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書摘】《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書摘】《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思想坦克 / 書摘 2026-7-9

第七章為什麼知識分子會與侵略者同一鼻孔出氣

一項研究的受試者要觀察螢幕上出現的符號。他們可以按下按鈕來控制符號出現的順序。幾乎所有受試者，包括那些操作沒帶來任何實際效果的人，都認為自己成功控制了這個流程。這個研究結果（許多其他研究也陸續加以證實）顯示，人類會高估自己對事件進程的影響力，並低估偶然或自己無法掌控的因素的作用。這種對自身行動能力的錯覺，可能是為了滿足內心深層的心理需求。在另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坐在一間房間裡批改一篇文章，每隔一定時間會響起尖銳的鈴聲。其中一半的人有遙控器，可以用來降低鈴聲音量，不過他們被告知不要使用它。結果：這些人的焦慮程度較低（出汗較少），比其他人更能妥當地批改文章……而且他們碰都沒有碰過遙控器！光是相信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讓我們可以更安然承受負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習慣於低估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只用我們可以控制的因素來解釋某種情況。

想像自己手裡就掌握著解決問題的方案，或許能讓我們心理上感到安慰，但也可能讓我們忘記，其他人手裡也都握有自主選擇權，也都能夠塑造歷史。在知識分子群體裡，當他們的國家遭受外敵攻擊時，這種控制的錯覺也許更是格外顯著。由於在這類情況下，他們都是掌握「遙控器」的人（因為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有影響力），所以他們想像自己手裡有個按鈕，只要按下去就能安撫侵略者。（鑑於敵人的態度是他們的國家左右不了的變數，他們也就更願意這麼想像。儘管唯有有利的軍力差距才能保證和平與安全；但如此一來知識分子就失去重要地位了。）因此，當他們的國家遭受攻擊時，很多知識分子會試圖證明，如果自己的國家可以採取不同的行動，就不至於惹怒敵人。他們為了捍衛自己這種本能反應，就不得不尋找論據，有時甚至與敵人同一鼻孔出氣（就連敵人沒有提出的不滿，他們甚至還代替對方聲張）。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歐威爾會說，西方的「和平主義者」向來「不會公平地譴責交戰雙方，而是將所有非難對準英國和美國」。

史達林、普丁、辛瓦（Sinwar）與希特勒握有自主選擇權嗎？

為什麼有些人會暗自將非西方人視為被動的行動者，從來只能被動應對西方的行動，控制錯覺偏誤可能是一種解釋方向。在整個冷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似乎都認為西方陣營有責任不與蘇聯為敵。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就詢問過蘇聯外交部副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西方能夠做些什麼來讓史達林滿意。李維諾夫回答說：沒有。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向一位西方記者（這位記者渴望知道西方錯在哪裡，以及怎麼懺悔改過）說明，這場對峙的首要原因在於「蘇聯當前的意識形態觀念」，是它使得「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衝突無可避免。」困惑的記者繼續追問：「假設西方願意放手，滿足莫斯科當局的所有要求……這可以讓緊張局勢緩和嗎？」李維諾夫表示不行：「西方在一段時間後又會面對一連串新的要求。」一些評論家相信西方可以自行選擇避免戰爭，認為只要展現足夠的善意就能促成和平；如果和平沒有到來，那就再次做出妥協。歷史學家康奎斯特提到，在整個冷戰期間，一些知識分子不僅將所有講述共產主義實情的演說、書籍、節目或文章視為對和平的傷害，他們還贊同敵人的指控，例如主張西方的防禦軍力會培養出進犯的動機，使蘇聯感受到威脅。總之，許多評論家似乎忘記了，蘇聯集團內部充斥的意識形態激情是自主的，與西方任何行動都沒有關係。正如康奎斯特所提醒的，「蘇聯人相信，所有其他類型的生活和政治觀點本質上都與他們敵對，這種信念正是冷戰的主要原因。」此外，史達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表明過立場，他引用並贊許列寧（Lénine）的這段話：「從長期來看，難以想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基督教國家並存。最後終有一方要勝出。在這個結局到來之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勢必會有一連串的激烈衝突。」蘇聯已不復存在，但某些思維模式延續下來。現今有人會認為，為了緩和與普丁執掌的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西方理所當然能夠做出一些選擇（事實上並非如此），言下之意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西方所犯錯誤（道德上或戰略上）的回應。例如，皮耶．勒盧什（Pierre Lellouche）就解釋說：「沒有人重視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我們忽視它，沒有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這導致普丁上台和這個可怕政權的出現，我們對這些事負有絕大部分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關心，我們將俄羅斯視為一個落魄的國家，而不是歐洲大家庭裡的一員。」在這類論述中，普丁的俄羅斯在文化上或意識形態上的內在因素（美化過去的帝國主義，竄改歷史，反西方的仇恨，對歐洲小國在二十世紀所受苦難毫無悔意，出於攻擊性偏執而始終在找藉口正當化自身的侵略意圖等等），統統都被低估漠視。

