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王力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


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权力遭剥夺,便失去最大的利益。因此对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西藏的反应便是彻底摆脱中国。
十三世达赖喇嘛(见上图)曾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于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西藏的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4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着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1905年革命,举国混乱,他的希望随之破灭。
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还对清廷抱有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于慈禧太后坚持要他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朝廷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朝廷则需要表现对西藏的主权。达赖喇嘛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必须下跪。这个争执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时间拖后了半个月,最终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屈辱可想而知。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达赖喇嘛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在外流亡五年时间,极大地开阔他的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视为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深深地刺激他。慈禧与光绪一死,他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
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2000人的川军,在将军钟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他到达拉萨时,因为愤恨川军进藏,对出城迎接的驻藏大臣联豫视若不见;联豫恼羞成怒,寻衅报复,强说十三世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请再增兵进藏;在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逼近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进拉萨后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于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于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投靠的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1910年2月21日,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随后进入印度。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 。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
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RFA

未普:令计划不能公布的罪行

(原题:令计划不能公布的罪才是弥天大罪)

前排左为令计划(2013年3月北京中国政协会议)
很长时间以来,令计划就已成为笼中的病老虎,只等锦衣卫拿下问罪。现在官方公布令家罪行,只是逐一证实网络上"遥遥领先的预言"——也就是官方曾经要封杀的所谓谣言全部所言不假而已。

和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一样,令计划案情脉络越丰富,细节越生动,戏剧性越跌宕,其政治内涵就越深刻。当初拿下薄熙来时,那可不是一只病老虎,当时薄熙来正炙手可热,重庆模式和红歌响遍大江南北,而且薄熙来十八大入常委已经板上钉钉。所以当薄王案发时,全党愕然,中央不得不把薄家的刑事重罪曝光,并要求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等到薄熙来阵营瓦解后,党中央就发愁了,薄罪证太多,更糟糕的是论贪腐糜烂虽骇人听闻,却与其他高官只有程度差别,要公布出来大家都受不了。怎样去发落薄熙来?从辽宁到重庆,他和手上人命不止一条,要罗列出来他杀了和逼死了多少人,断然不行。杀掉一个英国人,用官方文告语汇来说已经"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更不要说血债累累了。所以最后就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这三宗罪来定案。

后面的周永康虽然贵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却没有红色血统,中央对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被列出的罪名共有七宗。而出身农民家庭的徐才厚已经癌症晚期,更是一只死老虎。令计划的血统也不算高贵,等到他被移交司法办理时,罪名决不会轻。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真正的罪名都会永远隐藏在党的机密档案里,这些罪状不是个人贪腐或者家族贪污,不是所谓的"通奸",不是滥用职权,不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是"颠覆"。说起来这个罪名从来都只用在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身上,但真正颠覆国家政权和危害国家安全的,都是这个政权核心里面的人。

试问陈希同、陈良宇是因为贪腐坐牢的吗?他们真正的罪名都没有说出来,就是"对抗中央"。这二陈对抗中央,只是阳奉阴违而已。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新四人帮",却是真正的颠覆。记得在王立军闯馆之后,《纽约时报》的评论敏锐点出,薄熙来的要害是"挑战既定的权力交接秩序"。而令计划儿子2013年3月出事,《纽约时报》就形容为"一场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法拉利车祸"。

"新四人帮"当中,薄熙来和周永康的勾结早就有端倪,薄熙来在庭审时就已经有所披露,后来被官方从庭审直击报道的微博上删除。现在周永康自己都落网了,也不需要再遮掩了。徐才厚对钱财的贪婪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图谋,但他和周永康关系非同寻常。至于令计划,就现在所知,他是在儿子车祸后才和周永康达成政治交易的。当时中纪委已经对周永康展开秘密调查,掌控执法系统的周永康不可能不知道,他掩盖这场车祸提出的条件是,要求令计划出手阻止调查,作为回报,他支持令计划进入政治局常委。

两人达成协议,令计划就利用中办权力,把原定在2013年6月底的党内摸底"海选"提前到5月,把各省市、中央部委以及军队的高官召集到北京,投票决定未来十八大常委的候选人。结果令计划得票居第三位。他通过胡锦涛把未来政治局常委名额初定为11人,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入选。结果这次诡异的海选被各方势力联手否定了,理由是海选突然提前,并没有咨询过党内老同志的意见。常委11人方案也被否决,胡锦涛从此失去了对十八大人事的发言权。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政治运作,才是不折不扣的"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名能公诸于世吗?其情节能让普通民众知道吗?当然不能。于是当局参照薄熙来模式,把政治罪道德化、刑事化,比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多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的"通奸罪"之类。他们手上沾满鲜血的反人类罪,以及谋反的弥天大罪,统统都隐形了。这就是打上专制烙印的中国政治。


——RFA

梁京:2015的中国与黑天鹅效应

“习近平大帝”的网络漫画

2015年中国发生的偶然事件,会有更大的机会产生历史性影响。这是上海发生的踩踏事件给我带来的启示。这个不幸的事件显然不是必然发生的,但发生之后各方的反应,折射了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中国普遍存在极度不安的社会生态和心理状态。

