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沉雁 | 哀思滑落的生命: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沉雁 淮安市洪泽篮球



哀思滑落的生命: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文|沉雁

昨夜睡前读到著名作家艾晓明教授写的一首诗,《有个叫妞妞的孩子要回家》,叙述的是一位在郑州720逝去女孩的父亲,骑着自行车捎着盒饭在地铁口苦等女孩回家的悲伤情景。我读着读着就泪入嘴角,反复念叨着以下几句,我也不知何时入眠的。

 

你不要认出爸爸

不要担心爸爸会离开

你不见爸爸才能身轻如燕

你把惊恐、绝望和窒息

全都留下来吧

让爸爸扛起这如山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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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在雨中苦等女孩回家的父亲,读着"让爸爸扛起这如山的沉重",我就想起了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伊壁鸠鲁沉重的生命独白:"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每一条生命中途的不幸滑落,都意味着,或少年丧母(父),或中年丧妻(夫),或老年丧子(女),这对活着的人是何等残酷和悲凉,只有经历者方知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尤其,像这位进退皆难尚处中年的父亲就意外丧女,此乃生者之大不幸,见者无不潸然泪下。

死,真的很不幸吗?不,泰戈尔告诉我们,如果"生如夏花之灿烂",则"死如秋叶之静美"。死,也是可以美丽的。我毫不犹豫地说,人类千辛万苦追求所谓的文明,目的就只有一个,让每一条属灵的生命不中途滑落,而是在美丽安详氛围中没有痛苦地告别凡尘。所以,无论中外,就有了对寿终正寝赋予"喜丧"之称谓。

除了喜丧,其他任何的生命中途滑落均属于死之不幸。诸如疾病、天灾、人祸等导致的死亡,死相一定是痛苦难堪的,这对于生者来说都毫无"喜"感可言。更为重要的是,死者的死相就像一面镜子,它清晰镜射着生者的活相,死者的死相有多不幸,生者的活相就有多不幸。然而,死者的不幸是暂时的并且后会无期,但对于生者来说却成了永恒的伤痕并且日日挥之不去。此谓海明威"他人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和伊壁鸠鲁"死乃生者之不幸"也,且生者人人有份。

既然,他人的不幸也是自己的不幸,死者的不幸也是自己的不幸,自己活得如此不幸,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嘿,这恰好就是活着的意义。

人为什么活着?不要搞得太复杂,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活着,就是解决死相问题。如果一个人活着能为人类死相做哪怕一丝丝"静美"的贡献,譬如,研发了一种治愈顽疾的新药,发明了一种防御自然灾害的技术,抗击了诸多不公之人祸,一句话,只要阻截了他人生命的中途滑落,OK,这个人的一生就是泰戈尔言下"生如夏花之灿烂"。所以,但凡人,不但要活着,还要拼命地活着,要像尼采所言那样拼命地活着:"纵然人生是一出悲剧,我们也要快乐地将它演完。"

敲一下黑板,重点来了。

遵照尼采精神,我们不但要演完人生,还要快乐地演完。那么,我们的"快乐"究竟来自何事何因何处?请每一位读者最好都立正,这将是对我们祖祖辈辈数千年的拷问。

当汶川大地震时,中国人的快乐是:哎呀,幸好我没在汶川。

当武汉疫情大爆发时,中国人的快乐是:哎呀,幸好我不在武汉。

当河南洪水滔天时,中国人的快乐是:哎呀,幸好我不在河南。

当地主被押上街头枪决时,贫下中农的快乐是:哎呀,幸好我祖上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徒。

当80、90后都买不起房娶不起妻生不起子时,60、70后的快乐是:哎呀,当年我买时才3000一平方,现在可要50000一平方。

皇帝的快乐来自君临天下。

权贵的快乐来自俯视众生。

富人的快乐来自穷人的仰慕。

金灿荣的快乐来自双赢就是赢两次。

赵本山的快乐来自聋哑跛脚的残疾人

凡夫俗子的快乐来自我欺负了你你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省略号请读友们自己加。

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传承数千年的快乐,也是我们据说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更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也是中国人死相几乎都很难堪的原因,因为大家活着太快乐了。你造地沟油很快乐,他偷工减料很快乐,我坑蒙拐骗很快乐。只可惜,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每个人的死相都紧握在他人手中,每个人都快乐地朝死相最难堪的镜头尽情狂奔。

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

如果70年前能将地主遭遇的不幸当做自己的不幸,那么,60年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饿死。Yes or no ?

如果60年前能将饿殍遍地当做自己的不幸去反思,那么,50年前就不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死在牛棚。Yes or no ?

如果50年前能将众多挂牌游街的不幸当做自己的不幸去深刻反思,那么,30年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迫流落海外最终一事无成。Yes or no ?

如果以前所有的灾难都能当做自己的不幸去认真解决,那么,汶川大地震就不会有将近10万人死得那么惨烈。Yes or no ?

如果能将汶川大地震的惨烈当做自己的惨烈去警示,那么,河南的洪水滔天一定是擦肩而过的有惊无险。Yes or no ?

长江后浪推前浪,越往后的死相越是令人更难忘,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出了问题。

王尔德说:"如果你的快乐不是因为减轻了他人的痛苦,那这种快乐不但是浅薄的,也是邪恶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许从"快乐"二字上就能分出伯仲。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弃婴,因为弃比不弃更快乐。但西方人不一样,他们将能抚养中国人的弃婴当做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们的快乐,越是残疾弃婴越是他们的快乐,因为他们是将弃婴的不幸当做自己的不幸去分担去承受。用我们的话说,西方人是吃饱了撑的。但西方人却说,这是他们在荣耀上帝。鸡同鸭讲,怎么也不能尿一壶。所以,当我看见两个弃婴分别被加国人收养和美国人收养之后得了冠军,我一点也不激动,因为我知道,西方人的快乐与我们的快乐不一样。

拿上帝说事有点太超自然,我们还是世俗一点,就用黑格尔的话"一颗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出处"来比较一下中西文化的快乐之别。

这更麻烦了,谈灵魂比谈上帝更加虚无缥缈。因为中国人,不但从没有尝到灵魂深刻的味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压根就没有灵魂。这还怎么谈?所以,有人问莫言"人死后能不能见到地狱",他一点也不犹豫就回答:"不用等死后,你活着就能见到。"中国人很快乐,但快乐里不含灵魂。

但西方人的快乐可不是随便快乐的。美国为什么要从阿富汗撤军?因为与塔利班干仗让美国人很不快乐。塔利班一闻到美军的气息就往平民房里躲,美国人打还是不打?不打不快乐,打更不快乐。如果这样的事儿交给不吃塔利班那一套的队伍去办,塔利班别说多活20年而不绝,就是多活20天也甭想,塔利班没底线,不吃它那一套的更没底线,塔利班即便跪着叫爷都别想有生命迹象。差别仅仅在于,美军的快乐是由深刻而痛苦的灵魂铸就的人性之美,其他我就不便多说。

明明主题是在哀思滑落的生命,我怎么长篇大论起快乐和灵魂来?

