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国，两条改变社会的路
佚名
1920年，中国还不大安生。
皇帝已经退了位，民国的招牌挂了起来，可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跟着换一块招牌就好过多少。军阀各占一方，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读书人忙着救国，年轻人忙着找出路。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倒下，新的东西已经挤进门来。至于新东西究竟能不能救中国，那时候谁也不敢打包票。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外国人，各忙各的。
一个叫司徒雷登，忙着办大学；一个叫维经斯基，忙着联络革命者，推动建立共产党。
一个想把校园盖起来，一个想把组织搭起来。一个要砖瓦、捐款、教授和学生；一个要同志、刊物、经费和纪律。
看上去，他们做的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可是，把他们放在1920年的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两个人都相信一件事：一个社会不是天生就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改变它，得有人动手。
至于动手以后，究竟会把它变成什么样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一、司徒雷登：先把学校办起来
司徒雷登生在中国，后来成了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他熟悉中国，也熟悉中国的读书人。他知道，办学校不是把几间房子圈起来，挂一块牌子，再请几个人来讲课，就算完事。
学校要有钱。没有钱，教授不能请，房子不能盖，书也买不齐。学校还得有人信。捐款的人得相信钱花得值得，学生得相信读书有前途，家长得相信把孩子送进去不会白费几年光阴。
这些事情，说起来没有多少英雄气概，做起来却很磨人。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他要做的，是把原有的教会学校整合起来，逐步办成一所像样的大学。美国的差会、捐款人、建筑师、教授和中国学生，都得想办法拢到一处。他还得筹钱、找地、盖楼，盘算课程，延请教师。
他手里的中国，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笔一笔的账目、一封一封的信、一间一间尚未盖好的教室。
捐款人远在美国，学生却在北京；建筑师可以画图，砖瓦却得一块块运进来。学校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理想倒是现成的，办事的麻烦却没有一个肯自动消失。
司徒雷登所走的路，不能说没有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目的。燕京大学有自己的基督教背景，也有美国教会与捐款网络的支持；它所传播的知识、教育理念和价值观，自然也会影响中国青年。
然而，学校又不只是外国人的讲台。中国学生进来读书，中国教师进去任教，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会反过来改变学校。校园一旦建成，里面的人未必都按照创办者最初的设想行事。
办教育就是这样。你可以盖房子，可以排课表，可以请教授，却不能把每个学生的脑袋也一并盖好。
司徒雷登相信，教育能改变人；人变了，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
这条路走得慢。今天种下去的树，未必明天就能遮阴。一个学生毕业了，还得找工作；一批学生毕业了，也未必马上就能改变国家。办学的人只好接着募款、盖楼、招学生，明年有明年的缺口，后年有后年的打算。
他要的是一所能够活下去的大学。
大学活下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却不完全由他作主。
### 二、维经斯基：先把组织搭起来
维经斯基的办法不同。
他生于1893年，来自俄国，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工作者。1920年，他受派来到中国，任务之一，就是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他不是来中国旅游的，也不是来考察哪一处风景最好。他需要找到人，弄清楚中国的政治情形，了解哪些人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有工人运动，哪些读书人愿意进一步组织起来。说得直白一点，他需要知道：中国有没有可以一起做事的人？这些人彼此认识吗？能不能从读书、讨论，走到有组织的行动？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对旧制度失去了信心，正在寻找新的思想。李大钊已经在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办《新青年》，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各种研究社团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国人自己已经在寻找道路，俄国革命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维经斯基的作用，不是凭空把一场运动变出来，而是把原来分散的思想、人物和活动，同一种更有纪律的组织形式连接起来。据相关研究，他于1920年4月抵达中国，先在北京接触李大钊等人，再赴上海同陈独秀等人商谈。他的工作既包括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包括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推动建立组织，并向上级报告中国的情况。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组织不是思想的另一个名字。一群人读同一本书，可以有许多种想法；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救国，也未必就会成为一个政党。要从讨论走到行动，还得有联络、有分工、有经费、有刊物，还得有人愿意接受某种共同纪律。维经斯基看重的正是这一步。他带来的不是一座现成的大学，而是一套组织革命者的方法。它要把彼此认识的人连起来，把分散的讨论变成共同的行动，再把共同的行动变成能够持续下去的政治组织。