首先是官方立即升级了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人们完全看不到任何对遇难者亲属的采访,这与去年马航370航班失联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中国政府给遇难者家属相当充分的机会对全球媒体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批评,而此次踩踏事件的遇难家属在媒体上没有任何声音。

虽然这种内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并非新鲜事,但此次当局的严格管控与中国现在极为脆弱的社会生态和心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当下中国社会生态最集中的症状,就是社会互信全面崩溃。因此,只要有灾难和事故发生,许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些事件都是某种阴谋和恶意所致。上海当局紧急说明,踩踏事故与"撒代金券"无关,就是针对人们的这种心理。

更重要的是,在习近平反腐风暴的冲击下,中共高官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难以控制的恐惧和焦虑中。一方面,他们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一屁股屎,因此随时有可能被"带走",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习近平不可能把所有贪官都"带走"。于是乎,看究竟谁会被带走就成为一种类似俄罗斯转轮枪赌博的残酷游戏。若有重大事故发生在辖区,就会增加习近平整肃自己的机会。这次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马上就引发关于韩正是否要走人的议论。

不过,最大的不确定性并非来自高官们的个人命运,而是"系天下于一身"的习近平本人。他究竟要演一场什么样的人生大戏,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既是中国平民们酒后茶余不可缺的话题,更是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精英们大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谁也不可能给出一种靠谱的分析。世界面对的现实是,不仅习近平很可能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也处在一种非常不靠谱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险像丛生,极其脆弱,根本没办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中国完全有可能遭遇最不希望看到的组合,一个坏皇帝加上一个解体的社会。对这样一种组合演变的轨迹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更是令人恐惧的。

正因如此,不少人干脆拒绝思考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自欺欺人地,兴致勃勃地讨论一些枝节问题。过去两年,这种情况在一些主流学者中颇为多见。现在,面对习近平执政的第三年,我注意到他们的感觉也开始不好了,调子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比如,周志兴的新年短文,"2015,要学会转弯",就有点耐人寻味。这篇文章承认,现在很多人的"心绪弄的很坏"。呼吁大家要随遇而安,跟著习近平向左转。我认为,这种议论反映了作者对习近平今年在危机下急速左转的隐忧。他对社会,尤其是富人阶层的不利反应,试图提前进行疏导。

又如,郑永年年终在《南风窗》杂志对改革的议论"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则反映了他对习近平迷信集权的忧虑。郑永年呼吁习近平"还权社会",批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实际中能不是治安,而是社会管制。

问题是,富人们会听周志兴的疏导吗?习近平会听郑永年的训导吗?我想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挺习派的这些言论,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也感觉不妙了,要给自己下一步的"说法"留出转弯的余地了。

挺习派们给自己的转弯准备空间,最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改革和治理,一直没有上轨道。2015年,这个严峻的事实将大白于天下,因此,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对2015的预测所言,2015年,中国将令世界失望,翻译成中国的国情,就是2015,习近平将令中国人失望。

这种失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的中国,各种黑天鹅的降临都有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RFA

