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 Rti 2026-7-17
七月二日，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病逝台北，享壽七十歲。不到兩週，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拘捕五名相關人士。兩件事接連發生，令人很難不把它們放在一起看。
銅鑼灣書店的流亡之路
十年前，林榮基因經營書店、販售中國大陸無法出版的政治書籍，被中國當局拘禁，後來流亡台灣；十年後，他剛在異鄉離世，香港又有書商因店內的書被捕。人已經走了，他所經歷的事卻沒有成為歷史。
二○一五年，與銅鑼灣書店及母公司巨流傳媒有關的五人先後失蹤，後來證實均被中國當局控制或拘留。林榮基在深圳過境時被帶走，蒙眼押送，長期受到監控，並被迫錄製「認罪」影像。據他返港後公開披露，中國當局讓他回香港，是要他取回書店的顧客資料；他最後沒有依照要求返回中國大陸，而是留下來召開記者會，說出被拘禁的經過。
二○一九年，香港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林榮基擔心自己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決定離港赴台。他後來在台北重開銅鑼灣書店。同一塊招牌離開銅鑼灣，掛在台北街頭，本身就是對香港處境最直接的說明：一家香港書店，必須離開香港，才有辦法繼續存在。
香港曾經是中國境內出版最自由、也最活潑的地方。過去到香港旅行，不少中國大陸遊客會特地去銅鑼灣、旺角的樓上書店，購買在內地找不到的書。六四、文革、中共黨史、高層政治、維權運動，以及遭官方排除的個人回憶，在香港都還有出版和流通的空間。這些書的品質當然參差不齊。有些考證嚴謹，有些捕風捉影，甚至靠政治秘聞招徠讀者。但出版自由的意思，本來就不是政府替讀者保證每一本書都正確，而是讓不同說法有機會進入市場，接受查證、質疑和反駁。一本書若有錯，可以由另一本書指出；如果書中涉及誹謗，也有一般法律可以處理。警察不應成為書評人，更不該決定讀者可以接觸哪一種歷史。
國安法下的模糊紅線
如今情況已經完全不同。警方這次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展開調查，指五人涉嫌在店內展示具煽動意圖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這是四個月內第三輪涉及獨立書店的拘捕行動。三月，一拳書館負責人及職員被捕；六月，獵人書店負責人等人被捕；到了七月，又輪到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
書店沒有武器，書商也沒有組織暴力行動。警方所處理的是書架上的出版物。按照當局的說法，這些刊物可能引起他人對香港政府、司法機構及執法部門的憎恨。問題正在這裡：批評政府、質疑法院判決或記錄警察執法，何時開始等同危害國家安全？如果一本書讓讀者對政府產生不滿，究竟是文字「煽動」了讀者，還是書中記載的事情本身就值得憤怒？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事件時，要求書商自行確保所售書籍不會危害國安，並把這種責任比作食品安全：賣食物的人有責任確保食物不會令人肚痛，也不能有毒。這個比喻相當突兀。食品有成分標示、衛生規範和檢驗標準，思想和政治評論卻沒有一套可以客觀檢測的「毒性標準」。政府拒絕列出禁書清單，又要求書商自行判斷，等於把一個原本應由執法機關說明的法律界線，丟給每一家書店承擔。
判斷錯誤的代價不是行政罰款，而可能是最高七年監禁。在這種情況下，書商最合理的選擇不會是逐字研究法律，而是避開所有可能惹麻煩的作者、題材和出版社。政府甚至不需要逐本下令禁售，只要維持紅線的模糊，再辦幾宗案件，就足以讓出版業自行收縮。這也是沒有禁書清單比公布禁書清單更令人不安的地方。若有清單，至少還知道邊界在哪裡；現在的做法則是讓出版社不敢出、物流商不敢運、書店不敢賣、圖書館不敢藏。久而久之，審查不再需要由政府逐項執行，而是由每一名作者、編輯和書商在工作之前先替政府完成。
看不見的審查與空白
香港的書店不會在一夜之間全部消失。書展仍然可以人潮洶湧，商場裡也不缺暢銷小說、旅遊指南和投資理財書。問題是，能夠記錄政治、挑戰權力及保存不同歷史記憶的書，將愈來愈難出現在架上。書店的數量可能沒有歸零，書店作為思想空間的功能卻正在消失。北京一直把香港的出版自由看成國家安全的缺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那也曾是中國社會少數仍能接觸不同資訊的窗口。許多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作者，至少可以在香港留下作品；許多被官方刪去的歷史，也還能在香港找到紀錄。對北京來說，這些聲音也許刺耳，卻能提供官僚系統之外的資訊。
一個政府若把所有批評都當成敵意，把令人難堪的記錄都視為威脅，最後只會愈來愈難了解自己所治理的社會。消除不同意見可以製造安靜，卻不能解決造成不滿的問題。香港出版業的衰退，因此不只是幾家獨立書店的經營困境，也顯示「一國兩制」原有的制度差異正在消失。香港沒有正式採用中國大陸的出版審批制度，卻透過國安執法、海關查驗、圖書館下架、書展資格與業者自我審查，逐漸產生相近的結果。
林榮基把銅鑼灣書店帶到台灣，保住了一塊招牌，也留下了一段香港曾經可以自由賣書的記憶。但書店終究不只是招牌和店面，而是作者願意寫、出版者敢於出版、書商願意陳列、讀者能夠選擇。少了其中任何一環，自由出版都很難維持。今天的香港仍有書店，也仍然舉辦書展。只是書架上少了哪些書，人們未必知道；還有哪些書從一開始就沒有人敢出版，更不會留下紀錄。這種看不見的空白，才是香港從書城走向禁城最清楚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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