这场滔天洪水让那么多生命中途滑落,有人说5号线恢复运行时第一趟要空行好让灵魂回家,有人说反思这场洪水之难不是在地铁口建墙而是要建一座720纪念碑,有人说需要降半旗,有人说必须让每一个亡魂的名字上头版。等等,都对,都有意义,但都不是阻截灾难重复的釜底抽薪。因为,再多的仪式感都是形而上的肤浅,再庄重的举国悼念都会有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走茶凉。

我们最需要从这场死相难堪的洪难中来一场类似文艺复兴的全民大反思,我们最需要重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尸位素餐者的苍白灵魂,我们最需要重新调整我们每一个人尤其高高在上者的快乐姿势,我们最需要重塑我们每一个人尤其位高权重者敬畏天地的神性信仰。唯有这样的反思,才是最有价值的哀思。唯有这样的重生,才是梵高所言的慰藉亡灵:"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

Modified on 2021/07/28

2021年8月1日星期日

苏晓康:虎狼

【按:维权网昨天公佈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第70期》,我讀後很難過。誠如报告所言:『中国大陆政治犯、良心犯中有的被超期羁押,有的被强迫失踪音信全无,有的遭受残暴酷刑和狱中虐待,他们的人权境况极其恶劣。几年来,政治犯良心犯遭受迫害酷刑狱中死亡消息不断传出,令人骇然!曹顺利、刘晓波、杨天水、彭明、努尔古丽(维)、阿卜杜克里姆•阿卜杜外力(维)、纪斯尊……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很长很长!』當然我們也知道,高智晟已經失踪一千天。维权网五年如一日地跟踪、監視中国當局對政治犯、良心犯迫害狀況並进行总结和报告,可是良心犯政治犯在中國的境遇越來越可怕,究其原因,是中共已經無所畏懼而肆無忌憚,那麼,這是從何時開始的?】

「笨蛋,是经济!」
这是1992年贴在克林顿竞选总部墙上的一句标语。
无疑,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克林顿八年」、乃至往后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主轴,以致后来终于有一个商业大亨胜选入主白宫。
进而,「笨蛋,是经济!」何尝不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要害,并且在后来的全球化时代也成为国际外交关系的要害?
再进一步,克林顿的「笨蛋,是经济!」,其实正中邓小平下怀,而成为中共及邓后两代继承者的政策主轴,只不过修改成「笨蛋,是贸易!」,北京几十年一贯制,并且大获全胜;
最后,在争夺市场、攫取利润掩盖下的政治博弈上,究竟谁是笨蛋,是中国还是美国?也就是说,三十年后,谁在讪笑而谁大呼上当?
究竟是谁忽悠了谁?
美国的繁荣,缺了海外市场绝对不行,而自冷战落幕后,这个市场的概念,也只锁定在一个地域:刚刚走出毛时代的中国。尼克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以长远的观点看,我们根本承担不起让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后果,因为它会滋生幻想、心怀怨恨而威胁邻国。」
这一派被称为「密切合作派」,也叫「熊猫派」,它强烈批评「六四」屠杀后的对华「经济制裁」,焦点集中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这一待遇美国传统上是不予共产制度国家的,最初为了联中制俄而由卡特破例——「熊猫派」大佬尼克松撰文说,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是「仰息自由市场的人们」。
时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共以「市场」交换「西方接纳」的策略已经奏效,西方已经离不开香港这个转口贸易基地,参众两院为此通过把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的法案,老布什给予否决,遭到克林顿强烈批评。
华盛顿的政客们为了市场、贸易、廉价劳动力,拿了西方文明里一个高层次的稀有价值,去跟魔鬼作交换。然而最有趣的是,两厢都没明白这当中的价值混乱,因为两边在不同的文明层次,高层次文明也是不懂低层次文明的。
北京那边视人权视若粪土,也多少觉得金钱还有点脏;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利润当头,也人命高于天,他们反而不懂,这个星球上还没有一个通用的人权标准,贫穷的、集权的、国家至上的第三世界,人命不值钱,这道理反而要让中国异议分子们多做几年牢,才给他们启了蒙。
但是他们挂钩人权,却丝毫不能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反而被北京拿去炼成一种「人权外交」来跟他们玩儿,每年春天华府这里讨论一次,北京那边还得查一查监狱里有没有「可换」的人犯。恐怖主义的目标,正是利用西方人道主义所给出的妥协,并充分地榨取这种妥协。「人质危机」本是国际恐怖组织同西方人玩的游戏,在华盛顿的培训之下,中共竟坦坦荡荡作了世界上最大的「人质绑票国」。
这种游戏连续玩了七年,克林顿上台便要另找一种更有效的玩法,他其实比老布什更彻底:贸易与人权脱钩,接纳中国进WTO ,承认其永久贸易伙伴地位(PNTR)。
这既是美国「重建」中国的开始,也是「养虎遗患」的开始,它比六四屠杀后布什「想帮邓小平一个忙」所造成的后患,不知道严重多少倍。这厢江泽民心领神会,送上两件大礼:中国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释放魏京生去美国。
1997年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两国,北京尤其对克林顿颇为放得开,破天荒允许他到北大演讲,也电视直播;中国电视也直播了江泽民与克林顿的联合记者会,这都令美国感觉中国领导层和江泽民很自信——这是不是就导致了克林顿那个的错觉:接触政策,也就是让中国入世,就会导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但是,克林顿政府绝对向国会夸大了这个错觉,否则国会永远不会批准中国的PNTR。
然而,在中国入世后的三年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92%,出口增长了81%。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也走入了千千万万寻常中国百姓的生活。200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并在2012年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猛增,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831亿美元,到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飙升至2023亿美元。到小布什卸任总统之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增至2680亿美元。