2015年1月6日星期二

高新:王瑞林是否也会被中纪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

图:王瑞林(左)与邓小平夫妇合影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军委秘书长被邓小平决定取消的真实原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如果说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邓小平的'摄政王',那么王瑞林和迟浩田则是邓小平牺牲杨家将之后安排在江泽民身边的'辅政大臣'。"
邓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之后,已经担任中办副主任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王瑞林不但这个职务没有被免除,其在十四大闭幕当天即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总政常务副主任的职务,以及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宣布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居然又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始再延续了五年零一个月,一直坚持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为止。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 王瑞林只是挂一个"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头衔,年底即被正式任命为"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三年, 王瑞林又以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名义,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原因是邓小平这位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建政史上的第一位不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者,所以安排王瑞林两边挂职有利於"勾通"。
不知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故意,当时的中共报刊上特别发表了王瑞林与邓小平在江西流放地的合影。两人都穿着一件老旧的棉袄,一付落魄的样子。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王瑞林的名字便永远和邓小平以及邓氏家族联系在一起了。"邓府王瑞林如同贾府'焦大'"的说法连邓家子女都不愿否定。
一九八七年筹划召开中共十三大时,以王震为代表的一票党内元老苦谏邓小平保留政治局常委职位没有得到应允,但邓小平还是保留了他的军委主席职务。虽然他邓小平本人在十三大上连个中央委员的名份都不要,但却指示把王瑞林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次年,即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特别指出的是,一九八八年中共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次授衔过程中,所有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获授中将军衔,也就是说,当时的王瑞林已经在内部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了。
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相比于王瑞林的拜把兄弟迟浩田,当年的王瑞林则是既无军功,更无带兵经历。他在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夜参加八路军后即在机关里作文书工作,后来随军出关,到中共建政之前, 最高职务只是中共东北军区机要处参谋。
中共定都北平后,东北党政军部门抽调大批干部进京,王瑞林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是担任政务院机要处副股长。当时的邓小平还在四川。
一九五二年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据说是邓小平一眼看中了王瑞林的"老实忠厚"。自此,王瑞林便开始了他"邓府家奴"的生涯。从"副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做起,到一九九四年获得中共最高军衔上将,耗去生命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来,除了"文革"中间断的两、三年,王瑞林日夜跟随邓小平,鞍前马后,寸步不离。无论是巡幸国内各地,还是周游世界各国;无论是高居金銮圣殿,还是发配东西工厂,始终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当然,最能证明王瑞林与主子既能共享天下,又能共渡患难的还是"文革"初周恩来一声令下,他王瑞林毫无怨言地到了江西陪伴邓小平一家。
虽说在江西实在是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头,但王瑞林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忠心不二,感动了邓府上下。所以,说王瑞林如同"贾府上的焦大",在邓府上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恰如其氛。
当年在在邓府上,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琐事当然邓小平夫人卓琳份内的事情, 而能够在"党和国家大事"上影响甚至左右老太爷的人物,除了邓三公主邓毛毛,就是近侍老臣王瑞林。至於邓家其他子女,包括长子邓朴方在内, 有时都要劳驾王瑞林出面说服老太爷。
据有关人士介绍,邓朴方曾经对自己的知己透露,他有什么重要的想法要同老爷子交流或向老爷子进言,事先总要揣测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与老爷子的想法对路,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但又觉得非向老爷子进言不可的话,只能先同王瑞林讨论,只要说服了王瑞林,进谏成功的把握就有六、七成了。原因是老邓不但深信王瑞林对自己从无二心,同时也认为王瑞林比邓朴方等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应该说,王瑞林在邓小平眼中比其亲骨肉更加可靠, 还不仅仅在於他"政治上的成熟"。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独裁君主的后代们,都是要么干脆不争气,"崽卖爷田",成器者少,误国者多;要么是"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父皇尸骨未寒, 早已内哄四起。
历史上太多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虽然不爱读书,也不可能一件不知,何况当年邓小平还没死,子女之间,特别是邓榕和邓朴方之间,据传已经显现出裂痕。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邓小平明知自己来日无多,故从"托孤"的角度,自然也最信任王瑞林。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后,没有几个回合, 江泽民便从极左阵营里向老邓缴械投降。虽然此后邓小平还是下决心让江泽民继续留在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从稳定大局出发,而不是邓小平内心认定的最佳选择。当时,虽然江泽民一再表示自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思是一样要完成邓小平的"托孤"重任。但邓小平即使联想自己当年与毛泽东斗法的经历,也会一眼看穿江泽民的口是心非。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留下终身遗憾有三,一是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没有实现"解放台湾", 三是在林彪死后误信邓小平的"深刻检讨",以致欲重新选择可靠托孤人已是"时不待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况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 邓小平去世之前内心对江泽民的信任程度,可能还远不如当年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信任。
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大都是越到垂暮之年,越疑神弄鬼,到最后往往只信任长期追侍左右的个把忠厚老臣。毛泽东死前, 特别安排了汪东兴进入中央军委常委。中共十四大之后王瑞林在中共政坛所处的举足重轻的地位,自然令党内人士联想起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而邓三公主邓毛毛当时扮演的角色则与当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十分相似。
至于邓小平去世之后已经"独自理政"的江泽民为什么会在中共十五大之后仍然还要让王瑞林继续位高权重,当时中共党内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就是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的政治秘密。大意是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之后,江泽民眼看杨尚昆,乔石、田纪云等人均已经开始"仗势欺人",邓小平在珠海召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居然不通知江泽民这位军委主主席,江泽民审时度势后立刻调整战略,先通过表示改革开放的决心令邓小平不至从路线角度继续对他质疑,继而有亲笔诬告信送到邓府,状告杨尚昆"谋反"(即准备为"六四"平反)。
当时党内也有传言说: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和李鹏在邓小平南巡后,写给邓小平本人的检讨书,而这些文字材料只有王瑞林掌握。
传言虽然无法证实,但类似事情在中共建政史上的确已有先例可循。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汪东兴曾公开对外宣称:"毛主席不在了,'四人帮'倒了,关於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只有我一人最清楚。"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依然留用王瑞林肯定是有无奈和"不得不"的被动因素。当时的江泽民怎么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王瑞林会成为他的政治"挡箭牌"。不太好想象习近平在把徐才厚、周永康等人下狱之后还会公开追究江泽民"用人失察"之责----毕竟江泽民的大名已经写进了党章,所以才有了徐才厚的"伯乐"不是前军委领导人,而是山东籍政工高官的"内部消息"被"出口转内销"。如果有一天中纪委的网站上突然出现了王瑞林"正在接受调查"的公告,人们将不会惊讶。

——RFA

2015年1月3日星期六

胡少江:八十年代初一次失败的反腐努力

图:钟沛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视发表了二零一五年新年祝词。虽然他的祝词涉及经济发展、民生改进、体制改革、反腐倡廉、外交事务等方方面面,但在实际上,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民生改善乏善可陈,环境污染日益突出,改革进程阻力重重,外交领域华而不实。能够给人留下一些印像的基本上只剩下一项:中国执政党抛出了几个"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大老虎。

