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6-7-20
2021年12月,我离开自己生活40年的香港,来到台湾。如今,我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从事香港研究和资料保存的工作。在香港巨变之后,今天我们如何在台湾留存香港记忆?每次我向公众讲述时,都会从几件T恤讲起——它们离开了香港,但每一件都与香港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紧密相连。
过去,香港的社运人士、社区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都习惯用T恤来纪念和表达,以及传递倡议。人们在集会和示威中,穿上这些T恤,表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支持。许多团体也会售卖T恤筹募经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T恤成为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象征,承载着集体记忆、政治参与,以及香港人的社群精神。
近几年来,随着香港政治生活巨变,这些T恤也没有了容身之所。不过如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香港资料库,你可以看到它们。这些T恤不仅串联起香港的故事,也反映出公民社会为保存香港档案的努力。
T恤上的历史转折:1989
很多时候,我的介绍会从1989年的一件T恤开始。
这件T恤出现在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的香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对香港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民主觉醒,并在往后数十年间深深影响了香港的政治发展。
T恤上的文字“您好,请您下来!”看起来似乎十分温和。但其实,这是借用1984年的一句政治标语——1984年中国国庆阅兵期间,北京街头曾经出现一面写着“小平您好”的大型横额,表达民众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到了1989年,这句话的意思被完全颠倒了过来。“您好,请您下来!”传达的是另一层意思:邓小平已经“待得太久”,中国人民如今希望他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T恤的上方写着Giordano,这是佐丹奴的英文名。佐丹奴是香港当时最著名的休闲服饰品牌之一,公司的创办人就是黎智英。黎智英后来创办了《苹果日报》,并使其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派报章之一。1989年,黎智英只是一位商人,还不是媒体大亨。天安门运动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定公开表达立场,支持学生运动。他的故事,也反映了香港此后经历的巨大政治变迁。
2021年,《苹果日报》资产遭政府冻结而被迫停刊;黎智英其后亦因《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控罪遭到起诉,目前已在多宗案件中被判有罪,累计刑期达20年。
2003年的“反对23”T恤
反基本法23条: 香港的公民参与“黄金年代”
我们收藏的一件T恤上,写着“反对23”,这里“23”指的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也就是香港宪制文件中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条文。2003年,香港政府提出相关立法,以履行这项宪制责任。然而,无论是法案内容,还是政府处理咨询工作的方式,都迅速引发巨大争议。许多香港市民担心,这项法例将削弱公民自由,限制言论自由。
2003年7月1日,约5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之一。面对空前的民意压力,政府最终撤回法案。
许多人认为,这场抗争揭开了香港公民参与的“黄金年代”序幕。随后十多年里,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倡议团体及草根运动相继成立,共同塑造出一个充满活力、政治参与度极高的公共空间。
今天,我们已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2024年,香港政府亦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完成本地国家安全立法。这两部法律共同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与公民社会面貌,也让今天的香港,与这件T恤诞生时所处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T恤上的香港文化保育以及社区认同
在香港,并非所有抗议的运动都直接围绕着民主发展或宪政改革。有不少抗议运动,关注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城市规划与都市更新。
我们收藏的一件“利东街”T恤就是如此。它印着一幅充满想像力的图像:一条鱼飞翔在利东街上空。这个街道有一个更被香港人熟知的名字——囍帖街。这里曾是香港著名的印刷街,但在2000年前后被政府纳入市区重建计划。
几十年来,香港市民都在这条街上印制喜帖、贺卡及各种传统礼仪用品。这条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当政府宣布重建计划时,居民和关注者们并没有只要求提高赔偿金额。相反,他们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城市究竟应该如何规划?他们要求保留社区网络、保存地方文化,让市民真正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
今天看来,这些理念似乎十分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香港,却是相当新的城市发展观念。这场运动也促使更多香港人开始思考文化保育、社区认同,以及以人为本的都市规划。从许多角度来看,它也象征着香港新一代都市社会运动的开端。
