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飙车 2026年9月10日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早，新华社播发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新华社为此特别发了一个“公鉴”，大意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请即于显著地位，转载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则“公鉴”，新华社就传达了一项重要指示，而下这个指示的“上级领导”是谁，不知道；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但第二、第三天，全国各地省级报纸纷纷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这篇文章，惟独文汇报一家没有转载。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回忆当时情况，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今天回忆二十年前的那场讨论和争论，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市委一位主管宣传报纸工作的书记。他对我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我回答说：“好的，新华社还没有发。”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报一位我认识的副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过去我们两个“解放”一直合作得很好（两个“解放”是指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文革”前夕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时，在业务上与解放军报联系较多，有过愉快的合作），今天新华社要播发我们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是批《苦恋》的。希望你们《文汇报》和我们，一南一北，一同见报。”我说：“新华社稿子我还没有看到，看到后再联络。”大约中午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播发了，我把电讯稿一连看了两遍，放下眼镜沉思起来。我的直觉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军队批评部队一位作家的作品，要这样大张旗鼓？为什么这篇文章全是政治批判，语气十分严厉？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要全国地方大报都要同时在显著地位刊登？我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连忙叫秘书通知报社党委成员立即到我办公室开会，并传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
我不认识剧作者白桦，一九八零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放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是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这部影片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们看的，会议没有展开讨论。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给我留下两点模糊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况凄惨，我看了很难过，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画面上，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暗示：领袖被无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践踏了。看到最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
碰头会在热烈进行。大家看过电讯稿，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有的说，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惊魂甫定”，“心有余悸”，这样一批，一围攻，以为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有的说，全国的大报都一起转载一篇批评文章，这不是又重复“文革”时大批判的做法吗；还有的说，评价一部作品，既要考虑思想内容，又要作艺术分析，不能只从政治概念出发，用政治原则代替文艺批评。议论很热烈，我最后征求大家对转载这篇稿件的意见，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转载这篇稿件。会议进行中，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打来第二次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但他不肯说明是什么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指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我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
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是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命题来批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认为《苦恋》是当时要开展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反面典型。
评论文章的基本论点是：一、《苦恋》写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从主人公解放前后的遭遇，说明作者所描写和抒发的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文章认为：“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二、《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文章认为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三、文章认为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隐喻、符号和语言，反复表现的是“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太阳”下的人和苦难的命运，以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的悲剧。文章说作家“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四、《苦恋》一再唱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的主题歌，认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写在经书里、悬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
看了以上比较详细的论点摘要，可以看出，解放军报的评论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的主旨，就是说剧本《苦恋》的作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论，也是结论。虽然没有写“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听熟了的词，但文章批判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我当天下午找来电影剧本《苦恋》仔细看了。我认为，作者创作这个剧本，是看到一些社会现象，接触到真实的人和事，有强烈爱憎的感情，对“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是痛恨的，对党过去实行的“左”的错误路线和危害是有切肤之痛的，对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因而剧本有许多情节是真实的，感人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崇拜，并由此作了一些十分夸张的、绝对化的描写，把一些现象孤立起来，又人为地使之极端地对立，因而造成失误。作者思想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艺术表现上的迷乱和失实。
问题是，如何对待一部有错误倾向的文学作品？如何去分析作品中的错误思想和艺术方法呢？我感到，军报评论员文章不是把握得很好，而是从政治概念、政治原则出发，一一作出“政治裁决”。
临傍晚时，领导同志又打来第三次电话。他问：“你们决定转载了吗？”我在电话中，详细地把上午讨论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一一作了汇报。他没有对我们的意见进行批驳，却说：“你们对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批？应该转载嘛。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认真考虑。”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的确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对待错误倾向必须批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批评错误的东西，也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一晚，我上半夜在报社看稿件，下半夜回到家里基本上未合眼，翻来覆去，考虑转载这篇评论文章的事。我反复考虑，不转载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是从有利于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出发的，但我也知道，坚持真理有时是十分困难的，是会冒风险的。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报社，看到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而文汇报按照我的意见，夜班没有转载。读者不断有电话来。有许多读者，我估计主要是各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尖锐地说：“军报的文章就是‘大批判’，戴那么多‘帽子’，是‘文革’的遗风嘛，我们看了不理解，三中全会开了，政治运动还会再来吗？我们的确是心有余悸。文汇报不转载，我们都认为是对的。”但也有少数读者，我估计比较多的是机关干部，他们也尖锐地用质问的口气说：“解放日报转载了军报文章，文汇报为什么不转载？党报为什么不讲党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正是社会存在的现实思想的反映。