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一案,经过了一年多秘而不宣的尴尬之后,中国政府从去年七月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公开动作,先是宣布立案审查,随后是开除党籍并开始司法程序。与此同时,在这一年中被抛出来的还有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原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最重要的助手、被认为是团派核心人物的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国家级领导人以及数十位部级官员。

虽然仍然有不少人提出批评,认为身为习、王等太子联盟的"打虎行动"门第色彩过于强烈。被打的官员中,没有一个在中国的官场、商场横行多年、贪婪跋扈的"红二代",被抛出来的都是些贫苦出身的为红色家族"看家"的喽啰。但是,老百姓痛恨官员,对习、王将打贪行动升级至常委和军队首脑还是乐见的。习近平也通过打贪运动迅速立威,基本达到了清理门户、巩固权力的目的。

回顾近年中国官场的打虎,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执政党内改革派官员的一次反腐努力。那是在一九八零年,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公开反对时任商业部长王磊的腐化行为。王磊曾经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他凭借权力,经常到丰泽园吃霸王餐。陈爱武冲破重重阻力,直接向中央纪检委写信告状,最后中纪委不得不出面对王磊进行批评。

按照中国执政党的常规,这件事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时改革阵营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佩璋却想通过此事进一步推动对党内高级干部腐败现像的公开监督。一九八零年十月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公开表扬了挑战腐败的陈爱武,点名批评了王磊。此事迅速在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但是,中青报此举也引来了党内高层的不少批评声。批评者认为,纠正不正之风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应该维护执政党和高级领导人的威信。他们反对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的做法。钟佩璋的老上级、刚刚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对《中国青年报》表示了支持。党内不少改革派也希望从此能够"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最终"建立正常民主生活"。

最后的结果是,改革派人士钟佩璋和他领导下的中青报没能为中国的媒体赢得这场战争,甚至连他们的上级机构共青团中央也对报社进行了批评。从此之后,没有经过各级党委的批准,即便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任何新闻机构都不能对那些腐败的高级干部进行点名批评。多年后,当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他当初支持媒体点名批评腐败的高级干部也成为一项罪责。

现在看来,正是由于执政党剥夺了媒体对党的领导人实施监督的权利,才会有后三十年中国官场上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大小小老虎们的前赴后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打虎的过程中,不仅没有为中国的媒体解禁,反而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格。也正因为如此,对习近平的打虎究竟能持续多长、党内的腐败现像能否就此根本性逆转等问题,我非常不乐观!


——RFA

2015年1月2日星期五

高新:军委秘书长被邓小平决定取消的真实原因

邓小平和王瑞林(右)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外部评论界对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后江泽民在军权上的掌控程度过于高估,理由就是十四大之前江泽民的军委主席因为有杨家兄弟的"辅佐"而有名无实,而十四大之后他事实上仍然还是被邓小平的代理人长时间"辅佐",尤其是在军队组织工作方面,具体说起来就是对军队高级将官的选拔、培养和职务安排上都是王瑞林在实际操作。
所以,如果说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邓小平的"摄政王",那么王瑞林和迟浩田则是十四大之后邓小平安排在江泽民身边的"辅政大臣"。