——摘自《鬼推磨》

顏純鈎:歇斯底里糟塌香港,不擇手段破罐破摔

唐英傑被判九年,這是反送中運動以來被判最重的一個案子。這宗案件最令人憤慨的是以言入罪,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橫加「顛覆和分裂國家」的罪名,日後凡是牽涉到這個口號的任何案件,都可以比照此案的判決,而將刑期提高。
關於這個口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根本不存在一個精確的定義。三個法官之所以接納控方的詮釋,目的就是為了套上「顛覆和分裂政權」的罪名,以便殺雞儆猴。
就在這幾天,五所香港大學先後宣佈不承認學生會的地位,有的解除了學生會的社團註冊,有的不代學生會收取會費。學生會是做什麼用的?學生會是學校當局與學生溝通的橋樑,也就是說,從此以後,大學當局將無法與學生取得正常的聯絡,今後學校如何與學生合作處理校務?
跟著,中共又向教協開火,為奉迎上意,教育局也即時宣佈全面中止與教協的合作關係,不再視該會為教育專業團體,這又是一個荒唐透頂的政策。教師團體也是政府主管部門與教育界溝通的橋樑,教協屬下有數萬會員,是全香港最大的專業團體,教協是由專業教師自行組織,都是行內的專業人士,這樣的專業組織,不是政府承認才存在,政府不承認就不存在的。
今後香港的大學當局都不用和學生溝通了嗎?教育局也不必和教師溝通了嗎?彼此之間不需要有任何配合了嗎?香港目前的社會已經亂了套,政府蠻橫無理,無視常識和傳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特區政府所作所為,都不是站在保護香港本土利益的立場,而是站在中共專制統治的立場,香港傳統的價值觀已經崩潰,香港舊有的社會機制也已經瓦解。
先前,筆者還認為中共在鎮壓了反送中運動後,為保存香港的利用價值,會在適當時候停止政治上的清算,安撫香港人和香港外商,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筆者判斷梁振英與林鄭都不可能出任下一屆特首,中共會找一個政治面目沒有那麼可憎﹑民怨沒有那麼大的人來收拾殘局,重回經濟正軌。現在看來,筆者的看法需要調整了。
時與勢在這半年來起了巨大變化,美中關係去到一個不可逆轉的惡劣地步,雙方都在失去理性,彼此的衝突只會不斷加碼,事態只會不斷惡化,小修小補已經沒有意義,發展下去就是衝突不斷升級的問題。
中共對美中關係作了最壞的估計,因此對香港也表現出一種氣急敗壞﹑歇斯底里的心態。中方手上除了發動戰爭最後一步棋之外,就只剩下糟塌香港來為美國制造一點痛苦了。藉國安法的圍剿,中共不擇手段打擊香港反對派,不惜代價把香港打爛,藉此向美國人出氣,瓦解香港人的鬥志,以絕後患。
中共的歇斯底里,使他們處理複雜的國內外局勢,缺乏全局觀念,缺乏高屋建瓴的見識,也缺乏長遠的穩妥的佈局。因為對美中關係絕望了,對香港下手就更重,對香港下手重,必然引起美國的反擊,美中關係便拾級而下。中共因為失去理性,正在到處為自己挖坑捅漏,習近平號稱總加速師,果然名不虛傳。
最近中共整治科網,整治教培行業,向政府僱員追討獎金,打擊中小學教師,又要整治地產行業,向各級幹部開刀,表面上看,凡此種種都在為即將來臨的滔天洪災加高堤防,客觀效果卻是在原本的堤防上挖更多更大的洞,中共正在制造更多的對立面,埋藏更多地雷。
這與對香港的強硬措施如出一轍,本來要滅火,結果是火上澆油,本來要拆彈,結果是埋下更大的炸彈。中共做這麼多倒自己米的事,居然樂此不疲,失去反省與糾錯的能力,這又得「歸功」於總加速師的英明偉大。
拜登政府早前警告香港美商有經營風險,預示美國在香港問題上會有大動作,近日美國已取消中概股上市申請。美國若無視中共對香港的踐踏,等於宣示自己的無能,因此日後在金融方面對香港的打擊還陸續有來,美中以香港為戰場,還會有更多較量。
問題是誰撐得下去,誰能撐到最後?中共內外千瘡百孔,中樞又有失智的跡象,朋友已星散到要與塔利班抱團取暖了。筆者相信,唐英傑大有機會不必坐九年那麼長,最多五年,中國大陸必有大變,到那時,唐英傑們重獲自由,就是把林鄭們關進去的時候。

——作者脸书

兰德公司: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内政治理水平

2021-07-28 13:55:25   来源:IPP评论 作者: 曾辉/译

该报告认为,平衡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美应寻求合作,积极探索缓解中美竞争的办法。该报告建议双方达成一项旨在解决战略互信问题的协议,将竞争维持在稳定状态,减少误判。

  2021年6月7日,美国国家战略咨询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布了《中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追求》(China's Quest for Global Primacy)报告,其核心观点是维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军事优势。

  一、美国判断:中国赢得中美竞争须满足的条件

  该报告分析,中国赢得中美竞争须满足以下条件:(1)中国未与美国发生战争(包括有限的军事冲突);(2)美国认输,并承认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3)美国停止大多数针对中国利益的行动;(4)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在欧亚、中东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了主导地位;(5)美国仍在全球保持一定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但只局限于美洲地区;(6)美国根据中国的意愿处理中美分歧;(7)中美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加强合作,但合作的条件由中方确定。

  二、内政治理水平是赢得中美竞争的关键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中国仍不可称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内部正面临经济失衡、贪腐、地区动荡、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该报告认为,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内政治理水平,哪一方的社会科技创新能力更强、经济状况更稳定、政治制度更有效,哪一方就能够赢得中美竞争。

  三、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华常规威慑力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大肆开展军售、军事交流等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该报告认为,未来中国很可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及提高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地位上。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更频繁地活动,胁迫美国的盟友或发展类似美国的伙伴关系网络。

  鉴于上述担忧,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华常规威慑力,以确保美国未来在军事领域上的领先优势。该报告认为,常规力量依然是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基石,也是美国战略信誉的关键来源。美国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不仅能够保护盟友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还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家抵御中国的"强制外交"。

  该报告认为,美国在维护其军事优势的同时,应发展能够在短期内遏制中国军事威胁的能力。因此,提升美国的对华常规威慑力至关重要。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需要更强大的作战能力来维护自身在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利益。美国也应继续维持在中东和非洲的军事存在,因为在全球维持可观的军事存在能够增强美国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

  四、对华战略的外交和军事维度应具备更强的协调性

  美国应设想多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景。该报告认为,中美冲突在未来并不一定会以全新的形式发生,也可能存在新旧冲突共存的可能性。台湾问题可能会因为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不断扩张而走向恶化,从而产生新的冲突点。

  该报告认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也需要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审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竞争愈激烈,军事冲突的风险就愈大。因此,在中美竞争胜负未决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能不会对台湾采取过激行动。换言之,只要美国维持其全球领导力和军事优势,台湾的现状就会得以维持。反之,若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台海局势就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该报告认为,为最大限度地维持对华威慑力,美国对华战略的外交和军事维度应具备更强的协调性。

  五、如何维护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一)扩大美国的伙伴关系网络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根基在于其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若中国能够促进或不阻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伙伴关系网络,则无需过分担忧。只要美国的伙伴关系网络能够维持稳定,就可以将中国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该报告认为,美国应继续扩大其伙伴关系网络。

  (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亚太地区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战场,从目前来看,一旦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出现"松动",中国在亚太的地位将可能会进一步得到巩固,进而加速提升其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该报告认为,前两届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地区战略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美国与印太地区外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努力扩大"朋友圈"的行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竞争力构成了威胁。该报告认为,巩固美国在印太以外的影响力对于巩固美国在印太的主导地位极为有利。就目前而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中仍缺乏盟友,美国应与近年经济出现过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深化关系,进而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四)重建美国在多边领域的地位

  虽然多边机构因其众多弊端而饱受诟病,但据该报告的分析,多边机构依然是塑造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有效工具。因此,美国应通过加大对多边机构的支持力度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若多边机构能够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便能够打消中国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质疑,从而减少支持中国改革多边机构的国家。

  (五)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找平衡点

  该报告认为,平衡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美应寻求合作,积极探索缓解中美竞争的办法。该报告建议双方达成一项旨在解决战略互信问题的协议,将竞争维持在稳定状态,减少误判。

  本文系兰德公司《中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追求》(China's Quest for Global Primacy)报告的概要。

——钝角网

李弘祺:再談「我是不是我的我」──李登輝前總統逝世周年

  20210730

李故總統過世已經一年,時間過得很快!去年他過世時,我還在美國,儘快寫了一篇紀念他的短文〈使徒.哲人.英豪兼具的大人物──紀念李登輝先生〉。其實應該更仔細地思考究竟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但是我一時間無法做到,特別是因爲希望能趕時效,所以只强調他對中國文化及政治地理的一些想法,主要是指出他認爲中國如果要成爲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那麽分成幾個部分,讓他們相互競爭或許是是一個很合理的想法。

