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臉書 2026-7-2
林榮基：原香港銅鑼灣書店經理，因銷售並郵寄禁書到中國，在深圳被祕密綁架、拘押。獲釋回到香港後，勇敢說出真相，震動香港社會。因香港政府計畫實施《送中條例》，移居台灣，在台北重啟銅鑼灣書店，誓言以書籍和知識來幫助台灣認識中共、捍衛自由與獨立。
林榮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香港。祖籍廣東潮汕，林家為當地富裕地主，開有米店，因中日戰爭，一家老小逃難到香港。父親是紈绔子弟，遊手好閒，幾乎不管家。他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是祖母和母親帶大的。
上小學時，林榮基不太讀書，整天爬山游泳。十七歲時，中學尚未畢業，為了維生，輟學出來工作。這才發現自己讀書少，開始在夜校選修中國文學課程。做過許多不同工作，興趣逐漸聚焦在圖書上。
一九八五年，林榮基到香港中華書局工作，中華書局是一家中資背景的公司。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出版了不少好書，中華書局將很多簡體書進口到香港，比如林榮基很喜歡的、中國學者金觀濤 寫的《興盛與危機》等。他也接觸到歷史學家顧頡剛寫的七卷本《古史辯》，讀完這部巨著後，發現中國的歷史大都是假的歷史，由此開始獨立思考。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屠殺。屠殺之前，中華書局員工都簽名支持學生運動。屠殺之後第四天，中華書局負責人起草了一份支持中共屠殺的公開聲明，並要求所有人都在上面簽名，才能保住飯碗。林榮基認為，學生不是暴徒，軍隊對平民開槍是不對的，拒絕在信件上簽名。之後，香港中華書局還出版了代表中共當局立場、篡改歷史真相的《天安門風波》等書籍——這本書的編輯是一位跟林榮基很熟的同事，他告訴林榮基，他只是聽上面的命令，身不由己。林榮基目睹這一切，覺得非常荒謬，他不願當篡改歷史的幫凶。「他們把屠殺說成是風波⋯⋯中資的出版商出這種書，等於把歷史都改掉了。」當年十月，他憤而辭職。
之後，林榮基到獨立書店田園書局打工兩年。這家獨立書店除了賣香港本地出版的書籍，也賣中國和台灣出版的書籍。那段時間，林榮基每個星期跑深圳兩次，去深圳圖書批發市場進貨。他也常去台灣進書，當時他慕名到台北重慶南路的書店街，隨意進入幾家較大型的書店，發現書店裡顧客很多，書店的生意很好。「我就在思考，為什麼台灣的圖書市場可以蓬勃發展，但香港的圖書市場很蕭條。」
一九九三年，林榮基與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文具公司。但他缺乏商人的靈活手腕，文具買賣不斷虧損，有時連房租都付不出來。最後，他斷然決定關掉這家公司。他發現，自己還是對圖書這個行業念念不忘。次年，他與朋友合夥開張銅鑼灣書店，開始了大半生的賣書生涯。
林榮基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賣書佬」。他一直在思考：「六四」屠殺為何在中國施施然地發生了？一九九○年代以來，香港每年都有支聯會組織的紀念「六四」活動，但沒有多少人深切反省「六四」悲劇的根源。他經過一番苦苦思索，逐漸認識到：這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綜合形成的結構性問題，中國是一個封閉的、專制的農業社會，儒家思想是其思想基礎。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自由貿易帶來自由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儒家專制主義及現代共產專制思想發生巨大衝突，屠殺遂不可避免。而要根絕再次發生「六四」屠殺的可能性，必須進行思想啟蒙工作。他開書店就是這種工作的一部分，用書來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人的想法。儘管一家小小的書店力量有限，但這種水滴石穿、精衛填海式的努力自有其價值。後來，他在中國被捕，審訊者問他為什麼要郵寄或攜帶書籍到中國，他只能說為了賺錢，不能說用書來改變中國和改變中國人。有趣的是，一名自稱姓許的警察對他說，很想讀王力雄的《黃禍》，在中國找不到，請他回香港後郵寄一本——就連辦案的警察也對香港出版的禁書有著強烈的好奇心。