上午，我约评论部、文艺部负责人研究。我提出：我们未转载军报的评论员文章，并不意味着《苦恋》剧本没有错误，只不过说明，我们认为，要对《苦恋》的错误作实事求是的批评，要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批评，因此，我们要立即写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可考虑是：《评电影剧本〈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大家认为我们写这篇评论，不要扣大帽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要说服人，而且要从剧本的实际出发，既作思想分析，也作艺术分析，相信这样做，广大读者是会接受的。
在我们开会讨论的过程中，接到了领导同志的第四个电话。他责问：“你们为什么原因不转载军报的评论文章？”我又把昨天说的意见向他扼要汇报，他听了一半就把电话挂了。这时我心绪不大好，我请副书记刘庆泗坐在电话机旁，如领导有电话来，就记录一下。果然，隔了五分钟，第五个电话来了，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你告诉老马，不转载是不对的，看风是要倒霉的，危险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经过市委的。你们是党领导的报纸，不能自行其是……你们办事不漂亮。”语气是十分凌厉的。说我们“跟风”，跟谁的风？跟什么风？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自行其是”，我们将不转载的理由及时向领导汇报了；说“经过市委的”，我们不知道市委做出过什么正式指示和决定。这些都从何说起？
看过电话记录，我心情更沉重。对这位领导同志，我们是很敬重的。他曾被错误地划成右派，下放东北劳动，对极左路线的危害应该说是有深刻体会的。可能的情况是，现在地位变了，考虑问题可能不够客观、冷静，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顾我几十年的办报生涯，的确是个多次得到表扬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顶一万句”，很少考虑“为什么”，有时我也办过一些错事、蠢事。我反右时受到处分，“文革”时受到严重迫害，党籍也被造反派开除掉了，粉碎“四人帮”后才彻底平反，但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我开始对问题的考虑比较周到些，头脑也更清醒些。如果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想不会发生转载和不转载的事，我也可能还在糊里糊涂地“照办”。
既然电话中说“经过了市委的”，市委如何讨论？如何决定？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重要的组织原则问题。于是，我下午匆匆赶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进过他的家门。我再一次汇报了有关转载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经过和报社领导同志讨论的意见，我问市委是如何讨论和决定的，回答说没有讨论过。我又提出，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对我们有意见，很难讲通，可否请他做点工作。他连忙一口回绝，只是说，你去和他谈谈吧。至于对这件事应该如何看，他却什么意见也未表示出来。没奈何，我只得又跨进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的家门，他有点感冒，躺在床上。我坐到他的床边，问候他的健康，想听听他对我们不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有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我也可以再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坦诚地交换一下。可是他始终未说出我们未转载评论文章究竟错在哪里，我也只得怏怏然回到报社。不一会儿，老刘又记录下第六个电话。老刘为我挡驾说老马出去了，对方说：“你告诉他，不要转变抹角，找××（指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样要把关系搞坏的，是理屈吗？……”老刘也搞不清楚电话里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傍晚，我在审阅新闻稿时，电话铃又响了：“是老马吗？这种事（还是转载军报评论文章的事），你们做得不漂亮。我们俩关系蛮好嘛，你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怎么做朋友呀……”我拿着电话机，半晌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两天里七只电话，要把电话内容一一解读一下，可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办报人，为了坚持一点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我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下午书记处要开办公会议，讨论《苦恋》问题，请我列席。我很高兴有一个正式的场合来讨论问题，可以把是非谈清楚。我拉着副书记陆灏一起去，好在旁边提醒我，免得我说话走火。市委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首先开腔，不讲事情的起因和过程，也不讲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是出于何种考虑，而是劈头劈脑对我进行批评：“你马达，要知道，文汇报是党领导的报纸，是市委的报纸，你眼里还有市委吗？”我说：“对于中央、市委的决定、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领导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听了照办……”他接着又说：“你是老党员，老报人，你不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我又接着说：“我不是新党员，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难道只有领导说了算，下级不能提出意见吗？……”陆灏也插话说：“我们不转载军报文章，不是老马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下来的，是认真考虑以后做出的。”那位书记火气未消，继续说：“现在社会上就有错误思潮，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我说：“对错误思潮，我们是要批评的，但是要实事求是地批，用正确的方法批，我们已另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今晚就送来大样请您和市委审查。”他不理会这件事，仍然大声嚷道：“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听中央的、市委的……”说着，站起来拍着桌子，“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听到这里，我的情绪也激动了，给我戴上几顶“帽子”，就是不讲我的错误在哪里，于是我也站起来，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上级说了，下级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我错了，市委撤我的职好了。”这时，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同志看到双方说话火药味较浓，讨论已无法进行，但他又不好当着面批评同级的副书记，于是就朝着我说，“老马，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总要讲纪律，讲民主集中制嘛。”翻来覆去讲这两句话。未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什么是对是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明。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散会了。回报社的路上，我对老陆说：我们背着一笔糊涂账回来了，传达也没法传达。后来，我在报社领导班子里讲了会议的情况。当晚，我们送审的批评《苦恋》错误思想倾向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也石沉大海，连个回音也没有。
那时候，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停地思索。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在纠正右的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肃清“左”的错误影响，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左”的思想由来已久，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侵入我们的肌体，有时曾经受过“左”的错误之害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以“左”的那一套来对付别人，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印记，也是不幸的悲剧。
这件事还没有完结。隔了几天，胡耀邦到浙江杭州，打电话到上海，要文教书记去杭州汇报工作。两位书记一同去了，听说，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在汇报工作一开始，就向胡耀邦提出：我们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市委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他想等待胡耀邦说一句严厉批评或者立即查办马达的意思的话。胡耀邦仔细听了他们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他们没有想到胡耀邦这样回答，再讲也就没有意思了。
关于转载还是不转载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讨论和争论，就在这时画下了句号。
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六十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今天我们已有不小的进步，希望明天会有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