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粉絲專頁

李登輝希望中國藉由全面重整而新生

我想我指出的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解為李登輝是希望拆散中國,使中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爲强國。這在所有愛中國的人是「是可忍,熟不可忍」的叛國想法。我當天寫的紀念文字也提到了其他的東西,而這些都是一般大家比較熟悉的議題,即使因爲對李總統的認識會各因角度和背景的不同而看法有異,它們或許比較不引起太多不同的反應。

當時沒有討論的是後來引發很多人興趣的「我是不是我的我」的這句話。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這句話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名言。他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是它的特色就在於對知識及自我的不斷發現與再發現。所以我有一次對一個美國朋友說,李登輝是一個哲學家。他聽了覺得有些意外。因爲在西方的傳統裡,只有哲學家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國家統治者。一個政治家被用「哲學家」來稱讚,這是無比的榮耀,遠勝過像statesman 這樣的名稱。或者可以這麽説,就是被稱許為哲學王(或説是一個柏拉圖),那當然比被比擬爲制法的梭倫(Solon)或不毀鄉校的子產更能讓人尊崇,是古人艷稱的「聖王」。我是用這樣的視野來詮釋李總統的。

李登輝受過日本近代思想巨大的影響,但這個正是許多中國人難以接受他的地方。今天想念李總統,我覺得有責任把這一點作進一步深刻的探討和反省。首先必須釐清明治維新以來近代化思想對李總統有什麽意義這個問題。

明治維新是西化與傳統並存的物事

明治維新一般説是追求現代文明的運動,而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由此明治維新不外是一個學習西方,向西方文明轉型的運動。這是傳統的瞭解。顯然地,當時人們認爲傳統日本的價值,生活方式、和思想必須徹底的重新評估,甚至於放棄。然而,在明治維新的世界觀裡,許多傳統元素卻還是與新來的種種思想同時並存。一方面我們看到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觀念,幾乎是主張要全盤西化。但是另一方面,當然也有保守的人士,一力要維持傳統。這些人主張保護天皇制度和尊嚴,甚至於蔑視東亞(特別是中國)文明,而奇怪地支持帝國主義和擴展殖民地。

事實上,安川寿之輔就指出福澤諭吉其實在内心的深處根本是一個極端的保守派,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始作俑者。在他看來,丸山真男等主張現代價值的學者們只發揚福澤諭吉贊成現代文明的一面,而忽視了他的保守性格。明治天皇在1890年頒佈的《教育敕語》所反映的傳統儒家價值,也吐露了日本内在流行的保守態度。《教育敕語》被放在一個有明治天皇相片的神龕裡,每一個學校都要蓋一間奉安殿來供奉。這樣的做法不管内容如何,基本上是一種神化天皇的做法,可見號稱近代化的明治維新,本來就帶有一種内在的保守性。這個保守性與現代性相互對立而共存,正是我在去年提到《菊花與劍》這本書的原因。

內村鑒三是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

事實上,内在矛盾和緊張性充分反映在近代日本思想裡。我們拿那個大力批判《教育敕語》的内村鑒三爲例來看這樣的矛盾。他因爲不願參加迎接明治肖像和《教育敕語》的典禮以致被任教的第一高等學校(等於東京大學的預備學校)解職。這一件事情震驚日本國内外,史稱「不敬事件」。但是他的立場印證了很多當代的知識人:包括他自己的同學新渡戶稻造、南原繁、矢内原忠雄、岩波茂雄等等。

新渡戶稻造為台灣人所普遍熟悉,他就是台灣糖業之父,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寫了一本最受日本人及全世界都推崇的《武士道》這本書。其實這本書也是我們廣泛知道的書,是日本戰前戰後討論「武士道」的最重要的基礎。下面我再來談他。這裡先談矢内原忠雄。他是新渡戶稻造最得意的門生,後來接了老師在東京大學的殖民地講座。

在這個位置上,他曾經來台灣作田野研究。結果他囘東京以後,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他個人對現代價值如何實踐這個課題做了非常深刻的反省。他秉持批判帝國主義的霍步森(J A. Hobson)的觀點,對日本的殖民政策有嚴苛的責備。這件事是留日台灣學生普遍感到興奮的事情。

相同地,就像内村鑒三有「不敬事件」,他也因爲批判七七事變日本侵華,而被東京大學驅逐,這就是有名的「矢内原忠雄事件」。被解職的矢内原幸好得到岩波茂雄的支助,給了他兩年的薪水,讓他寫一本《我所尊敬的人物》上下兩冊,而挨過了大戰的暗黑日子。衆所周知,岩波茂雄是日本第一大書店─岩波書店的創辦人。他受到上述幾位思想家的感召,交往的多是所謂的進步的知識人或文學家,像西田幾多郎、夏目漱石等人(岩波書店四個字就是夏目漱石所題)。他因爲懷抱自由主義的思想,在戰爭期間,常常受到軍部的監視和騷擾。

批判性的日本思想家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在日本軍國主義猖狂、神道思想提倡神化天皇的時代,日本人還是有很多主張深層反省道德理想及現代價值的思想家。這些人負擔起重要的批判責任。但是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從蔡培火、張漢裕、到葉榮鐘、楊基銓(及夫人劉秀華),到更晚的李登輝都受到這一個主流思想的影響。雖然不是人人都接受他們的基督教神學(所謂的「無教會主義」),但是對於他們的道德堅持、高尚人格、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卻有相當一致的憧憬。台灣學生所以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恐怕都是因爲他們個人人格的感召。

這些人對於日本文化本身的態度又是如何呢?這就帶我們回去上面我所説的日本近代史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日本社會竭力追求現代化和現代價值,但是同時日本自來的種種世界觀及道德哲學卻依然有許多人堅定地信守著,並且透過一些神道化的儀式和符號(例如歌頌切腹等行徑)希望日本不會忘本。就是連儒教的一些基本教義也被借用來作爲對立於近代價值所需要的「宗教」。這個追求矛盾統一的歷程到了大正民主以後終於告一的段落。價值和符號之間的緊張性被軍國政府成功地壓制,而用日本國大和魂、神風等神話來成功鼓動莫名其妙的戰爭和犧牲。

上面説到的「武士道」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可以看見後來影響李登輝至深的人格是如何充滿了「理一分殊」的表面矛盾。到今天爲止,從理想或規範性的角度來談談武士道的書是新渡戶稻造寫的。他把武士道最基本的價值歸給了儒家,認爲儒家思想中的「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乃是武士道的基本信念。這不就等於承認《教育敕語》的儒家思想的正當性?事實上,新渡戶稻造也曾經在日軍炸死張作霖的事件發表激烈的批評,而得罪當局。

所以如果說日本軍閥就是武士道思想的化身,這就是對上述這些人的莫大諷刺。這裡看見的矛盾恐怕只有台灣的留學生會感受特別深。當西田幾多郎晚年從康德專家轉囘日本傳統思想(特別是佛教),並開展他的所謂「絶対矛盾的自己同一論」時,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在他的哲學中展現出近代日本思想那種自我認同的矛盾和追求統一的企圖。而當李登輝說「我是不是我的我」時,他那種想要把理想和實踐真正合一而不能的痛苦就顯露無疑。但是,作爲一個台灣人,他知道他不用像西田幾多郎那樣,非要把這種自我的認同(「場所的論理」)當作是他必要的負擔,因爲他知道他不是日本人。