二○一四年，因書店經營遇到困難，林榮基將書店賣給「巨流出版社」桂民海 與李波 ，由老闆變成管理書店的店長。他將書店當做家，晚上放開一張行軍床，就睡在書店裡。每天下班後有好幾個小時自己靜靜地在書店裡讀書。林榮基坦承，新老闆接手後，書店有了很大變化，他並不認同這些變化，卻無可奈何：「他們為了要迎合市場需求，所以會有比較多關於中共高層的八卦類『爛書』，有的書只是根據網上捕風捉影的材料拼湊而成的。」這些書非常受那些到香港自由行的中國旅客青睞，銷量驚人。甚至有官員大量購買，帶回中國作為禮物送人。也有顧客委託他們幫忙將此類書籍帶到或郵寄到中國。那幾年，出版和銷售此類書籍，就如同印鈔票般賺錢。
林榮基承認，二○一三至二○一五年間，他幾乎每天都郵寄五包每包五公斤的書到中國，一天二十五公斤，一個星期五天就有一百二十公斤。他到中國旅行或出差時，也會隨身攜帶香港出版的書籍過去。他認為，從香港寄書或帶書到中國是合法的，並沒有違反香港的法令。他卻不知道，在二○一四年到二○一五年，中國公安部就已鎖定香港政論雜誌或獨立書店，並進行「跨境執法」，目標是「淨化港澳傳媒」，銅鑼灣書店成為一定要拿下的對象之一。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林榮基從香港經羅湖海關到深圳時被捕。過關時「閘口停住，有兩個關員指一指」，又有數名海關職員上前來將他帶走，然後帶他上了一輛七人座的休旅車，來到深圳的一個廢車場。警察將他的證件搜走。然後，他被帶到一個看守所的犯人房待了一晚，對方有向他供應膳食。林詢問自己所犯何事，問了一整天都得不到警方的解答。
次日早上七點多，警察強迫林榮基戴上眼罩和鴨舌帽，將他押送上火車，足足坐了十多個小時，到站後才發現被帶到了寧波。下火車後，再經四十五分鐘車程，到達一幢「大建築物」的二樓，其中一個房間，安排他作身體檢查及更換衣服。隨後五個月，他都被軟禁在這座大樓的一個房間內，看守他的有六組人，兩人一班，四小時換一班。他被提審了約二、三十次。
審訊者自稱「不是普通警察、不是國安單位、不是軍人，而是北京來的中央專案組」。專案組是中共高層設置的超越公檢法的特殊辦案機構。對方一直詢問書店出版書籍的相關資料，包括何人所寫和資料來源等，以及買書的顧客的個人資料。林榮基並不知道，在此期間，桂民海從泰國被綁架到中國，李波則從香港被綁架到中國，其他兩位同事呂波及張志平也都在中國被捕，銅鑼灣書店案正被中共打造成一個大案。審訊者赤裸裸地恐嚇說，他是「被專政的人」，政府對他「不會手軟」。如果不配合，有可能永遠被祕密關押在此，不會有出庭審訊的機會，甚至被弄死也無人知道。審訊者遞上一張紙要他簽名，紙上有兩個條款，包括「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林回憶，當時「孤零零一個人，唯有簽字」。他還被迫接受電視認罪的錄影，雖堅信自己沒犯罪，也不得不按照對方寫好的台詞說「深刻知道錯誤」。
在此期間，林榮基的心理壓力很大，晚上無法入睡。他有過自殺的念頭，希望一死百了，免得連累其他人。他那時終於明白早年讀過的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死屋手記」中的細節，只要讓囚犯重複把水在兩個桶子間倒來倒去，沒幾天，囚犯就會上吊。他被關到五個多月時，腦袋開始混亂，到處找繩子，想趁停電時上吊自盡，結束這場沒有盡頭的監禁。但是，在他的房間裡，桌椅都包上了軟膠，牙刷、指甲刀被繫上繩子，有人拎住，用完就收回，以防他自殺。
辦案人員沒有從林榮基身上撈到太多東西，發現他確實只是一個單純的「賣書佬」。既非政治八卦圖書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要獲益者，更不知道北京上層權力鬥爭的內幕。二○一六年三月，林榮基被安排到廣東韶關圖書館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處於警方嚴密監控之下，不得與外界聯絡。但他曾被安排到深圳麒麟山莊與李波、呂波及張志平飲茶，但全程被監視及錄影。
