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
撰文｜Yalin
编辑｜于深林
排版｜田昀
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和审查员赛跑的人”。抗议者的影像在互联网的任何角落随机闪现。有时候，审查员会先找到Ta们，抹去Ta们的声音；有时候，他们会赢过审查员，于是抗争的影像会被保留下来。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审查员为什么没有删掉这则帖子，抑或为什么在很久之后突然删除了它。
这就是数年来，“昨天”（Yesterday）和“异言网”所做的努力——记录这个国家抗争的声音。而记录和留下抗争的影像，也会改变你理解中国的视角。
高压年代的中国，抗议还存在吗？
今年2月，异言网更新了关于中国抗议情况的第十一期报告：2025年第四季度，共收录1363起抗议事件，其中工人主导的抗议活动超过半数。报告提及，国企“欠薪”现象愈发普遍，2025年三大国企“中建集团”“国铁集团”“中国交建集团”的工人抗议活动比2024年增加79%。整体上，2025年全年抗议活动比2024年增加44%。
自2022年6月起，异言网一共收录了15600起抗议事件。其中主要收录中国大陆线下的公开集体行动，也记录公开程度较低或线上异议事件。他们发现，自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抗议事件出现连续六个季度的同比增长。
数据记录和分析或许打破了很多人对中国沉寂现实的印象。“我遇到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很意外。”异言网研究组组长Kevin Slaten（史凯文）说。
Kevin是美国人，能讲很流利的中文。过去十几年，他从一个对中国公民社会感兴趣的政治系学生，成长为公民与人权领域的研究者和倡导者。
对于很多人来讲，中国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相当高压，早年的维权者、访民和人权活动家的故事已经是过去式了。“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Kevin经常听到的话。
但在异言网的搜集里，这些案例覆盖劳工、房地产纠纷、土地拆迁、婚姻平权、教育等主题。总体来看，广东省作为制造业大省，成为收录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18%），其次是河南省（10%），劳工维权和业主维权是所有的抗议里最大的两个主题，分别占比44%和26%。数字并不能代表中国抗议地图的全貌。但这仍然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抗争地图”，也是一份了解中国现实和经济态势的民间数据库。
抗议的参与者如此普通，就在你我身边。例如，2025年1月，四川宜宾的一位工人以跳楼威胁的方式讨薪，相关帖子评论称，还有20多位被欠薪数月的工人，过几天也将“集体上天台”；同月，因物业车位管理问题，湖南长沙新城国际花都的业主们合力推倒了小区东门的闸口；4月，广东惠安东桥镇村民集体阻挡火电厂施工，引发大量公安人员到现场施压；7月，陕西西咸新区数百名家长与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学学位不足……如果不是有人费心搜集存档，这些事或许就像“从未发生”。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呈爆炸式增长。外界普遍沿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2003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分别是5.8万、7.4万、8.7万起。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却没有解决，集体抗议和上访活动不断。但在中国官方定性中，它们却等同于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社会治安事件。
2003年上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口号，他在当年底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便宣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群体性事件”本身是一个“非常党国”的词语，极具统治工程视角，2009年被收录到《党的建设词典》里。2010年，Kevin开始来到中国青岛交换学习，进过工厂调研、也在劳工NGO实习，逐渐开展中国研究。这些宏观数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但官方统计数据公布止于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仅粗略提到，“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冲突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非新闻”的出现，部分填补了这片空白。该项目致力于从网上尽可能多地收集、存档集体抗争事件，从2012年持续运作到2016年，随着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而中止。
“有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Kevin说，后来可以参考的唯一一个公开、连续的抗议资料库就是“中国劳工通讯”，但它的记录“只限于工人抗争”。他一直都惦记着这样一块信息缺口。很多年里，他都想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于是便有了2021年启动的异言网。
被“寻衅滋事”的先行者