批判李登輝媚日者,其實並不懂中國

李登輝對當代中國的認識主要是從左派思想家入手。他讀的是魯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加上馬克思主義、和東方社會論,他的左派激進思想顯露無疑,至死而沒有改變。但是就好像沒有自己的李登輝也同時不是日本人、中國人一樣,他至少在追求普世的價值和人類共同的道德理想時,完全知道他必須經常不是他自己的自己。

李登輝也受過浪漫文學的深刻影響。所以他對歌德、卡萊爾等人的作品特別有感受。這些作品的確帶有「狂飆」(Sturm und Drang) 的特質,是台灣(甚至於控制中國時代的國民黨)核心思想家們所非常不熟悉的思想特色。

所以我回想李登輝的追求自我的過程中,他掙扎要做一個表現出「武士道」及「教育敕語」(雖然他幾乎不曾提到過它,大概是因爲他不喜歡其中的儒家教訓和詞語)的中國人實在非常的困難。許多人因爲他對日本文化的熟悉,因爲他不憚提到「武士道」精神,因爲他常常講日文,因爲他最習慣用日文的詞語來表達他的文化指涉,於是認爲他是認賊作父。在我看來,這種人只能做最狹義的中國人,只能限制自己在中國文字衣著的世界裡頭。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昆曲京戲、三言二拍、仇恨列强,而沒有地方特色、宏觀世界、以及最重要的現代價值。

因此,我認爲李登輝不是想要做日本人,但是他知道日本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自我認識及其矛盾,知道他的轉折和意義。他認爲台灣的歷史使命就是把相同的歷程走完,近而使中國也能成爲現代化的國家,因爲惟其如此,台灣的歷史使命才能完成。我說他認爲中國的中央和地方必須形成一種類似美國的聯邦的組成,其實就是因爲這樣台灣對中國才能產生有意義、又有自己特色的貢獻。他所看見的明治現代化的自我認同歷程,使得他只好在晚年之後講出現代人才敢以宣示的箴言:我是不是我的我。這雖然看似痛苦,卻更是一種狂飆生命的熱情呼籲。

──李登輝總統逝世一周年紀念(2021年7月30日)寫於美國紐約華萍澤瀑布

——思想坦克

書摘《李登輝秘錄》

   20210730

為民主化之故,可用金錢解決

李登輝開始著手修訂憲法,是在一九九○年六、七月間聽取台灣民意的「國是會議」上所確認,為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必須進行的工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將台灣束縛在「內戰狀態」的法律依據。

李登輝表示:「如果不變更國共內戰時的既有規定,台灣的民主化根本無法向前一步。」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期的「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制定憲法。當時自認為是中國正統政權的國民黨,將處於內戰狀態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視為「叛亂團體」,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制定的憲法之上添加臨時條款。

正確的名稱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果,國民黨在內戰失敗,於一九四九年逃來台灣,同時將附帶臨時條款的憲法直接套用於台灣。

這個以國共內戰為前提的規定,停止施行憲法,讓國民黨可以在台灣持續施行戒嚴令。而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代表,只有等奪回「叛亂組織」占據的選區後才能重新改選,他們藉由這個無理的關卡,等於在台取得終身職。

尤有甚者,國民黨因有這群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代表存在,剛好用來作為主張自身為「中國正統政權」的依據。這是蔣介石時代遺留的歷史殘渣,完全是虛構的海市蜃樓。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的戒嚴令,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才予以解除,但是高齡化的代表卻仍在台灣霸占職位且坐領高薪。

這些擁有終身職的代表一天不辭職,「內戰狀態」就一天無法結束。李登輝提到:「到底要如何讓這數百名萬年代表退任,真的是絞盡腦汁。」

國民大會掌握有選舉總統、修訂憲法等權限,針對在一九四八年選出的第一屆代表,李登輝以提供全員全新住宅以及高額退職金來交換,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底讓他們承諾退職。

李登輝笑著指出:「當時國民黨非常有錢,當然要把錢用在讓台灣能民主化這件事上。」在終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將日本放棄的龐大資產收歸為黨產。很長一段期間,中國國民黨被稱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李登輝回顧道:「當萬年代表承諾退職的同時,也就等同於取得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承諾。」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國民大會決議李登輝政權第一次修改憲法,決定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到二○○○年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務為止,總共進行六次憲法修訂。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李登輝在總統府宣示:從五月一日起,正式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將原本的「叛亂團體」定位為中國的「大陸當局」。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代表終於全面改選。

總統府直轄的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一九五四—)指出:「蔣經國解除戒嚴令確實是自由化,不過絕對不是民主化。(藉由憲法的修訂)李登輝才是首度將民主主義予以制度化。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自由化與民主化不同。」

解除「內亂罪」的黑名單

李登輝先於一九九○年五月行使總統職權,執行對政治犯的特赦以及恢復公民權,接著針對規定「陰謀犯」引發內亂罪的刑法一○○條,要求立法院與相關單位開始推行修訂工作。

對於主張「台灣獨立」與聚眾集會活動的民主運動人士,該法條可將他們處刑入監。流亡美日等海外各地的運動人士也被列入黑名單,不允許返台,只要返台立即逮捕。

在野的民進黨也強烈要求必須修訂刑法。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指出:「巴拉圭上議院議長於一九九二年二月訪問台灣時曾批評說:『只是主張台灣獨立,就被認定是違法,實在非常不民主』。此事可以認為是李登輝促使其發言,故意製造一個『外部壓力』。」

南美洲的巴拉圭政府長期貫徹反共政策,迄二○二○年底仍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

以這個批評為契機,社會輿論開始行動,包括國民黨立委也普遍支持修改刑法。同年五月十五日,立法院刪除「陰謀犯」的規定,釋放因內亂罪入獄服刑的二十人。不久後,海外獨立運動人士也都被宣判無罪。

黃昭堂也是在這時從黑名單中除名的其中一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夫人陪伴下前往日本留學的黃昭堂,因為推動台獨運動,導致國民黨政權取消他的護照,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他與夫人重新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已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是睽違三十四年的返鄉。

同樣流亡日本的,還有後來成為駐日代表的許世楷等人。美國則有與李登輝在台大時代就非常親近的好友彭明敏等人,他們在解除黑名單的限制後,陸續返台。這些都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

李登輝對此表示:「擔任總統後就一直思考,要如何讓台灣成為人們能每天晚上安詳睡覺的承平社會。」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或是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戒嚴令,國民黨政權用威權迫害人民的「白色恐怖」期間,台灣人從深夜到清晨,隨時可能在家中被乘坐吉普車突然衝入的特務機關憲兵逮捕拘提。不論真假,根本無從得知何時要變成陰謀叛亂犯。

實際上,李登輝在一九六九年六月那天清晨,也親身經歷過被憲兵帶走的恐懼記憶。這個特務機關警備總司令部,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底被正式廢止。可以說,由於刑法修正以及廢除特務機關,「白色恐怖」終於真正畫下終止符。

另外,戰後成為統治階級的外省人,與被統治受迫害的台灣本省人之間,產生對立的「省籍矛盾」原點的二二八事件,到底應該如何面對處理?這也是李登輝的使命。

一九九三年三月,李登輝推動對受難者的賠償條例;一九九四年二月,李登輝吐露自己也曾是被害者之一的心聲。同時,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和平紀念碑落成儀式上,李登輝做出如下發言:「在這裡,我以國家元首的立場,對過去政府的錯誤深深道歉。」