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安排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共现役军人中"硕果仅存"的老红军辅佐阿斗书记"江核心"。 据此,当时的评论界都认为如此举动意味着邓小平已经向两位"顾命老臣"托孤。其实,此时的邓小平,不可能不明白,刘、 张二人即使忠心不二,也因为宝刀已老,难当重托。但是,一是因为邓小平偏听江泽民、李鹏等人的谗言,整倒了"杨家将", 就只能同与"杨家将"对立的张爱萍、叶飞等老军头妥协,张爱萍等人对刘华清的重视及对张震的举荐, 邓小平不得不听;二是因为江泽民这样的军委主席,如果没有资历甚丰的老军头辅佐,对军队工作也确实既拿不起,更放不下。
当然,除了老军头的大力推荐,肯定还有其他外界所不知的复杂的原因,决定了"十四大"上的军委副主席由刘、 张二人担任。但是,十四大召开时刘华清已经七十六岁,张震已经七十八岁,虽说"夕阳无限好",毕竟都"已是近黄昏",仅由他们两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总不是长久之计。按照常理分析, 既然要从"众望所归"的角度考虑,让刘华清、张震两个早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老红军"出任军委副主席,协助江泽民压阵, 就应该安排一名"年富力强"者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查中共军史,"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设立, 是从一九七七年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开始兴起的,主要原因就是担任军委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者都是年事已高,难以承担日常的、事务性的琐碎工作。但中共十四大上偏偏就取消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职位。当时外界分析的可能因素有三:
一,原计划由杨白冰继续担任此职,后因为十四大前夜突然发生倒杨事件,已来不及再做安排,所以便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暂时取消此职位。
二,当时中共内部,特别是政治元老及老军头之间,在此职务的人选上有争议,故"妥协"为暂时不设此职位。
三,邓小平有意造成军委秘书长职位的空缺,而由王瑞林具体行使此一职权。
笔者认为,从日后的种种迹象看,特别是从王瑞林被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安排为中央军委委员并授以中共最高军衔的现象看,上述分析的的第三种才是事实真相。
十四大召开后,江泽民虽然在一九九四年秋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班"已经"完成",但该会议闭幕十多天后,随着会议公报的上述最关键内容被公开对外宣示,北京城内就传出了传出了邓小平委托王瑞林和迟浩田"多抓军队"工作的消息。果不其然,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宣布了增补王瑞林为军委委员,迟浩田出任军委副主席。
显然,正是因为顾虑到了秘书"摄政"有违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一层,所以,邓小平对王瑞林的职务安排是精心设计过的。如果直接给王瑞林一个军委秘书长头衔,党内军内自然会联想到此前安排杨白冰出任总政主任时邓小平说过的那句"内举不避亲",此话在邓小平牺牲杨家将之后已沦为政治笑柄,更何况王瑞林因为完全没有军队基层和中层的任职经历,公开以军委秘书长身份招摇过市,势必比杨白冰更难浮众望,所以邓小平才在自己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为江泽民政权设计出了让迟浩田在台前,王瑞林在幕后的办法,原因是迟浩田早在担任基层指挥官是即立下赫赫战功,与同龄人比资历,无人不服。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与现如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均不是中央委员,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党内身份最高身份也只能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情况相比,邓小平时代的事实上是只接受他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和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时期的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党内身份都是中央委员。
自令计划被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之后,中共官方媒体也终于可以公开、直接地揭露令计划的种种罪责了。有媒体文章总结说历史上的每一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日后都会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更高,唯有令计划是因为在中办主任位置上尚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已被"贬"为统战部长,所以才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位置无缘。
这话其实不全对。毛泽东时代的事情这里不说,单说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历任中办主任是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刚、令计划和如今的栗战书。
其中的王兆国虽然日后也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却是在经历了被贬官下放的"走麦城"之后。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之前,王兆国的党内身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大上只"当选"为普通中央委员,等于是从副国级贬为正省部级。到了十年之后的十五大上,他
王兆国才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此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职务与离开中办之后的令计划一样,都是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统战部长。
自从中共十三大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凡是关于王兆国的相关分析、报道,均认定王兆国是因为得罪了陈云等"老同志"而被邓小平同意放弃。相关"内幕"的大致内容是:1986年学生运动失去控制并导致1987年胡耀邦下台。在此事件中,据说王兆国竟出来揭发批判胡耀邦的"问题"。当陈云看到王兆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胡耀邦发言纪录后,"摇了摇头",提笔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邓小平立即跟着批示:"同意陈云同志意见,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让他去。"因为邓小平经历过三起三落,所以他最恨落井下石之人。当知王兆国忘了胡耀邦的知遇提携之恩而对其批判后,又岂会再委以重用。而在这次事件中,胡锦涛在批判胡耀邦的时候不像别人一棍子打死,而是比较客观,没有过分的言论,反令邓觉得他政治敏锐、为人正派,可以放心使用......
如此"内幕"最经不起判断的是一九八六年底的胡锦涛只是贵州省委书记,党内高层"批胡(耀邦)"完全没有他胡锦涛参与的可能,何来"胡锦涛在批判胡耀邦的时候不像别人一棍子打死,而是比较客观,没有过分的言论"一说?
而笔者得到的相关信息也是王兆国得罪了"老同志",但当时力促邓小平放弃培养王兆国的并不是陈云等党内决策层的"老同志",而是中办副主任群体中的"老同志"。
当时除了温家宝,中办的其他副主任,特别是掌握实权,直接听命邓小平指挥的两名副主任杨德中和王瑞林相比王兆国,都是军龄和党龄与王兆国年龄相仿,甚至比王兆国年龄还老的"老同志"。其中的杨德中从一九八零年即被邓小平安排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一九八二年底又被明确为中办第一副主任,王瑞林则被安排为中办副主任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杨德中的中办第一副主任的头衔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八年七月,此后的中办虽然没有明确谁是第一副主任,但掌握实权的王瑞林的中办副主任是和他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一同持续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为止。有此二人在党内"辅佐"中办主任,在军内"辅佐"军委主席,再加上一个王瑞林的拜把兄弟担任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王瑞林一手安插的张万年先是担任总参谋长,继而升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军委副主席,这才是当年徐才厚被提拔、培养和最终得以位高权重的真实背景。

 ——RFA

洪晃:受虐者的狂欢

章含之遗像与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品人)