經長時間交涉後，林榮基被獲准返港探望家人，但條件是他必須把存儲有銅鑼灣書店客戶訂書資料的電腦硬盤帶回中國，作為日後的呈堂證據。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七時許，林榮基在一位自稱史先生的警官及自稱中央專案組處長的陳先生陪同下，在韶關乘高鐵到深圳過關。中午抵港後，林按史、陳要求向香港警方銷案。在港期間，史、陳怕與林同行被記者拍到而與之分道而行，但林必須使用他們提供的手機以短訊報告行蹤。次日下午，林榮基到李波辦公室取得客戶訂書紀錄的電腦硬盤。深夜，他通知中央專案組人員，稱錯取了電腦硬盤，次日需要去更換。
六月十六日上午，林榮基找李波取回正確的硬盤。中午，他攜帶硬盤到達九龍塘站，準備轉乘火車去中國。在車站，他抽了幾支菸，經一番深思，決定不做共產黨牽線木偶，共產黨是劫匪，打劫拿走你的錢財後，還要你幫他去打劫其他人，自己不能由被害者變成加害者。他轉頭上相反方向的列車，聯絡民主黨議員何俊仁，當晚在何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交代失蹤八個月的真相。
林榮基在記者會上說，回到香港後，自由的空氣剎那間把他喚醒，熬夜看新聞，畫面中那些為了抗議銅鑼灣書店事件走上街頭的人們，是他心裡最柔軟的那一塊，「如果出賣他們，我還是人嗎？」因此，他選擇違背跟專案組的承諾，召開記者會，交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說：「在座好多香港人、香港記者，大家差不多是坐在同一條船。我個人或者書店被干預，將來都會發生在大家身上。這個是一定的，」他說，「這件事不是我個人的事，是香港整個社會人的自由訴求，北京政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
六月十七日，中共發動輿論反擊。韶關市圖書館館長陳偉清接受官媒訪問，斥責林榮基顛倒黑白。寧波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警告，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取保候審的嫌犯在被傳訊時應及時到案，鑑於林榮基已宣稱不會返回內地，將敦促他返回內地接受調查。如果拒不返回，將依法對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隨後，中國警方將林榮基列為通緝犯。
六月十八日下午三時，香港泛民主派、支聯會成員及大批市民於銅鑼灣駱克道銅鑼灣書店所在大廈前發起遊行，表達對林榮基及香港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支持。林榮基說，見到這麼多人參與遊行，很高興香港有希望。活動組織方表示，有六千人參與此次遊行。
回到香港之後，林榮基擁有了部分自由。「有人說戒菸很難，但我在裡面一根也沒有想抽。」出獄後，卻一根根地抽。「當一個人沒有了自由，就像沒有了盼望，也如同失去了生命，如今在外頭吸一口菸，簡直像抽了口重生，我抽的是自由。」但香港已不再是原來自由的香港，他經常感覺被人跟蹤，也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大喊大叫。有人稱林榮基是英雄，他不認同這樣的贊美，中國政府逼著他做豪傑，但他只想做個平凡人。
兩年多後，香港情勢江河日下。二○一九年二月，香港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容許當局以個案形式把逃犯引渡至中國受審。該法例在香港立法會審議期間，林榮基因仍然被中國政府以涉嫌「非法經營罪」通緝，害怕再次被引渡至中國，於是選擇離開生活超過六十年的香港，於四月二十五日前往台灣，隨身攜帶的行李箱中，大部分都是他喜愛的書籍。
當時，林榮基可以去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地，但他最終選擇台灣。他解釋說，西方國家會遇到語言問題，台灣沒有語言的隔膜，生活也比較習慣，以前他經常到台灣採購書籍，很喜歡台灣。而且，唯有台灣可以繼續他的理想——重啟銅鑼灣書店。
為了籌措開書店的資金，林榮基在募資平台上發起集資活動，短短一天內就成功達標，最終募集到近六百萬元。順利籌得資金後，準備開店的過程卻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先是銅鑼灣書店之店名和商標被他人搶先註冊，後來他又在台北街頭被黑幫暴徒惡意潑紅漆。一波三折後，他在移居台灣一週年當天，迎來銅鑼灣書店在台重啟的開幕日。