最终,行动未能阻止重建政府计划。利东街仍然遭到拆除,原址如今已变成商业购物区。然而,这场运动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许多香港人对于发展、社区,以及市民是否有权塑造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
雨伞运动:持续79天 争取真普选
2014年,香港争取普选运动来到重要转折点——占领中环运动(Occupy Central),这场运动,在国际上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
2014年8月31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了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项重大进展,因为方案允许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然而,一项重要限制是: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先经提名委员会批准,才能正式参选。许多香港市民认为,这套提名机制将使北京得以实际控制哪些人可以参选,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普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占领中环运动爆发。自2014年9月底开始,示威者占领了香港多处主要道路及公共空间。整场占领行动持续了79天,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之一。
最终,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遭到否决。支持运动的人士认为,方案限制过多,无法接受;政府则认为,这是一条务实且可行的前进道路。结果,香港陷入了一场政治僵局——方案遭到否决,但新的改革方案也没有出现。香港距离普选并没有更进一步。
我们收藏的这件文物,正来自那个许多香港人仍相信民主改革近在咫尺的年代。回头来看,它既象征了香港民主理想的高峰,也象征着此后政治两极化与社会冲突逐渐加剧的开始。
反修例运动期间的“二百万零一人”T恤。2026年6月,梁启智在季风书园展示
2019反修例:香港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公民抗命运动。
2019年初,香港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允许将刑事嫌疑人移交至香港没有正式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包括中国大陆。许多香港市民担心,这项修订将削弱香港与中国大陆司法制度之间原有的界线,而这种司法制度的分隔,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香港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之一。反对声浪迅速扩大,2019年6月,一连串大型游行相继举行。
据主办单位估计,6月9日的游行有超过100万人参与,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之一。尽管有如此庞大的民意反对,政府最初仍然坚持推动修例。
就在社会气氛日益紧张之际,一名示威者梁凌杰攀上商场外的棚架抗议。结果他从高处坠下,其后伤重不治。许多人将他的离世视为香港政治危机的悲剧象征,也象征政府始终未能回应市民的诉求。
一星期后,更大规模的游行再次举行。主办单位估计,接近200万人参与。我们收藏的这件T恤正是为纪念那次游行而制作。上面的口号写着:“二百万零一人”。其中的“一”,指的正是梁凌杰。这句口号的意思是:即使他已离世,他的精神仍与所有参与者同行。通过在“二百万”之后加上“零一”,这句口号把原本的一个政治数字,转化为一种集体追思,也同时表达了香港人的悲伤与团结,成为整场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象征。
作为文物的香港T恤
2023年7月,设立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香港研究资料库启动。资料库设立于社会学研究所的香港主题小组之下,如今已保存了超过100件与香港社会运动相关的T恤。
不过T恤只是香港研究资料库典藏的一部分。资料库同时收藏各类与香港研究相关的资料,包括书籍、小册子、传单、报章,以及期刊、影音资料、照片、海报,以及许多不同形式的研究素材。
因这些香港记忆的承载物正处于消逝之中,资料库所做的,其实是一份抢救工作。
香港政府近年大规模下架各种承载香港公民社会记忆的资料。例如由社运人士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撰写的书籍,在各个公立图书馆被下架。又如各种官方的审计、调查和研究报告,也大规模地从政府网站上面消失。这改变不单限于政府部门,也延伸到大学校园。香港公营广播部门香港电台的纪录片,就在香港各大学的图书馆中下架。如果不尽快抢救,以后的研究者就不一定能看得到。
不仅仅是政府出版的资料面对消失的风险。过去数年,大批公民社会团体相继解散。他们过去收藏的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生产的资料,都面对着散失的巨大风险。
过去在网上可以随时下载取阅的资料,如今变成要在指定地点和预约时间取阅。另外,不少关心香港的学者和记者,已无法再进入香港境内,例如202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何晓清就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要让这些研究者有机会看到过去的资料,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香港境外建立备份。
在香港,也有不少潜在的资料捐赠者,他们也希望把资料捐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因为一些可能被认为“敏感”的资料,如果捐到香港本地的博物馆或图书馆,很大可能会被闭架收藏,不被公开展出或让公众查阅,使收藏失去价值。