“非新闻”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不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事情。卢昱宇对“非新闻”起始的2012年记忆犹新：乌坎事件引发了世界对中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关注；薄熙来倒台一度宣告“唱红打黑”运动破产；微博上，“郭美美红十字会炫富事件”“我爸是李刚”等舆情事件高潮迭起……从知识分子到普通人，普遍关心着这个国家方方面面正在发生什么。
卢昱宇亲身踏入了这股浪潮。当年5月，在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帮助下，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卢昱宇曾打印T恤试图声援，连打印店老板也知道这件事；年底，“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民间呼声极高，上千人联署建议书，卢昱宇也跑到上海街头举牌。但随即而来的是被警察找麻烦，他过上了四处躲藏的日子。
卢昱宇回忆，他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事，对公共空间出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微博上，他经常刷到集体抗争的事情，最初这些群体给他的印象是“很激烈”，无论是农民工讨薪、拆迁案、城管执法导致的集体抗争，现场都非常生猛，群众和执法人员打作一团也是常有的事情。
出于兴趣，他尝试搜索，并想要搜集更多，彷佛在满足孩时的某种“搜集癖”。到了第一年年底，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农民工讨薪的数量多到无法想象。那时，他一边在福州的塑料厂里打工，一边还在微博上继续搜集集体抗争事件，也慢慢收到一些网友的鼓励。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云南，逐渐开始全职做这件事。
卢昱宇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自称脾气也不好。学生时代他打架，从大学退学；辗转多个工厂，他做过流水线工人，“要是一生气，马上就不干了。”这样的性格，反而在重复枯燥的搜集与存档工作里找到了适合的位置。
当时，卢昱宇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是微博（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QQ空间、贴吧。卢昱宇搜索之后，搭档李婷玉会下载，上传到博客上保存。但水温变得很快，卢昱宇意识到，周围的网友被请喝茶变得频繁。2015年又接连发生了劳工NGO“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他感到不安，开始看一些移民的帖子，但绝大部分时间仍在忙着搜集与存档，他始终没有真的为移民做准备。
直到2016年，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起诉，判刑四年，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四年间搜集的七万多个案例里，法院以其中8个信息有误为由宣判了他。卢昱宇记得，实际上只有一条指控是有根据的：“把一个村的名字写成了隔壁村的。”他曾在庭上说：“按照你们8条微博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
这四年里，卢昱宇几乎从未休息过，“不想再有一天会缺掉，因为365天都会有事情发生，我很不能接受缺了一天。”以至于入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出狱后的前两年，他几乎没想过要再做这件事，“再做肯定给你抓起来嘛，出狱之后，（我）也有一些应激创伤，需要恢复。”
直到朋友请他帮忙为一个纪录片找素材，他感觉到自己在真实影像面前仍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一种紧迫感。“这些东西会消失，和十年前相比，寿命更短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删掉了，就没有了。”
这种对于维权者声音“转瞬即逝”的危机感，正是他刚开始做“非新闻”时的原动力。2012年的微博，算法推荐机制远不如今天智能，许多维权抗争的图片是由几乎没有粉丝的账号发布，“很多小的抗争，发布的账号没有影响力的话，其他人就看不到，绝大多数就这样过去了。”
2023年，经过艰险的偷渡、走线，卢昱宇顺利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他给项目换了名字，叫“昨天”（Yesterday），因为隔着时差，他在网络上看见的许多帖子显示发布时间是“昨天”。
在“昨天-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主页上，卢昱宇写道，他希望这个项目“在保存真实历史的同时，让人民了解到抗争的持续存在和其庞大的规模，减少人们对参与抗争的恐惧”。
维权短视频配乐，难听却有效
卢昱宇今年49岁，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多数时候和猫一起宅家，日复一日对着电脑，找影像、事实核查、存档，很多年下来，早已没有什么情绪。
他感知到大家维权的方式有了变化。2016年，卢昱宇入狱之前，人们尚能写得明明白白——几月几日，何地，何人因何事而维权。待到2020年，他出狱时，腾讯微博已停止服务，抖音和快手不断渗透下沉市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及农村），维权者们开始使用短视频配上文字来记录现场经历。又过了几年直到现在，配文也消失了，卢经常只能看到视频画面，配上一段跟维权紧张氛围不太相符的嘈杂音乐。
正如“昨天”（Yesterday）和异言网共同收录的一个案例：2025年5月，深圳绿景白石洲璟庭项目的数百工人，曾用集体堵门的方式向房地产开发商讨薪。工人现场录下数百人带着安全帽聚集的视频，后期添加的背景音乐则是一首网络歌曲：“谁知打工有多难，谁知打工钱难赚，泪水留下眼泪湾，都是为了这碗饭。”
