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秩序 2026年10月4日
方绍伟：序言（终结中国人只能翻译介绍和激动推崇西方社科理论的“学术买办史”）
1817年1月26日，著名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致李嘉图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富与国贫之原因——此乃一切政治经济学探究之宏大对象。”数百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孜孜以求地寻找问题的答案。到今日，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又似乎还是知道得很少，因为，强调不同因素的新理论还在不断涌现。我们可以从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畅销和流行的以下几部著作里，持续地感受到人们对问题和新答案的兴奋之情：
1.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24诺奖得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包容型制度或民主制度最重要。
2. 达利欧（著名投资家）：《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国家信用、国债规模和货币价值最重要。
3. 莫基尔（2025年诺奖得主）：《增长的文化》（西欧为什么会率先崛起？）——关于自然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知识最重要。
4. 戴蒙德（演化生物学家）：《枪炮、病菌与钢铁》（地理为什么最重要？）——强调地理物产的终极决定性（相关的另一本是彭慕兰的《大分流》）。
5. 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认知革命为什么最重要？）——强调人类认知突变以及虚构故事、想象构建、数据革命和人类一元发展的意义。
6. 格雷伯、温格罗：《人类新史：1492年以来的全球纠缠》（自由实践为什么最重要？）——强调自由实践、多元纠缠、全球化、非欧中心、多因偶然和多元发展的意义。
按照一种把握“理论布局”的分类方法，以上这些书涉及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经济结果”四个环节。前三本书侧重于社会因素（政治制度、国家信用、文化观念），后三本书侧重于自然因素（地理物产、认知革命、自由实践），还有很多专业经济学著作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因素（如投资、储蓄、知识、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
在大学的课堂上，一个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也许会告诉学生说：“这些理论都各有道理。”但是，如果你碰巧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你对“各有道理”的判断可能会略有不满。你或许想追问：对于特定甚至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兴衰结果而言，到底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还是经济因素的作用更大？如果三种因素都能起不同作用，它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已经给我们展示了经济成功的经验和经济失败的教训，有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对国家经济兴衰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呢？
阿西莫格鲁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针对的就是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侧重社会因素的“包容制度论”似乎还是没有击中社会机制的要害，并且对上述三类因素的相互关系也没有给出系统的分析。本书名为《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直接对标的就是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本书认为，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提出的“包容制度论”无法成立，因为，“包容制度论”本质上认为“西方民主决定经济发展”，而为了回避“有西方民主也可能没有好发展”（如菲律宾、利比里亚、南非、莱索托、海地、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没西方民主也可以有好发展”（如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中国）的现实，“包容制度论”因此就不得不对包容制度的概念进行一般读者所不可能辨识出来的定义扭曲（如把印度民主划在包容制度之外），同时把现实中的持续经济发展说成非持续的经济发展（如中国）。
随着阿西莫格鲁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包容制度论”似乎成了解释国家经济成败的标准理论。这确实也表明，从理查德·坎蒂隆和亚当·斯密开始的、经过无数经济学家（包括提出“统一增长论”的奥戴德·盖勒）共同努力的经济增长理论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但是，这个新高峰也仍然不幸地带着西方政治文化的偏见，以至于连“有西方民主也可能没有好发展”和“没西方民主也可以有好发展”这么明显的事实都会被否认。这对于反对民主的人来说会特别感到问题绕不过去，但对于支持民主同时又有“逻辑正义感”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在逻辑上特别难以自处。这也许能警醒我们，当一个现实问题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总结发展到一定阶段，全面反思这个现实问题的理论逻辑，就成为一个与经验研究同样紧迫甚至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对底层理论（潜理论）的逻辑分析和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也就成为破除旧理论迷信的唯一手段。
为什么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制度论”会流行并特别容易继续流行？因为它太符合一般人的“价值直觉”了——包容好，攫取不好，故包容当然更能推动经济发展。这反映的是一种诉诸价值的真理观，而历史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1800年前后的英国就不是在大众民主那种包容制度中爆发工业革命的，1900年前后的美国经济起飞也不存在大众民主的包容，2000年前后的中国崛起也类似。所以，在包容的程度和细节里，一定存在一般人的“价值直觉”所忽略的更微妙道理。如果不去深究这其中的微妙之处，事情就会成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的：“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对自己的赞美。”