12月16日,我正开车去参加一个活动,接到一记者的电话,跟我讲述了网络上狂传聂树斌被匆忙枪毙是为了取肾给我母亲做肾移植。我浑身顿时木了,勉强把车停在路边,问清楚状况。这种事情是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更何况当谣言把罪恶栽赃到亲人身上。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真的有点懵了。
镇静下来,我决定还是回答这个记者。因为不仅她需要答案,我也需要答案。这是我回复记者的短信:
"我母亲的确换过两次肾,她是1995年得肾炎,透析一年多以后换肾。第一次换肾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第二次是7年以后在上海长征医院。两个医院没有透露肾源。我作为个人一直非常关注聂树斌的案件,期待案件有公正的结果,期待一个依法治国的中国。"
因为我妈妈是1996年换肾,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然而这并不说明我不用反思整个器官移植的过程。妈妈两次换肾,我们都不知道肾源是哪里,更不要说是谁的。作为病人和家属,我们只是庆幸在需要移植的时候,能够及时找到匹配的器官。我们从来没有参与寻找匹配的器官,也没有打听过器官的来源。这一切都是医生安排的。而我们为什么不参与、不打听,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所以虽然我肯定我妈妈的肾移植与聂案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我们都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
如果我们要谈器官移植,那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刑法下死囚的权利。哪怕这个死囚不是错案,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那这个犯人有权利吗?死囚的器官使用有规定吗?需要家属同意吗?还是毙了就可以器官随便用?死囚对自己的器官如果没有任何权益,那又有哪些法律条款能够保证中国的死牢不是器官移植的提取库?
质疑器官移植的病人是愚蠢的,因为我相信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章含之作了器官移植。质疑医生也是愚蠢的,中国只有280万名医生,除了已经被病人家属在走廊里杀死杀伤的之外,我们真的还要质疑这些中国健康最稀有的资源吗?那我们质疑谁?
去追寻聂树斌的肾移植到谁的身上没有意义,去追究聂树斌错案的原因来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则是有意义的,是唯一能防治更多冤案的措施。如果聂树斌的器官真的被移植采用,那么其他犯人呢 ?固然聂可能是冤案,那如果不是冤案的死囚的器官被任意采用呢?我们要不要保护死囚的人权以及他们的器官?
这是我当年作为病人家属不敢面对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太多道德问题、利益问题、亲人的生死问题,这些问题的沉重有时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社会的"恶"给我们带来利益和方便,我们选择合十,说一声阿弥陀佛,感谢老天爷的厚待。而对于"恶",我们假装看不见。我妈妈换肾的过程中,这的确是我们的行为。
我对散布谣言的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目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也许跟章含之和我根本没有关系,这些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去揣摩,更不值得去起诉。
但公众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吃惊。没有人去探讨中国司法问题,没有人询问中国医疗制度中器官移植的细节,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等都恐怖,这是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的原因。
因为有这种群氓,法治的公民社会总是跟中国社会擦肩而过。群氓的社会对公正不敢兴趣,他们对所谓公正的关心是伪的,是一种发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会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长时间的不公之后,这种群体只需要找几个"罪魁祸首"出来,让大家发泄一下,批斗鞭尸,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
这种狂欢在中国有随时爆发的可能。狂欢后,这个社会可以立刻回到打酱油的状态,沉默地忍耐着下一轮的暴力和不公,一直到下一个"罪魁祸首"的诞生。中国要依法治国,每个人必须从受虐者变成公民,这不是单靠政府就能完成的,而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要自我完成的—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都必须开始关注我们的权益,包括死囚的权益。
这个权益,好像叫人权。

——南都周刊第838期

2015年1月1日星期四

梁京:令计划的中国梦VS习近平的中国梦

"习近平皇帝"的网络图片


令计划被整肃,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他的中国梦挑战了习近平的中国梦,对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已经有网民指出,如果令计划的中国梦成真,中国的臣民们现在都要学习令的讲话精神,而不是习大大的讲话精神。有不少中国人会因习近平而不是令计划成为"当今圣上"感到庆幸,因为他们相信令计划会是一个坏皇帝,而习近平则是一个好皇帝。

不过,也会有很多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认为谁当皇帝都和他们没有关系。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令计划是一个坏人,习近平是个好人,但他们相信,为中国未来计,坏皇帝比好皇帝更有利。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坏皇帝会让中共更快倒台,而好皇帝则会延长一党专制。当然,中国永远也不缺另外一种人,他们希望坏皇帝上台,是因为这样会增加自己取而代之的机会。至于争皇帝的大战会让洪水滔天、生灵涂炭,这种人在所不计。

中国人对令计划垮台的种种态度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说明令计划的皇帝梦虽然破灭了,但中国人并没有走出皇帝梦带来的政治困境。因为对太多中国人来说,中国梦就是皇帝梦,皇帝梦就是中国梦,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从这个梦中醒过来。

那么,习近平的中国梦究竟是一个什么梦?他是不是也在做皇帝梦?这正是当下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思考和议论的热门话题。我的看法是,与其说习近平在做皇帝梦,不如说他在做伟人梦。因为我相信他宁可让后人纪念他是皇帝梦的终结者,也不愿让后人嘲笑他是亡国之君。这正是很多人对习近平寄希望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说明,他很难超越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文化。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六四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八九年邓小平为了动用军队清场,不得不把中共元老们请到家中共商大计。但是,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做好了乾纲独断的准备。在杨尚昆宣示军队要保驾护航之后,邓小平无视陈云等元老的不同意见,一举扭转了中国这条大船的走向。从此,皇权文化在中国全面回潮,邓小平去世后更是泛滥成灾。近二十年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各种帝王戏、宫廷戏的热播氛围中。江泽民毫不掩饰他做皇帝的快意,朱镕基被《雍正王朝》感动落泪,胡锦涛则感叹他没有一个张居正。习近平也不能免俗,他公开讲自己要学刘邦、刘秀和刘备的用人之道。