解除黑名單後返台,與李登輝關係相當密切的黃昭堂雖指出:「沒有將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加以特定,甚至併科判刑等罰則,是一大問題。」然而,「即令如此,本省人的李登輝首次以國家元首身分謝罪,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立即終止核武開發」

時間回到蔣經國去世的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在同一天繼任總統的李登輝立即必須面對的是副總統時代完全無關的「總統專管事項」,其中之一就是「核武開發問題」。

在就任的第二天,李登輝從參謀總長郝柏村口中聽到有關核武開發專案「新竹計畫」的報告。李登輝雖然知道該計畫存在,但在副總統時代完全沒有任何決策權。如今成為總統,手中握有統帥權,也成為最高責任者。

台灣開發核武最早始於蔣介石時代,從一九六○年代後半啟動,由國防部直屬的中山科學院執行。這是因為對岸中國從一九六四年首次進行核武試驗,同時也展開彈道飛彈的研發作業。

之後由於開發核武的情報被洩露給美國,使得「新竹計畫」於一九七○年代被迫中止,但是一九七九年因美台斷交而有安全保障危機感的蔣經國,又命令心腹郝柏村秘密重啟開發。

那是發生在李登輝就任總統的五天後,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美國在台協會(AIT)代表丁大衛(David Dean,一九二五—二○一三)帶著雷根總統的親筆信函拜訪李登輝,信函中突然點出核武開發問題。

根據二○一九年八月出版的《郝柏村回憶錄》描述,丁大衛明白向郝柏村說出雷根對李登輝的要求:「一週內在停止核武開發同意書上簽名。」

丁大衛出示衛星拍到台灣在南部九鵬基地進行小規模核武試驗的相片為證。美國擔心,台灣進行核武開發,勢必導致與中國的軍事緊張情勢升高。

李登輝說:「我立即在同意書上簽名,並且命令國防部終止核武計畫。」實際上該計畫也依照命令停止開發。

為何美國要在李登輝就職總統的時點提出核武開發問題呢?李登輝說道:「就在蔣經國去世前夕,美國間諜張憲義逃亡離台。」

張憲義(一九四三—)擔任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是負責核武開發計畫的研究人員。一九八八年初,張憲義與家人逃往美國並取得政治庇護。因此,相關情報也就全部洩露給美國。

張憲義逃亡的時點與蔣經國死亡時間重疊的理由並不明確。

在蔣經國掌握絕對權力的時代,雷根政權只能採取單方面監視,然後為了確認新政權對權力的掌控度,選擇在就任後立即使用強烈手段施壓也說不定。果真如此,李登輝可以說剛好及格。

李登輝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台灣如果擁有核武,則不只中國,連美國或俄羅斯等都有可能成為敵人。與北韓一樣,小國台灣根本就不應該擁有核武,這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

同時,李登輝更舉核武開發研究費用為例,最初的開發預算是一億兩千萬美元,李登輝指出:「能不能籌出預算都是問題,其背後還有以軍隊做靠山的不透明金錢流動。」

然而,當中國於一九九五年七月朝台灣近海發射彈道飛彈,以演習施加軍事威脅時,李登輝卻發言表示:「台灣具備核武開發能力,必須慎重檢討是否有必要進行開發。」藉此牽制中國。但他還是加上;「實際上絕對不會開發!」李登輝清楚認識到保有核武技術作為牽制力量的重要性。

直到最後都沒有說出西安事件真相的張學良

由於「 總統專管事項」 的緣故, 李登輝也監督起某位歷史人物。他就是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件」的主角張學良(一九○一—二○○一)。

李登輝提到對張學良的印象:「直到最後,他都沒有說出西安事件的真相。他是一個守口如瓶的男人。」

張學良在事件發生後,受到國民黨軍法會議的審判。雖然蔣介石最後特赦張學良,但卻將其幽禁在浙江省。甚至一九四九年敗走台灣時,還將張學良移轉至台灣。其後,還讓兒子蔣經國繼續軟禁他。在李登輝就任總統的一九八八年,他已被軟禁超過五十年。

據李登輝表示,軟禁張學良的地點在中國總共有六處,在台灣則有三處,軟禁期間不斷更換處所。李登輝進一步說明:「張學良原來是馬賊,留置在同一處非常容易逃走。」

李登輝首度與張學良見面,是在擔任台灣省主席的一九八三年前後。那是位於新竹郊外,一間日本時期開發溫泉時建造的山間日式家屋。在這之後,蔣經國又把張學良遷到陽明山北投溫泉軟禁,住在一處有兩間民房的住宅。

經由宋美齡推薦,張學良接受基督教洗禮。李登輝表示:「禮拜天,濟南教會的牧師會來我家禮拜,張學良也經常前來參加。」

李登輝摸索著要如何才能幫有深交的張學良解除軟禁。

在就職第二任總統不久後的一九九○年六月,李登輝讓張學良在圓山大飯店舉辦九十歲壽宴。張學良終於能在公開場合露面,這已是他被軟禁的五十四年後。

在實際上已恢復名譽後的壽宴,張學良表示:「我雖然是歷史的罪人,不過如果主耶穌基督要求,我願意如同年輕時一般,為國家貢獻心力。」

張學良在被批准能逐步具有行動自由時,經常被目擊前往永康街的上海餐廳「秀蘭」與家人吃飯的情景。

李登輝口中所說的「西安事件真相」,指的是張學良抓放蔣介石的一連串經過,還有在軍事法庭上沒被判死刑的背景等等,其間許多細節一直非常模糊。不過,李登輝也透露:「曾經看過宋美齡下令不可殺害張學良的電報。」

有傳言說張學良與宋美齡兩人可能有男女之情,李登輝表示:「張學良身邊不乏許多女性環繞。」也有情報指出,國民黨在暗地裡提供數名年輕女性給張學良當情人。

一九九一年被允許前往美國後,張學良遷徙到夏威夷定居。

二○○一年一月,前往夏威夷拜訪張學良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陳鵬仁(一九三○—)指出:「他到最後都遵守與李登輝之間的約定。」根據陳鵬仁的說法,共產黨為了統一台灣,想在政治上利用張學良和西安事件的歷史。不過,以不前往中國為條件而取得自由之身的張學良,一直拒絕共產黨勸誘。陳鵬仁回顧說:「張學良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張學良在夏威夷結束了一百歲的生涯。

擺脫「中華思想魔咒」的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

從一九八八年一月就任總統以來,李登輝在台灣一直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情行使總統職權。經過「國民大會」選舉而於一九九○年五月開始第二屆六年任期的總統職務之後,李登輝立即開始考慮:「下屆總統應該讓台灣選民直接投票選舉。」

因為「如果進行直接選舉,就不再是『國民黨的總統』,而是台灣人自己選出的『台灣總統』」。國民大會雖然定位為選舉總統、修改憲法的最高民意機關,但實際上有著相當濃厚追認國民黨決策的色彩。

李登輝身為政治家的特徵就是:想將民主化的手術刀切入過去獨裁政權的國民黨,就必須利用身兼國民黨黨主席的總統「權力」。

一九九四年四月,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決定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採取直接選舉的方針,隨後國民大會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修訂憲法,完全依照李登輝所描繪的藍圖進行。總統任期也從六年縮短成與美國總統任期相同的四年。