1920年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步形成。此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出现相关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条路同样不是凭空铺成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是基础，共产国际的人员、经验和组织支持则构成了外部推动。两者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各自的考虑，并不是一个外国人来了，中国历史便听从他的安排。不过，维经斯基的确参与了一个重要转折：一些原本以思想传播和社会讨论为主的活动，开始向更明确的政党组织形式发展。办学校，先得有地方让人读书；建政党，则得先找到愿意一起行动的人。一个人要等校舍落成，另一个人要等组织成形。两种工作都需要耐心，只不过，耐心的用法不同。### 三、一个带着图纸，一个带着组织办法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区别就出来了。司徒雷登要筹款，要买地，要请建筑师。钱从远处来，房子在北京盖，学生从各处来。事情摊在桌上，哪一项都躲不过去。维经斯基则要找联络人，要接触知识分子，要讨论刊物，要推动各地形成组织。一个介绍另一个，一个城市联系另一个城市。人还没有聚齐，事情已经得往前推；思想还没有完全一致，组织却需要逐步建立。司徒雷登面对的是一所学校能不能办下去的问题。维经斯基面对的是一群政治志同道合者能不能形成持续行动的问题。前者需要制度、经费和人才，后者也需要制度、经费和人才。不同的是，大学的制度主要围绕教学、研究和培养学生展开；革命组织的制度则围绕共同纲领、政治行动和组织纪律展开。当然，这个区别不能划得太死。大学从来不是与政治完全隔绝的地方，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只靠纪律而不靠教育。燕京大学会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组织也需要办刊物、传播思想、培养人才。但两者的主要目标不同。司徒雷登希望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知识，成为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人。维经斯基希望革命者从分散的个人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推动他所相信的社会变革。一个想让人学会做事，一个想让人联合起来做事。这两件事听上去都不坏，关键是：做什么事，由谁决定，最后又要把社会带向哪里。### 四、外国人能做多少事，还得看中国人愿意做多少事若只讲外国人如何改变中国，就容易把中国人写成站在门口等人来安排的角色。事实并非如此。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固然离不开外国教会、捐款人和教育资源，但大学里还有中国教师、中国学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没有这些人，校园再漂亮，也不过是一处建筑群。维经斯基推动建党，也不是一个人带着几份文件，便能让一个政党从地里长出来。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中国社会里进行探索。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震荡、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青年对国家前途的焦虑，构成了这一组织能够生长的土壤。外部力量能够提供资源、经验、联络和组织方式，却不能代替一个社会内部的矛盾与选择。换句话说，外国人可以带来图纸，但房子要有人盖；可以带来组织办法，但人得自己决定是否加入，是否接受纪律，是否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单纯的外国渗透史，并不充分；把它写成完全不受外部影响的自主发展史，同样不充分。真正的历史发生在两者相遇的地方：外来的思想和组织经验进入中国，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处境加以选择、改造、利用，或者拒绝。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冲突，有时双方以为自己正在做同一件事，走着走着才发现，各自想要的终点并不完全相同。历史并不总是照着谁的计划表走。它常常是许多人各打各的算盘，最后却共同把一件谁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的事情做成了。### 五、两条路，都不是没有代价办大学，需要钱，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的学术环境。学校可能培养出创办者欣赏的人，也可能培养出反对创办者的人。教育的效果往往无法由教育者独占。建立革命组织，则要处理另一些问题。组织必须回答谁来领导、如何决策、怎样分配资源、成员如何服从共同规则。纪律能够让行动持续下去，也可能使个人越来越难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个组织能够迅速动员人，也就需要面对权力集中之后的约束问题。这两种道路，不必预先判定谁高明、谁落后。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目标，也承担着不同的风险。大学如果只剩下创办者的意志，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学术机构；政治组织如果只强调行动而不处理权力约束，也会遇到自己的难题。教育需要自由探索，组织需要共同规则。前者不能没有制度，后者也不能因为纪律严密，就免除对自身权力的审视。这两个人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放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外国，而是因为他们都试图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改变中国：一个借大学培养人，一个借政党组织人。他们都知道，单靠个人的热情办不成大事。必须有可以延续的制度，必须有不断加入的人，必须让今天的行动能够影响明天。但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有自己的生命。创办者可以留下章程，却不能完全控制后来的人如何使用它；可以提出目标，却不能保证历史最终走到自己预想的地方。