起初，卢昱宇难以理解那些突兀的配乐，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为了避开平台审查。但这也导致他常常听不见人们到底喊了什么口号和诉求，为核实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Kevin也观察到类似的变化。他经常看到一段没头没尾的视频，时间、地点、事由都没有，“今天发布的不代表今天发生。”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人留言“发生了什么？”帖主回复：“我不能说，说了发不出来。”
入狱前，卢昱宇已经意识到，保存海量图文资料越来越吃力。短视频的兴起让这件事更难了，“没有这么多钱买一个网站存下它们，下载费时间。”但好处是，视频的信息量会比图文时代多很多。
卢昱宇回忆，在“非新闻”时期，如果消息来自一个关注度很低的账号、涉及的又是规模很小的事件，“（当事人）其实很难有什么动机去编造一个事件”；而如果是规模较大的抗争，信息源往往十分丰富，不仅有维权者发布的内容，也有旁观者记录的影像和描述，彼此之间可以交叉印证。那时，直接私信当事人核实信息并非难事。如今，出于安全考量，卢昱宇已不再主动联系维权者。异言网将“绝对不能联系抗争者”写入了工作守则。
细节不明的事件，异言网倾向于保守的处理方式。“很怕错误的记录，如果有一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收录某个案子，我得拿出证据来。”
“昨天”（Yesterday）会先确定时间和日期，抗议者身份和抗议原因可以标记未知。今年1至6月，“昨天”（Yesterday）共发布了348起群体性抗争事件，这是筛选核实过后的结果。过去三年里，“昨天”（Yesterday）收集了大约五万起群体性抗争事件视频的资料，但编辑为长视频、梳理背景介绍发布出来的有1600多个。
卢昱宇还提到，“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视频，要用到几百个视频和信息源，才能确定事件的大致时间线。”其中最知名的也许是2025年发生的江油事件，“昨天”（Yesterday）制作的纪录片仅在YouTube频道上就获得了356万浏览量。
Kevin观察到，在中国政府的视角里，维权不是敏感词，而是一个很广阔的概念。“审查员一定会着重观察维权的帖子 ，但不会全部删掉。比如律师维权，起诉、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都是维权。‘正规渠道’的维权是政府想要的维权。”
他认为，对维权帖子的挑选、删除和保留，是中国政府意在告诉公民：“你用制度性抗议维权，而不是异议维权，我是同意的。”根据异言网对异议行为的界定，它一般并不收录上述通过制度性渠道抗争的行动，除非行动导致或可能导致被权威者报复。
长期浸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Kevin也看到，在强大审查之下，这个国家人民的另一面。“中国人和很多国家的人一样，政治观点和看法是非常多元的，没有像大家平常说的那样，很害怕或者不敢说；相反，异议言论其实非常多，许多充满创意的讽刺。”
“当然，你得在审查员删掉Ta们的评论之前去看。”Kevin补充道。
在抗议中，“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不全面的民间抗议数据库，成为窥见中国现实和经济态势的另一扇窗。
异言网和“昨天”（Yesterday）都提及，劳工维权和业主维权一直作为最主要的两种抗争类型存在，“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格局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几乎没有改变。
2023年初，在“清零”封控政策结束之后，异言网注意到劳工抗议活动有所增加。当时，他们分析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与中国广泛的经济衰退有关。直到2025年下半年，他们对比了连续两年的数据，发现2025年上半年共记录了1219起劳工抗议事件，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66%。
卢昱宇解释道，欠薪维权的案例是经济下行最明显的表现。他解释，如果某个工厂仅因经营不善破产，且足额发放了员工的工资，通常不会引发抗议，以致被收录到抗争案例里去；工人抗争式维权往往是被逼到了最后的境地。他分析：“就业机会和以前没法比了。以前一份工作没了，还能再找另一份，（很多人）不一定会选择抗争维权；但现在这个环境下，一旦失去工作，很可能就找不到下一份了。”
根据异言网统计，2025年上半年，与房地产相关的抗议共收录220起，是2023年与2024年同期的两倍。Kevin原以为，这些抗议主要集中在烂尾楼项目，但梳理具体案例后发现，针对物业公司的抗议也明显增加，多与物业费上涨等经济问题有关。这一现象鲜少受到关注。他推测，这或许与物业公司普遍营收下滑、创收压力加大有关。
2024年年中，异言网曾对房地产相关抗议做过系统性分析。当时，住房相关案例占其收录抗议事件的比例高达44%。其中，超过一半由业主发起，主要涉及开发商烂尾或未履行其他承诺；其余多由建筑工人发起，要求开发商支付拖欠工资，但开发商无力或拒绝支付。在这些案例中，至少有106起涉及碧桂园集团，71起涉及恒大集团。
一些抗议与中国隐秘的经济形势变化有关。2024年底，中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即便前股东已经转让股权，仍然要为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承担补充责任。随后，中国11个地区的高级法院内外都发生了抗议活动，相关视频一度流传于抖音，随后很快遭到删除。又如多地公交车司机罢工的案例，也被认为可能与地方财政危机有关。
“Women我们”查阅了异言网迄今为止发布的十一期报告，其中收录的许多事件都和新闻记忆吻合。例如，2022年6月至9月，收录的 214 起事件（32%）涉及烂尾及延迟交房。这一时期，中国主流媒体曾广泛报道烂尾楼维权事件，包括著名的“亮亮丽君夫妇”：2023年11月，这对在郑州打拼的年轻夫妻，因掏空积蓄购买的融创城期房停工烂尾，遂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维权，却遭遇不明人士殴打、多平台禁言，最后心碎地宣布离开郑州。
但越往后，他们收录的事件和趋势分析，无法再从任何境内机构媒体上找到类似的记录。去年几起大型抗议，例如江油事件，不仅无法被报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受到了高规格的审查。“那段时间，甚至连地级市绵阳也成为审查的关键词。”Kevin回忆道。