“很近,同时又很远”:在台湾收藏香港档案
我常觉得,台湾和香港很近,同时也很远。举例而言,今天很多台湾人是看香港的周星驰电影长大的,随便说一句电影里的台词,台湾人都能接下去。但同时,台湾人对香港也知之甚少,例如很多人不知道香港也使用繁体字。“很近,同时又很远”。这或许也可以显示在台湾推动香港研究的特点:有先天优势,但还有很多后天要努力的地方。
我们的调查发现,目前有4000多位香港学生在台湾的高等院校就读,早几年最高峰时,有9000多人。在台湾,每年生产出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差不多有70篇以香港为题材,能看出,不少台湾学生对香港研究有兴趣,对研究资源有很大需求。但台湾几所主要大学,开设的香港相关课程并不多,学生了解香港的学习渠道相对有限。
在这些背景下,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所成立了香港研究计划,推动台湾的香港研究。2023年,举办了“当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的国际研讨会,有75篇论文发表,300多人出席。2024年和2025年,又分别在东京和台北再次召开相关的会议。
研究计划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成立香港研究资料库,这可以算是香港研究的基础建设之一。
台湾是重要的华文出版基地。近年来,许多不能在香港出版的书在台湾出版,丰富了两地的学术交流。台湾本身是华文社会,处理香港研究材料本来就比较方便。当我们收到一箱香港议题的专书捐赠,交给台湾的图书馆便可以处理,因为他们都懂得华文。在其它地方,就有语言的门槛要跨过。当然,台湾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两地距离很近,可以让不同的人得以见面,对推动研究工作十分有利。
、2026年6月,本文作者梁启智在华盛顿DC季风书园讲座,主题是香港档案的保存。对谈人张洁平。
T恤之外
目前,香港资料库登录的项目已经有3万多条。我们收集的资料重点,并不限于书,而是各种不同的资料,例如报告、档案,以及各种出版物等等。关注点是反映香港公民社会变迁,并专注寻找以下的材料:在各个界别有代表性的;纪录重大事件的;和已解散和正休眠的组织相关的;在香港的流通受到限制的,以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宏观政治和社会脉络的资料。
这些资料,有些从公开渠道收集,有些从二手书店购入,还有不少来自个人和专家的收藏。例如马岳教授是香港选举研究的权威,他所收藏的数以千计香港各届选举的选举宣传品,就全数捐赠了香港资料库。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匿名捐赠人。
我们收藏的不少书已在香港的公立图书馆下架。旧书能反映时代的,有一本是《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香港政府出版的。背景是1997年之前,当时候的香港政府公务员训练处,要向公务员介绍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就出版了这本书。
我们收藏教科书,比较新旧教科书的分别。我们也收集以社区为题材的出版,例如社区报,还有街头导赏等等。现在在香港喊“我爱香港”也变得敏感了,那么“我爱九龙”可不可以?“我爱沙田”又如何呢?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地方书写的出版物。
有一些很有趣的收藏品,例如香港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报名表。它对候选人提出身家调查,会问到父母、配偶、子女的情况。香港过去从来没有选举报名表会问这些问题。因为,一般香港的选举报名表都是香港政府自己制作,以前是港英政府,1997年后是特区政府。唯独这份行政长官选举的报名表,因为选举的时候特区政府还未成立,于是便由中国政府制作,内容也就很不一样了。
还有一份“车辆进入许可证”。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只有1000多人可以投票,一般都是和中国政府关系友好的大老板,所以也被批评为“小圈子选举”,这个许可证就是很好的说明。选举当天会场外会有很多人抗议,那些大老板是如何进去投票的呢?他们有司机开车,车上放这个许可证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还收藏政府档案。英国档案处有上万份关于香港的档案,当中有1000多份被人在现场数位化了,送了给我们。英国档案处同意我们保留,只要不放上网。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台北看,不用专门飞去伦敦。
香港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过去几年纷纷解散,他们的出版物需要好好保留下来,让以后的研究者可以用到——例如每年六四维园晚会的场刊,我们就留存下来。
我们不只收集旧的东西。过去数年有数十万香港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我们就收藏有一整套香港人在加拿大参选国会议员的选举宣传品。
在我们收藏的文物中,除了100多件记录公民社会的T恤。还有各式各样襟章、海报等等。例如我们收藏有两个眼罩,是“占中三子”中的朱耀明和陈健民,在占领中环运动现场使用过的。这些文物,我们都会逐一登录和编号。
在今天的政治高压之下,关于香港公民社会的历史记忆正在流失,我们的目的不止在于收藏,也希望它们能“活”起来,流动起来——最近,这些T恤就正在台湾巡回展出。我们也正在酝酿网上博物馆,未来,会让一些资料在网上公开,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作者梁启智,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常年参与香港公民社会。现居台湾。本文由作者最近在美国季风书园的讲座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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