### 六、一个留下校园，一个参与推动政党诞生司徒雷登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他离开中国，1952年回到美国，1962年在华盛顿去世。他与燕京大学的联系，则随着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并入北京大学而进入另一个阶段。维经斯基在1920年代继续参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事务，后来回到苏联，1953年去世。他的名字不如陈独秀、李大钊那样为普通读者熟悉，但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时，仍然绕不开他所参与的联络与组织工作。两人的个人命运不同，留下的历史痕迹也不同。司徒雷登的工作，可以在校园建筑、大学制度和教育传统中寻找；维经斯基的工作，则需要从早期组织史、共产国际档案、革命者回忆与政治网络中辨认。一座校园，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一段组织史，却往往要靠许多人的信件、回忆和文件拼起来。但不能因此说，一个人只留下建筑，另一个人便独自创造了一个政党。燕京大学不是司徒雷登一个人的作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不是维经斯基一个人的功劳。历史需要记住外部推动者，也需要把中国参与者放回他们自己的位置。说到底，办学和建党都是集体事业。一个人可以是重要的推动者，却很少能够独自成为历史的全部作者。
### 七、回到1920年：今天还允许怎样的改变？
把目光从1920年移到今天，当然会产生一些联想。今天的中国，对外国组织、境外资金、教育活动和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因为自称教育家或革命者，就当然获得在中国自由建立组织、开展政治活动的权利；中国公民的结社、办学和其他社会活动，也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规范。但把这些规定统统说成“外国人绝对不能染指，中国人也不许自己办”，并不准确。依法设立的学校、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仍然存在，只是它们各自适用不同的准入、登记、监管和活动规则。至于这些规则如何影响社会自主性、公共参与和思想交流，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1920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制度条件并不相同，不能简单拿一个年代去替另一个年代下结论。不过，两段历史确实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社会究竟允许多少种组织方式？人们能否自主办学、自由讨论、组织社团？外部资源进入时，怎样保护本地社会的自主性？国家对组织的管理，又应当如何在公共秩序与社会活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并不因为时代变了就自动消失。一个社会需要学校，需要知识，需要能够让人合作的组织；它也需要防止外部势力借资源和组织影响本地政治。真正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承认其中一项，而在于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边界。如果说1920年有什么值得回望的，那不是简单地把两个外国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是看见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开放、动荡、充满试验的时代。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信念进来，中国人也在自己的困境中寻找出路。许多想法最后没有实现，许多组织后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行动产生了远超参与者预料的结果。历史并不替我们省掉判断。它只是把问题留了下来。一个人盖起校园，另一个人参与搭建政党。一个相信教育能够慢慢改变社会，一个相信组织能够推动革命。两条路都进入了中国近代史，也都说明了一件事：**改变一个社会，不能只靠一个外国人，也不能只靠一种组织。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外来思想、内部需求、制度条件，以及无数身在其中的人，怎样彼此碰撞，又怎样共同承担结果。**## 史实说明与可继续深挖之处这版文字刻意没有把“外国人办学”和“外国人参与建党”简单写成同一种“渗透”，因为两者的组织性质、政治目标和历史后果有实质区别。若准备公开发表，建议特别核对以下几点：- \*\*燕京大学的创办过程：\*\*司徒雷登于1919年出任校长，学校由几所教会学校整合而来，其发展依赖美国捐款网络，也离不开中国教师与学生的参与。 BDCC- \*\*维经斯基的角色：\*\*学术研究确认，他于1920年受派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建立联系，推动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本土思想运动、政治环境与共产国际介入共同作用的结果。 Oxford Academic +1- \*\*组织机构的时间：\*\*不宜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直接写成1920年已经在伊尔库茨克正式成立的机构。相关研究将远东书记处的设立时间记为1921年1月。 Brill- \*\*今天的法律对比：\*\*如果要把结尾写得更有力度，最好分别核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人在华活动、民办教育和社会组织登记的现行法律，而不是用一句“全部禁止”代替具体分析。我认为，这篇文章最值得保留的核心，不是“两个外国人改变了中国”这个容易引发争论的判断，而是这句话：一个留下校园，一个参与推动了政党的诞生。前者试图通过教育塑造人，后者试图通过组织动员人。两种方法都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中国最终走向哪里，从来不是这两个人单独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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