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抗争维权，都在最近十年中逐渐消失在中国公共视野里。早在2005年初，国务院便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二十年来，围绕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机制不断优化更新，直至今日，无论是各级政府部门，还是学校、国企、商场等场所，都普遍建立了配套的“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抗争是否还有结果？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Kevin说，他经常看到评论区里，有抗议者在传递经验，“你应该如何如何做，才能拿到钱。”Kevin只能推测：“每年有几千个甚至上万个抗议，大家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抗议，可能多少还是有结果的。”
工人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被世界看到
去年6月，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宣布将停止运作，官方解释原因为财务困难。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非政府组织，曾持续为世界提供与中国工人相关的资讯。在中国劳工运动兴起又被打压的变化年间，中国劳工通讯一直是外界了解中国工人状态、劳动环境变化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异言网也经历了难关。2025年初，由于特朗普政府冻结大量资助，异言网隶属的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受到影响，异言网曾经被迫下线了一段时间。留下2025年上半年原定两期季度报告的“空白”。
这是一份以血肉之躯对抗庞大审查机器的工作。异言网的团队一直很小，分析师有时候是三个，有时候是四个，“几乎是疯狂地在爬数据”。“就算我对抗议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但你连续几小时都盯着电脑找一样的东西，它也是很苦的。”Kevin说。
“从人权的角度，这是信息自由，中国人有权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跟他们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情况有什么关联。”谈及为何多年来坚持运作异言网，他说，“你理所应当地希望别人听见你抗议的声音。”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你不可能从一个故事或一个数据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你需要很多数据，很长时间，（我们搜集的）时间越长，资料总体的研究价值就越大。”
但在一个高度审查的国度，统计数据本身也会受到干扰。“政府的审查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当你观测到的数据减少时，你无法判断，究竟是真的减少了，还是因为审查加强，你看不到它们了。”Kevin举例道，2024年第一季度，异言网收录的抗议事件数量陡降。直到年底，他们将全年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才发现只有那一个季度形成了明显的低点。他们据此推测，这很可能与当年春节期间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有关。
卢昱宇也认同统计和数据分析对于呈现中国现实的重要性。2024年1月，“昨天”（Yesterday）上线一周年时，他曾试图做全年统计，再与十年前的数据做对比，但“无奈工程巨大，时间不够，做了一个月就停了。”如今回望那个时刻，他接纳了人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干完十个人的工作。”他提到，过去三年搜集到的抗争资料内存有两个T。
但今年1月开始，“昨天”（Yesterday）又恢复了数据分析的工作，开始有规律地逐月发布针对当月已发布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汇总和分析，按照“抗争群体”“地点”“事件规模”“引发原因”“警察镇压情况”来逐项分析。
在数据统计之外，Kevin更在意项目能否呈现“人的行动和声音”，而不仅是停留在讨论国家层面的打压和暴力。这是他筹备异言网时立下的目标，也是他理解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抗议事件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Kevin说。
“抗议往往是个人政治意识变化的开始。”Kevin这样看待“去中心化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当某个问题影响到社会每个阶层时，大家会一起站出来抗议。事实证明，当抗议规模足够大时，审查就会变得困难，或者审查的速度会跟不上。”
2025年底，因为工厂订单减少，工人工资下降，深圳易力声工厂的上千工人爆发了为期一周的罢工抗议。当澳洲Sky News的记者扛着摄像机走过抗议工人的面前时，工人们朝着镜头挥手，并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声。
Kevin将这个视频发给“WOMEN我们”，留言道：“工人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被世界看到。”
（本文修改于202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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