一九九三年從駐日代表轉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許水德回憶當時情景:「直接選舉確實是有讓國民黨成為在野黨的風險,因此黨內出現強烈的反對聲浪,我就以秘書長的立場,到處說明李登輝堅強的意志。」

另一方面,中國批評李登輝是「祖國分裂主義者」,同時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從一九九五年起連續進行軍事演習,甚至朝台灣外海發射彈道飛彈,不斷嘗試威嚇台灣。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總統直選的投開票結果,李登輝最後囊括超過五百八十萬張選票,以百分之五十四得票率獲得壓倒性勝利。在野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彭明敏獲得約兩百三十萬張選票,接近百分之二十一得票率。台灣選民勇敢面對中國的武力威嚇,共有百分之七十五支持台灣出身的兩位候選人。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是擺脫「中華思想的魔咒束縛」,解放台灣的歷史轉捩點。針對蔣介石與蔣經國在戰後對台灣的獨裁統治,李登輝表示:「那不過是在台灣延續著中國五千年歷史,從王朝到王朝的『帝王政治』罷了。」

中華的皇帝也是世界的中心,中華文化或中華思維是神聖的,中華民族與領土必須統一。李登輝認為:「只要是被這種中華思想的魔咒束縛綑綁的一天,台灣的發展就沒有希望。」

李登輝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特別強調:「台灣可以做得到的事,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得到。」只是中國直到今天都還在魔咒束縛當中。掌握最高權力的共產黨總書記,是黨內權力鬥爭獲勝的人物,同時身兼國家元首與國家主席,完全可以無視民意存在。

台灣在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再次舉行總統選舉。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這已經是第七次的總統選舉。民主政治確實在持續進化中。

台南市七股,流亡日本三十四年、於一九九二年解除黑名單後回到故鄉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主席黃昭堂塑像。
二○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拍攝,位於台北市北投,軟禁張學良的日本家屋成為觀光地,現場展示著張學良與蔣經國(右)的照片。

作者為產經新聞論說委員兼特別記者。
1959年出生於東京都練馬區,日本大學藝術部放送學科畢業後,1987年進入產經新聞社就職。1995-1996年由產經新聞社派遣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留學。
歷任經濟部記者、外信部記者等職務後,於2002-2006年擔任台北支局長、2008-2018年擔任上海支局長。自2015年起兼任論說委員,2020年8月起兼任特別記者。
著有《歸返的台灣人日本兵》(文藝春秋發行)。共同著作《日本人的足跡》、《在闇暗中之日中關係》(兩者皆由產經新聞News Service發行),《食的政治學》、《歷史戰》(兩者皆由產經新聞出版發行)等。


書名:《李登輝秘錄》
作者:河崎眞澄(KAWASAKI MASUMI)
出版社:前衛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思想坦克

凃京威:教廷「兩個中國」政策對台灣的意義

20210731

◎ 凃京威

教廷是中華民國(台灣)唯一的歐洲邦交國,雖然教廷的重要性不及於美國、日本、印度等大國。然而,不少學者認為,教廷的外交選擇對中南美洲天主教國家有示範效果,因此,中華民國(台灣)為了保住僅有不多的邦交國,穩固與教廷的邦誼,仍然是重要的外交工作。

一九九七年中共首度提出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就是「必須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一九九九年教廷首次正面回應,當時教廷代表對國際媒體說,教廷與中共建交的問題「只是搬遷大使館的問題」,言下之意,教廷在兩岸間的外交選擇,並不涉及斷交問題,只是面對「兩個中國政府」教廷要選擇哪個而已,這也是教廷一貫看待兩岸爭端的立場。






教廷在兩岸間的外交選擇,並不涉及斷交問題,只是面對「兩個中國政府」教廷要選擇哪個而已,這也是教廷一貫看待兩岸爭端的立場。(AP)

其實,早在一九四○年代教廷與中華民國建交過程,就曾經面對過兩個中國的麻煩。一九四二年教廷選擇與南京汪精衛政府建交,然而同年接受重慶蔣介石政府派任駐教廷公使,教廷在國際間擺平兩個中國的手腕,值得玩味。

一九五○年代以後,教廷也是最早在國際間主張「兩岸分屬兩個中國」的國家。一九六五年教宗保祿六世在聯合國演講,建議聯合國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時保有中華民國的會籍及權利,公開表述教廷對「兩個中國」政策的支持。

即便二○○○年國際間一面看好中共崛起,許多國家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中共建交,教廷也沒有放棄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外交承諾。直到今日,持續接受中華民國派大使、繼續營運在台北的駐中國大使館(Apostolic Nunciature to China)。

教廷信守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外交承諾,同時也基於兩個中國政策的立場,開展與中共的雙邊磋商。為回應教廷對台灣的善意,台灣應善待教廷為促進教會合一及教會安全,而與中共積極磋商的努力,共同呼籲中共鬆綁宗教限制,給予人民信仰自由的權利。我們也不應把教廷僅僅視為維護與中南美洲國家邦誼的工具,更應嘗試理解教廷基於基督宗教信仰,而倡議的和平、友愛、人道及生態保育。運用台灣逐漸受到各國重視的外交實力,協助教廷的國際工作日臻完善,也促進我們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具體深化。

(作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等論文,台南市民)

