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umnredleaf · May 21, 2026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新华社的消息，是晚上将近12点发出的。
消息一出，先是自媒体抢成“头条”，接着纸媒跟进，一时间颇有点满城争说的喧嚣。之所以说“喧嚣”，是因为邓力群这个人，实在不是一个容易被简单盖棺定论的人。喜欢他的人，有喜欢他的理由；反对他的人，也有反对他的理由。一个人在历史里留下的影子，有时比他的官衔长得多，也复杂得多。
新华社的消息说，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官衔，放在权力金字塔里，大致属于第三个层面，离最高决策圈还有一段距离。但奇特的是，他的实际影响力，却曾经数度深入最高决策层。原因大约有三个。
第一，邓力群长期拥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1950年代前期，他给刘少奇当秘书；后期，他又是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秀才之一。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他成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某种意义上类似邓小平的“智库”。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他又成为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人之一，直到1985年前后，基本上深得邓小平信任。1982年至1985年，他担任中宣部部长，直接掌管意识形态话语权；许多中央文件，他也是主持起草者之一。
第二，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每天一份或数份“情况简报”。这种材料印刷不见得考究，却是通向最高领导层的重要渠道。它像古代臣子上朝时手里的朝笏，轻薄一页或几页纸，背后却可能连着决策层的心思。也正因为如此，从1985年以后，中央高层中一些与邓力群观点相左的人，一直想解散这个研究室。1985年，总书记胡耀邦甚至已经宣布解散，却又被迫收回成命。直到两年后的1987年7月，接任总书记才达到目的。研究室一失，邓力群在决策层的影响力，也就基本失去了依托。
第三，邓力群是一个遇事敢顶雷的人。这一点，为他在中央高层赢得了不少口碑。1949年夏，他在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与率军平定新疆的王震合作。当时中央的政策，是争取与少数民族合作，但王震却推行民族大改革。毛泽东当面责怪王震时，邓力群马上站出来说：这事是我邓力群干的。他自担罪名，保护王震，不惜丢掉乌纱。也正是这段渊源，使他后来一直得到王震支持，尤其到1980年代，他常常为王震代言。
这种敢担事的性格，也曾让邓小平赞赏。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都被要求参加批邓，有的人甚至主动出击。邓力群却顶住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清查者面前，他在题目上画了一个圈，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那一刻，他是在替邓小平顶雷。
同时，对同事或者部下，他也顶雷。部下有事，或有错，他不诿过，直接揽在自己身上。此外，他从不忽视跟他走的人，对部下职位的安排，处心积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这也使他身后部下怀念他时常常念叨的事。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邓力群的前半段政治形象，并不只是后来人们熟悉的那个“左”的代表。相反，从理论认知层面看，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度显得开明、清醒，甚至有些超前。
比如，他对“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非常敏感；对邓小平复出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关注科技教育工作；较早系统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对城乡经济发展趋势也有预测；那篇《访日归来的思索》，对开放、引进以及究竟向外部世界学什么，都有自己的见识。
如果只看这一段，邓力群似乎应该是改革年代的同行者，至少是改革启动时的重要参与者。可历史的复杂也正在这里：一个人在时代转弯处，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在权力更迭中的选择，未必总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走下去。邓力群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恰恰因为他身上发生了这种明显的前后断裂。他早年帮助推动解冻，后来却成了意识形态收紧的代表；他曾经支持拨乱反正，后来又对改革开放中的思想松动保持高度警惕。这样的转变，不只是个人性格的问题，也折射出那一代的一些人在大时代中的思想路径：他们希望中国摆脱僵化，却又害怕走得太远；他们承认必须变，却又总想给变化框进一个鸟笼子里。
从1980年开始，邓力群的历史轨迹和立场，逐渐与前期拉开距离。他与中央高层的陈云、李先念等人走得更近。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意在为当时的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照。书出版后，他指示媒体持续宣传，自己也到中共中央党校宣讲，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为题，一讲就是四次。
这件事，使他受到来自邓小平方面的责问，却也等于向陈云递上了一份“投名状”。此后，他时常为陈云代言；陈云也常常支持他的工作。于是，邓力群在邓和陈之间，一度非常活跃。党内高层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块总书记的料。或许他自己也当仁不让，他的行事和做派，在一些人眼里确实有几分“总书记范儿”。
然而，在邓小平看来，邓力群坚持的某些“左”的观点，使他的政治形象变得不那么合适。邓小平当然也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那个年代，他真正要推动的主线，还是改革开放。也就是说，邓小平可以容忍意识形态的收紧，甚至有时候推动这种收紧，却不能容忍它反过来挡住改革开放的路。
于是，矛盾出现了。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所推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风波，一旦危及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出面叫停，或者敦促别人叫停。1981年因《苦恋》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因周扬讲话而起、持续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因胡耀邦下台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1990年前后的“反对和平演变”，大体都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二邓”渐行渐远。到1985年前后，邓力群基本失去了对邓小平的影响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了自己倔强的一面。哪怕面对邓小平，他也不愿轻易改口。这种倔强，有人看作坚持原则，有人看作固执保守；但无论如何，它都是邓力群性格里很硬的一部分。
两人一次面对面的争论，发生在1986年修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9月18日，邓小平与邓力群谈话，有这样一段对话：
邓：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这是指小邓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小邓：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小邓：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当然也可以。
小邓：我不讲。
邓：你不讲，别人会讲。
这段对话也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硬。1986年的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有巨大威望。他仍敢当面亮出自己的意见，这当然显示了他敢顶雷、敢担事的一面。但同时，这也让后来人指认他的“左”，有了更多例证。一个人的优点和问题，有时就长在同一根骨头上。
“二邓”的另一次争论，发生在1991年前后。那时，邓力群已经退出权力圈。1991年春节，邓小平到上海，多次同上海干部谈话，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次谈话在上海干部中引起震动。随后，《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传达谈话精神，强调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要“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并指出，如果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就只能坐失良机。
同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实际上把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并且强调“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随后，《真理的追求》《求是》《当代思潮》连续发文，大谈“姓资姓社”的问题；再后来，影响很大、至今仍未完全揭开面纱的“反和平演变训练班”在中央党校开班。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明白人都知道，这些话多半是针对包括邓力群为代表的一些观点而发的。至此，邓力群的历史形象基本定型：他成了当代理论界和思想界“左”营的标杆人物，“左王”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
对此，邓力群自己心里也清楚，似乎也并不太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这段话里，有自嘲，也有不服；有历经风浪后的冷淡，也有一个老政治人对身后评判的倔强。
邓力群被称为“左”营代表，自然会有拥趸，也会有反对者。所以，在他去世之后，两边的喧嚣并不意外。人们争论的，表面上是邓力群这个人，深处其实还是那个时代：改革与保守，开放与警惕，解放思想与重设边界。
邓力群的一生，正好嵌在这些矛盾的缝隙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也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放下的历史符号。看他，既能看见一个人的前后转变，也能看见时代转弯时，那些或为信念、或为权力转场的人的影子。
历史有时并不急着给答案，它只是把这样的人留在那里，让后来者反复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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