對於香港，林榮基認為那已是翻過去的一頁歷史。他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卻並無很多香港移民那種濃濃的鄉愁，或者說他早已超越了鄉愁：「我並沒有『家鄉』的概念，只有『地方』的觀念，因為我沒有投票權，國家沒讓我們一起參與、維護、付出，不會有太多感情。香港並不是我的家。」他的答案決絕，卻順理成章。他對香港沒有一絲掛念，即便是香港的食物也沒有讓他念茲在茲。「香港餐館白飯為了省成本都用很差的白米，硬硬乾乾的，也沒香氣，我在香港都加水進去泡著吃，你說能多好吃。」在台灣，米飯卻讓他流連忘返，還會打包自助餐的米飯放在冰箱，免得肚子餓的時候沒有好吃的白米飯。「台灣的米飯真的很好吃！」與在香港時一樣，林榮基也以書店為家，書店一角放置著上下鋪的簡易床，下鋪放滿書籍和日用品，上鋪是睡覺的地方。
在更高的精神層面，林榮基對香港的抗爭者和流亡者提出建議：先要保護好自己。你如果失去了生命，你怎麼能繼續抗爭呢？你沒槍沒砲，拿什麼跟共產黨對抗？他們現在開槍，將來也會開槍。所以，最好先保衛自己。不行的話，離開香港，在別的地方繼續抗爭。跟共產黨對抗不是一年、兩年的事，先有一個心理準備，抗爭可能是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可能是一輩子。林榮基還指出，「香港人去到哪裡，都應該保護當地，維護當地自由民主。比如，我在台灣生活後，會參與各種集會遊行。既然自己決定留在台灣生活，也有責任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林榮基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卻是華語世界「賣書佬」中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位。他對中國文化持徹底和全面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國文化為專制政治提供合法性闡釋，科舉制度將讀書人跟政權捆綁在一起，泯滅讀書人的獨立精神。儒家自古以來沒有人權和私有財產保障觀念，支持大一統和皇權專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單單是階級，更是等級，階級可改變，等級卻不能改變。儒家思想早沁入中國人骨髓，不說四書五經，即使通俗文學，三國水滸西遊，灌輸的是什麼？不是推崇大一統，就是歸順朝廷，哪怕熱愛自由的孫悟空，也要戴上緊箍咒，還有佛祖的五指山，而佛祖之上還有天庭。兒童都讀得開心，高興悟空受管束。潛而默化，自由是壞事，人人都應當聽話，奴才思維，就這樣煉成的。儒家經典如是，通俗讀本如是。甚至悲劇，也幾乎欠奉，僅有《離騷》。沒有自由就沒有性格。沒有性格就沒有悲劇。一個沒有悲劇的民族，拿什麼來凈化心靈呢？日積月累，年深日久，中國人的靈魂，長期處於陰暗中，滋生的自然是陰謀、猜忌。
林榮基認為，中國、香港和台灣都缺少一個「脫儒」的文化思想啟蒙環節，五四的啟蒙從未完成。中共從二○一八年以來大力推廣國學、儒學，香港受新儒家影響甚大，台灣雖然擁有出版及言論自由，但在文化上仍是儒家思想獨大。很多台灣人口口聲聲說要獨立、要反對中共的吞併，在文化上卻跟中國保持一致，台大、清大、中研院裡的文科學者都在寫什麼文章？課堂上都在教什麼東西？大都是儒家那一套。正是文化思想上的停滯、落伍，才導致許多人在身分認同有疑慮。這是台灣最大的危險。
林榮基指出，他在台灣重啟銅鑼灣書店的意義就在於此。台灣已有很多獨立書店，但大部分都有強烈的文青色彩，給人以小確幸、小清新的感覺。銅鑼灣書店專門販售政治類、批判類書籍，希望藉由販售書籍來傳遞新知識和新觀念，幫助台灣人了解自身的問題，了解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這樣才能保護台灣。比起一般台灣獨立書店的經營者來說，他對香港議題和中國議題有更多了解，在這方面會選擇和推薦更多優秀著作。
書本對林榮基是維繫生命的劍與盾，是他存在的證明與動力。「書本對政權有影響，所以我就開書店，拿書本和他們對抗，書就是我的武器，他們有槍，我有書本。」這句話強而有力表達了書店的價值所在——書代表著自由，也是對獨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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