从薄熙来到令计划,围绕中共最高权力交接发生的一幕幕大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中国人的皇帝梦正在演生出一种非常危险的权力游戏。这种游戏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的规则实际上颠覆了人类关于权力正当性的一切理性基础。传统的权力正当性基础,强调血统神性,这样有助减少纷争和杀戮;现代的权力正当性,强调民主,这样比较公平,更避免了杀戮。而中共的权力游戏,既不能减少纷争,又不能带来公平,反而刺激许多无德无能之人心生妄想:"既然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 令计划的争权大戏就是由这种妄想驱动的,当然,也是由巨大的贪婪驱动的。令计划必定看到,要保住家族攫取的巨大利益,唯有夺得上位,否则就像现在这样,成为新皇帝的俎上之肉。

一些人拥戴习近平,除了因为他本人没有恶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沾了他父亲英名的光。也就是说,习沾上了一点传统权力正当性的光。但是他对此不是很清醒,他想把自己的权力正当性与毛和中共连在一起,殊不知中共的正当性不仅因大规模杀戮受到现代文明理念的质疑,而且,近二十年来中共对国民的空前掠夺,已经让这个政权难有回天之力。

更多人对习近平有所期待,是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终结中国成王败寇的血腥游戏。人们不愿看到,为了产生一个新的王朝,亿万百姓又要遭遇血光之灾。

有消息说,此次令计划入罪,并非习近平的既定安排,而与令家族的反抗和逃匿有关。既然令计划有篡夺大位之嫌,为什么习近平迟迟不动手? 关键就在于其中的政治含义对中共政权非常不利。我希望令计划的中国梦破灭对习近平如何诠释他的中国梦能带来积极影响。习近平的中国梦虽然无法改变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然前景,毕竟会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鲍彤:2014絮语

鲍彤
腐败淋漓尽致,反腐扑朔迷离。2014年的反腐败,有声有色,振聋发聩,耐人深思。

本年度最夺目的画面是反腐败。一年打出几十只老虎,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在党的领导下,无论腐败还是反腐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腐败分子个个是党提拔起来的。党管干部,干部腐败。党管庙宇,庙宇寻租。党治理下的官场、市场、名利场、风月场、文武场,腐不忍睹。

如此腐败与反腐,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该痛,还是该快?

理论家如衣俊卿等一贯献策曰,"制度自信"。人们则普遍寄希望于制度的进步。闭塞浅薄如我,也作如是观:只要公民无权选举和监督官员,中国必有数不清的老虎源源不断应运而生。

但是到目前为止,反腐败绝对是党的专利。老百姓谁想反腐败谁就犯了罪。多位朋友因此被捕:他们或因提早举报了周老虎,或因继续要求全国官员公布家产,他们主张公民有权反腐,主张实施宪政,主张真普选……。

他们于是被捕,下一个可能是我。据说这就叫"依法治国",尽管被捕的全是一心一意支持反腐的守法公民。

他们难道因反腐的言论不合乎公仆的胃口而成了言论犯?难道因反腐的思想不合乎党中央的尺寸而成了思想犯?谁叫他们不明白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不共戴天?中国的反腐败,必须由党不由人。老百姓想插嘴就已经被构成了犯罪。

有过两个中央全会,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去年三中全会的主题叫"市场起决定作用",我无条件赞成。只不过就事论事,有权垄断的人根本不是外人,其实就是正在提倡"市场决定作用"的党国。今年四中全会主张依"法"治国,当然好极了。不过最高法院院长则照旧宣布,依"两类矛盾"判案。回忆人大常委8月31日的决定,令人恍然大悟,原来必须如此这般,才叫依法落实港人治港和依法普选。

我仍然非常愿意唱赞歌。

我对内蒙古高级法院的工作表示敬意。他们以大无畏的勇气,平反了18年前的呼格奇冤。如果能够普及,如果一切沉冤,一切由历届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沉冤,一经发现,一律昭雪,公平正义在中国就有希望了!

我渴望普及。普及比示范重要。普及一天,四中全会才有一天的生命。事实胜于雄辩,天天普及就能证明它天天有生命。

2014年的中国,还办成功了一件无法逆转的大事:南水北调。既然已经载入党史,当然应该听凭后人指点评说。

不喜欢听不同意见的人,与其捂别人的嘴巴,不如堵自己的耳朵。"言者无罪"这一条,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再次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重新成为中国的文化遗产?

2014年就是这样过去的。这是我记得的2014。

——RFA

江棋生:依宪执政,还是违宪执政?