本书《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的基本观点是：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西方民主，经济发展的真相一定是政权相关却未必是西方民主相关的；政权相关的具体表现是，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一个弱政府或无政府无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不是西方民主相关的具体表现是，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无一不是好的政府禀赋的结果，同时又不必然是西方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可以有好的政府禀赋，非西方国家也同样可以有好的政府禀赋——这是一个从“特定政体”转向“政体及其功能”去解读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如果政府禀赋决定经济成败，那么，政府禀赋到底是什么？政府禀赋为什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政府禀赋如何推动其他因素共同起叠加作用？好的政府禀赋又是哪里来的？为何有些地方有而有些地方没有且如何才能有？本书将在详细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三部分内容（政府禀赋、制度文化、要素推移叠加）构成的“新统一增长论”来完整解答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需要知道流行的权威理论错在哪儿，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新理论的比较优势。迷信“洋权威”，往往也是因为自己缺乏好视角和好的底层理论（潜理论）。本书希望能够填补中国人未能对该重大论题做出突出贡献的空白，终结中国人只能翻译介绍和激动推崇西方社科理论的“学术买办史”。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能仅有跟着西方学术跑的理论应用、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我们不能没有超越性的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腾飞或摆脱了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由学术版改写而成的半通俗版。因此，“几句话就必须给出注解”的学术化行文就必须被更改如下：贡献突出的观点一般会在书里直接给出作者和著作的名字，其他有贡献者只在各章参考书目里标明，特别突出的才用“页下注”的形式标出（“页下注”也被用于对文中内容进行解释）；我自己的原创概念和理论会在行文中加以说明；其他内容将被视同常识直接写出。我要强调的不是“文中细节的出处”而是“进一步阅读的去处”。
本书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着特定社会的国家政权，成功是指经济成功或经济发展，特别指现代的持续型经济繁荣，以区别于古代低水平的循环型经济繁荣。在本书中，发展与增长同义（通常认为发展是有结构变化的增长，但实际上，增长必定伴随着结构变化）；此外，发展有时也指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我知道读者可能容易忘记这几个起点概念，所以，这里要特意再次提醒记住“国家、成功、增长、发展”的含义。
严格而言，经济成功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人均国内总产值（GDP）和人均国民总产值（GNP）之分，经济增长的计算不可能纳入经济投入的所有社会内容，而某些内容完全可能包含了经济价值之外的、诸如免于政治迫害之类的社会价值。所以，完整意义的经济成功要看四个指标：一是实际人均产值和总产值（考虑“物价指数”），二是实际值与潜在值的差距（考虑“折腾指数”），三是一般的幸福感（考虑“迫害指数”），四是一国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考虑“国际竞争力指数”）。也就是说，效率有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之分，严格意义的经济成功应该是社会效率高的经济繁荣。奴隶制可能有经济效率（如本书涉及的古罗马和内战前美国），但却不可能有社会效率，这也是以往关于奴隶制经济效率之争中忽视主体问题的盲点。
国家经济成功可以是却未必一定是任何人的目的（注意区分书面目的和实际目的），它其实往往只是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强权主体）行为目标的伴随或巧合结果。就此而言，本书是进行经验解释的纯实证性的历史哲学书，不是进行价值倡导的纯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书，尽管实证解释也往往自动包含了政策主张的因素。在回答“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时，纯实证性的历史哲学的要求是：集中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和为什么没有如此发生（因果知识），不必太操心事情应该如何才能发生（处方知识）。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迄今为止的因果知识都有问题，那么，从它们推导出来的处方知识还能可靠吗？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第一是1800年前后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第二是1900年前后美国经济的赶超，第三是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迄今为止的西方学界对此依然没能给出一个前后一致和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中国学界对这个重大问题则是鲜有贡献。主流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就事论事的经济因素上，其他学者把眼光放在与西方历史经验相关的社会因素上，另外一些学者则把重心放在了与社会机制无关的自然因素上，各种理论莫衷一是，陷入了名为多元竞争、实为停滞不前的状态。
本书提出了一个聚焦社会因素中的“政府禀赋—制度文化”和突破西方历史经验的新解释，并且对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要素推移叠加”的梳理与整合，或将成为由中国人撰写的从大历史和大理论的角度剖析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问题，并且能够挑战世界顶级学者及其理论的第一部原创著作。一句话，包容制度决定不了经济发展，政府禀赋决定了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方绍伟：1986年获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赴美国进修政治学；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兴衰研究，倡导冷酷实证方法论、制度文化组合论、以政府禀赋为核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著有《中国经济的新视角》《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其中《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和学术名著”。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布里丹之驴”与经济学家的 “三堆干草”
第二章利维坦的诞生:国家的四大起因、四大功能及对经济的决定
第三章深陷两种“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的古代世界和当代非洲
第四章制度文化与权力博弈:英国有限政府的形成
第五章“限政商数论”:有限政府为何会如此出现?
第六章为什么英国率先起飞———政府禀赋的逻辑
第七章近代中国的转型困境———制度文化的命运
第八章美国霸权的“政府禀赋秘密”
第九章当代中国崛起之谜
第十章结论:一个 “范式革命”的新概念——— “要素推移叠加”
附录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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