 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己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 ”,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 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 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 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 正是在此,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 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 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汇出1939年之“二战 ”恶果,殷鉴不远矣。 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 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著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达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  —— 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 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 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 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傥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 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为邪恶张本。 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 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 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 —— 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 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门。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 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 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尔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史达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 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 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 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囯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 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 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 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 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 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 “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 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 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 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 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捩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法日斯主义”也! 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 否则,便是恶政,囯将不囯。 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资料,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 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员警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  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 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 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 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 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 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 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 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 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觳簌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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