江棋生
12月中旬,俞梅荪先生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公义而抗争,为自由而发声。在文中,梅荪先生义正辞严地控告北京警方知法犯法,公然违反《刑法》第238条和《警察法》第22条,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长达66天。我与梅荪先生以前是邻居,彼此相熟,知道他是有心人;他将这篇控文特意改定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应当是有深意的。不过读罢全文,我却不禁为他直呼可惜。梅荪先生本可顺理成章往前推进,根据宪法第37条尖锐地指出:就在当局前所未有地对"依宪执政"作高调鼓吹和炫目宣示的同时,北京警方不仅知法犯法,而且知宪违宪!然而,在仅差一步之遥的地方,千虑一失的梅荪先生停了下来。

现行宪法第37条很有普世性,它白纸黑字地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别跟我说,那些与梅荪先生日夜相伴、身着制服且信誓旦旦忠于宪法的人,乃是并不知道这一宪法条款的宪盲们。不,不是的。事实上,他们奉命去非法限制梅荪先生的人身自由,是没把宪法第37条放在眼里。

那么,知宪违宪的警方,为什么心里就不打鼓、不犯怵呢?这个答案,在梅荪先生的文中就可以找到。当梅荪先生怒质警官:"你们非法剥夺我人身自由,给我造成极大的伤害,怎么整顿?"后,那位警官坦然答道:"这是上级命令,是政治任务,不怕你告。"这可是一句如假包换的大实话。从这句大实话中可知,中国警员的违宪底气和牛气,就是来自对执政潜规则的心知肚明。这条执政潜规则是什么?它就是:"政治任务"重于一切。

这条潜规则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意志高于立法意志,政治准则高于其他准则。因而,中国警方,以及整个中国权力体系真正敬畏的,不是宪法和法律,而是体现政治意志的"命令"。于是,无论是上级下达违宪命令,还是下级执行违宪命令,均心安理得、有恃无恐。说到这儿,我还想与梅荪先生争鸣一下,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也不是海淀分局国保和恩济庄派出所警员"在给习总书记捣乱",而是习总书记和他们上下一致臣服于上述执政潜规则。

不难明白,在这条潜规则的淫威之下,无视和轻蔑作为宪法核心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违宪执政,就势必成为当局基本的治国理政机制。

首先,就梅荪先生遭遇到的当局无视宪法第37条而言,就有世人皆知的对赵紫阳先生长达16年的非法幽禁,有正在执行中的对刘霞女士的非法软禁,有随时可对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人士、维权死磕律师、张焕枝和念建兰式访民亮出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种种"措施";有好不容易撤销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等违宪法规之后,还在继续实行的"收容教育"这一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更有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违宪"双规"。还应当加一句,所有这些知宪违宪的执政行为实施者,都不是忐忑不安的,而是安之若素的。

再看当局轻蔑宪法第35条的违宪执政事实。该宪法条款深具普世性,昭告了公民的六种基本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很清楚,如果真的依宪守宪,中国就不会有以言治罪,就不会有禁书令,就可以同人办报,就能有真正的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民众就可合法地举行针对执政者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然而,现在的基本事实是,以言治罪司空见惯,禁言禁书说来就来,删帖封号夜以继日,同人办报决不允许,真正的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不能存在,还专门搞了一个《集会游行示威法》,居然规定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要经执政者"批准";而该法生效25年来,执政者从未批准任何一次民众冲其示威的申请,真的圆满实现了邓小平"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政治意志。(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还有必要看看当局轻侮宪法第34条的违宪执政事实。符合普世价值的该宪法条款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样很清楚,如果真的尊宪行宪,真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不会有正式候选人一概被上级内定或限定,甚至选举人被打招呼要确保实现预定结果的假选举。然而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选举不能出岔子、出意外,这是政治任务。那么,完成政治任务与按照宪法行事,二者孰轻孰重?对此,权力体系中从上到下,都深谙前者重于一切。于是乎,在比村委会选举层级更高的各类选举中,宪法第三十四条被视若无物,假选举比比皆是,真选举凤毛麟角。更有甚者,在大陆搞假选举成了瘾,竟还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深圳河,到香港去如法炮制!

如果我们冷峻地回溯当局的执政史,可知中共建政65年来,已经相继演绎了它的执政四部曲:从无宪执政到虚宪执政,再到废宪执政,最后是违宪执政。自1949年至1954年,搞的是无宪执政,靠文件、社论,靠搞运动执政;从1954年到1966年,搞的是虚宪执政,虽有宪法,但被虚置,依旧靠决议、开会、搞运动执政;1966年到1976年,搞的是废宪执政,五四宪法被弃之如敝屣,毛泽东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结果是浩劫十年,天怒人怨;后来,在吃过文革苦头的邓小平主政下,虽搞了一部八二宪法,然而,由于一党专政的政治意志凌驾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上,违宪执政势所必然。不管如今当局的尊宪姿态作何嬗变,口头宣示有何长进,都不会改变其违宪执政的基本底色。

中国政治发展的下一步,当是变违宪执政为依宪执政。

依宪执政的关键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再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成为真正的硬道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再也不能发布、施行侵犯人权的政治命令。

显然,真正的依宪执政不是别的,就是当局一直痛加反对和贬斥、但却在这个星球上已然大行其道的民主宪政。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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