——自由时报

顏純鈎:中樞失智國策大亂,內外失序前途凶險

中共近年來的國策,呈現一種紊亂無序的狀態,不同政策互相扞挌,時常吹無定向風,左右互搏自損武功,這是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異象。江朱朝臥薪嚐膽,袪邪扶正,朱鎔基大刀闊斧,起死回生。到胡溫朝穩扎穩打,順序推進,國力大有進展。江與胡都抓宏觀,朱與溫則做事,配合基本默契。到習李朝,情況一變,定於一尊的國策下,習大權總攬,李被投閒置散,幾乎只成幫閒角色,如此一來,非但沒有使國家在之前的基礎上再向前邁進,更呈現一種大失方寸﹑手忙腳亂的狀態。
美中關係交惡的前提下,本來應該離間美歐關係,穩住歐洲,中共花了六年時間與歐盟談中歐投資協定,可是在最需要孤立美國時,偏偏又與歐盟交惡,把歐洲各國推到美國懷裡去。這在外交戰略上是極之幼稚的舉措。小不忍則亂大謀,若中樞足夠冷靜,高屋建瓴,絕不可能做這種因小失大的事,可惜中共偏偏做了,從此以後,中共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一方面要塑造「可愛可敬可親」的形象,一方面又要享受戰狼出擊的威風,等於左手打右臉,右手打左臉,打得自己不亦樂乎。顯示中樞心緒不寧﹑方寸大亂的失常狀態。
此次打擊教培行業和科網巨擘,也暴露相同的毛病。美國政府本來已摩拳擦掌準備金融脫鈎,只是限於自由市場的規則,不欲把事情做得太絕。中共最擔心的,實際上也是美國實施金融脫鈎造成的財經大動盪,但偏偏在這種劍拔弩張的關口,突然出手整治教培行業,打擊科網巨擘,造成中概股世界性的崩潰。這一來又給美國遞了刀子,為金融脫鈎提供了足夠的理據,美國政府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理由,關上中概股到美國集資的大門。中共伸長脖子讓美國斬,只能說其蠢無比。
教培事件發生後,中共證監部門召集華爾街巨頭開吹風會,承認整治教培行業不夠慎重,證明在作出此一重大決策之前,中樞並沒有對全局影響和長遠利害作出理性衡量,倒像小孩子玩泥沙,想堆就堆,想推就推,一不作二不休,幹了再說。
本來,如果只是不放心教培行業失控,中共有大把行政措施可以慢慢收拾。往教培行業派幹部,規定課程內容和收費標準,逼退私營教培公司老闆,建立黨組織和工會,多管齊下,慢慢陰乾,不管採取什麼措施,都好過雷霆萬鈞一棍子打死的震盪。
下殺手之前,提案一定早就放在習近平案頭,習近平「日理萬機」,顧此失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可能對每一項政策都深思熟慮,大筆一揮拍板定案,至於其後造成的震盪,才由下面的部門去收拾殘局。
中國經濟正面臨千瘡百孔的考驗,國務院苦口婆心要保就業,教培行業大整治之下,整個行業千萬就業人口都要加入失業大軍。再加上滴滴﹑美團等大科網,遭此重挫後離死期也不遠,如此一來,幾千萬失業大軍又在社會上遊蕩,叫李克強情何以堪?
如此顛三倒四互相扞挌的國策,是我們有生以來都沒有見過的。從前或有某些政策不對頭,很快會得到糾正,因為從前的國策有穩定的方向,集體決策,現在內外大政方針都是習近平一拍腦袋就定案,一定案就不得挽回,於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不但沒有糾錯功能,而且錯了還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一切都是定於一尊惹的禍!若習近平真正英明神武,料事如神,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應付裕如,那倒也不怕,可惜事實又非如此。國家權力結構既定,一尊不可動搖,想要改變只能動大手術,一旦動大手術,又引起更大的震蕩,這便是今日中國的事無以為繼的原因所在。
外敵環伺之下,內部一定要穩,上下一心,步調一致,才能應付危局,現在中樞手足無措,下面無所適從,雙方未交火,這邊陣腳已大亂。美國面對中共中樞決策的失智,固然私心竊喜,眼看中共手忙腳亂,只剩一把口,正好整以暇,準備慢慢炮製——結局如何,可以思過半矣。
台灣的事已經不是台灣人的事,新疆的事也不是新疆人的事,香港的事也不是香港人的事,疫癥的事也不是疫癥的事,科網巨擘﹑教培行業﹑中概股﹑債券與匯率的事,都不是它們的事,全部都是美中之間的事,是美中兩國中樞決策的事。今年下半年,還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但都輪不到我們置喙,我們也沒什麼事好做,只有定下心來,靜觀其變了。

——作者脸书

苏晓康:體育是一件「雪恥」利器

【按:小濱兄比較體育與文藝,我跟帖說,如果文藝能夠「為國爭光」,中共照樣會重視,問題是中國文藝不行,高行健流亡中得諾貝爾,中國修理他;莫言後來又得,曾經被奉為「英雄」,進了人大還是政協?可他不太買帳,又矮化他。體育在中國是一件武器,我再貼一點文字說它;我對當下的奧林匹克毫無興趣,只覺得是噪音,然而我才發現,全世界都差不多,體育早已變成沒有戰爭的競爭,非常惡性,人類遲早有一天會禁掉奧林匹克!】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 ,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早有研究者指出,納粹和布爾什維克,都嫺熟大眾集會操作,善於誘發「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中國的文革大型集會則更進一步,施展仇恨、虐殺、折磨、歧視等等的公開教唆。
1985年,長期被馴化的民眾,突然在「工體」跳出來自己發言。2010年才有人以所謂「重讀八十年代」的視角,鉤沉劉心武的〈五一九長鏡頭〉:
『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稱為「國恥日」。我們不難理解這種在足球賽事中所包含著的國家想像和政治無意識……。事實上,當精英知識份子進行維新和革命變革在展開現代國家和民族的想像同時,民眾的自發民族化行動也在展開,並帶有明顯的排外性質。……1901年由聖約翰大學的中國學生組建的第一支足球隊,所包含的動機就是「以圖和『洋大人』們一較高低」。中國現代足球邁出的第一步,就摻雜著民族主義意識,和武術的擂臺賽一樣,是以一種民間的方式展開共同體想像的』。
民間何曾有過獨立的「國家想像」?毋寧我們需要釐清的是體制的霸權,如何把私人的「國家想像」吞噬得一乾二淨?「民族國家」的建構,原本就是一個霸權過程,但在中國的語境裡,它把「霸權」奉還給西方,卻將它自己的那一頂,掩藏在「民族主義」底下。

——作者脸书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五)——当然是人祸

王维洛博士说,因暴雨内涝,还是因水库泄洪造成的大水災难是有鲜明的辨别标识的:1.内涝水是上涨的,泄洪水是有流向的;2.内涝水相对清,泄洪水携带大量泥沙。毋庸置疑,此次郑州大水水库无预警泄洪是主因——当然是人祸!

看到网上流传着很多民间的发问,其中两个被问到的最多。

一问:为什么共产党这么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在我看来,这早就不该是个问题。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政权,把长春的上万百姓活活困死在城中;夺取政权后,即消灭了国民党时代难民逃荒要饭的"劣迹",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允许饥民出村,让他们活活饿死在家中;到了"六四"就更不要说,用了机枪、坦克屠杀平民。这样的党,会把老百姓的命放在它的一党利益之上?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二问:为什么面对如此的災难惨状,还有那么多的民众,或自发、或被人指使,阻止报导灾情的真相,围攻记者,维护"国家形象"?

这也早就不该是个问题。我的父亲李锐那一辈共产党人在参加革命时,就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后来是国家的利益,自觉自愿地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那些宏大的利益面前,他们自己无足轻重,不曾以为拥有不容侵犯的个人利益。他们那代人又教化了我们,从参加少先队起,我们的队礼是五指并拢高举于头上,表示"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自然就有了用生命去抢救洪水中一根公家的木头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就有了宁愿死在"伟大祖国怀抱"里,也不愿到国外就医求生的贵州女孩儿吴花燕——谴责帮助她的郭泉教授"你让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上丢脸了……"。

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的水利建设一直是钱正英女士的一统天下。父亲李锐在他的"口述往事"中有专篇记述了他对这位女士的看法。他说参加选中共十二大中委班子时,班子内无一人同意钱正英进中委,余秋里,刘澜波,甚至李伯宁都骂她是个"婊子",父亲说她"就是这样一种奴才"。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她,刘澜波和李葆华被打倒后,她当了水利部的部长。可是"批林批孔"一来,她就开始反周恩来。周恩来去世,不允许部内的人上天安门,也不允许部内的人开追悼会。父亲说:"钱正英是我们這个党用人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专干坏事,祸国殃民,还下不來,孽越造越大。"

如今,满眼看过去,政府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些更甚于钱正英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党官们了。如果有人愿意继续维护这个视百姓为蝼蚁的党和它统治下的国家的"形象",那么"人祸"找上自家门的几率只会越来越大。呜呼上飨!

明天将进入八月了,就我的状告海关一案北京三中院发出的第二十一次延审期限又要到了。提醒一下贾志刚法官,别忘了按时发出你的二十二次延审通知。贾法官也许要问:"李南央,你既然根本不相信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还死追着我开庭审理你的诉案?"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人,我的个人利益绝不允许被无视、欺辱和剥夺。"

当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当成人,领悟到人应该如何活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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