同理，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後，許多知識分子呼籲大家省思哈瑪斯（Hamas）發動襲擊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分析當中，導致暴力的根由幾乎都在以色列這方，巴勒斯坦的社會內部因素從未被納入檢視，比如伊斯蘭主義、文化反猶太主義（一名恐怖分子打電話給父母得意高喊：「我親手殺死十個猶太人」，他對自己的行為無比自豪）、否定以色列的存在、讚揚「烈士」行為等。十月十一日，莫娜．肖萊（Mona Cholet）在她的部落格上寫道：「當然有解決方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必須撤出西岸！」哈瑪斯宣稱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肖萊不認為這是巴勒斯坦人的自主選擇，她知道這只是他們對納坦雅胡（Netanyahou）政策的本能回應。這是落入控制錯覺偏誤，認為只有西方這一方（肖萊的例子裡是以色列）掌握促成和平的權力。正如美國評論作家蘇西．林菲爾德（Susie Linfield）所寫的：「巴勒斯坦人只被視作無能為力、被動的受害者，而不是能主動行事的行動者。」換句話說，知識分子陷入一種錯覺，認為西方國家能夠選擇不要有敵人，而且只有西方手裡握著書寫歷史的那枝筆。一場衝突的「根本原因」從來不在敵人那方。這當然讓我們想起朱利安．費朗（Julien Freund）在其論文答辯時對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說的話：

你就像所有和平主義者一樣，以為是由自己來指定敵人。你推論，只要我們不想要敵人，就不會有敵人。然而，是敵人來指定你。如果他想要你當他的敵人，你大可以用友誼作為最美好的抗議。但從他想要你當他敵人的那刻起，你就是他的敵人。他甚至會阻止你腳踏實地過生活。

因為知識分子將敵人視為純粹被動的反應者，他們有時會顛倒因果關係。例如，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實施的封鎖被指為引發巴勒斯坦人怒火的原因，但實際上，這是以色列因應哈瑪斯控制該地區、將其轉變成恐怖分子後方基地的結果（當然，原因與結果後來可能互為表裡，形成惡性循環）。同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的擴張政策被視為引發俄羅斯不滿的原因之一（比如亨利．蓋諾﹝Henri Guaino﹞寫道：「美國和歐盟推動的北約擴張，喚起俄羅斯人被重重包圍的感受，而這種感覺也是許多歐洲戰爭的起因」），但北約這個防衛性聯盟的擴張也許正是對俄羅斯侵略野心的回應，是源於多個前蘇聯小國的要求，它們因鄰國的言論和軍事行動（車臣﹝Tchétchénie﹞、喬治亞﹝Géorgie﹞、克里米亞﹝Crimée﹞……）而擔心受怕。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再度武裝經常被視為蘇聯再度武裝的原因，而不是對蘇聯再度武裝的回應。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美國主要報紙用「好戰」形容雷根（Reagan）達兩百一十一次，用來形容柴契爾夫人（Thatcher）達四十一次，用來形容布里茲涅夫（Brejnev）只有五次，而該時期內發生了阿富汗戰爭。如果只有西方才有能力書寫歷史，那麼率先擾亂平衡的一方就必然是它；是它犯下錯誤才導致敵人暴力相向。將敵人的暴力一概視為一種被動反應的話，再進一步就等於在說，這種暴力從根本上是一種正當抵抗。

這種控制錯覺的偏誤似乎不只發生在西方與全球其他地方的關係上。在一九三○年代，當希特勒針對法國和英國發出挑釁言論時，這兩國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也以為只要反思自身就能解決問題，於是法、英兩國就對這些緊張局勢負有全責。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上台滿一個月之際，英國首相在日內瓦提議削減法國和英國的軍備。當時赫赫有名的社會學家巴耶對此提議讚賞有加：「必須不計代價防止德意志帝國再度武裝起來，為了做到這一點，《凡爾賽條約》裡不需裁軍的國家，都必須接受大幅裁軍。」一九三三年，英國工黨主席喬治．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宣布他的計畫：「我將會關閉所有募兵站、解散軍隊、解除空軍武裝，並變賣戰爭物資。」羅素大表贊同：「﹝如果我們解除武裝﹞，那麼我們就威脅不了任何人，誰都沒有理由對我們宣戰了。」他還說：「人只有在遭遇抵抗時才會變得凶惡」：抵禦納粹主義的作為被視作導致納粹主義的元凶，這無疑是控制錯覺偏誤的一個極端例子。《泰晤士報》記者喬治．道森（Geoffrey Dawson）認為，報刊媒體的編輯方針要為緊張局勢負一部分的責任：「我每晚都盡我所能，以免自家報紙刊出任何可能觸怒德國人的內容，而且還會偷偷塞入一些安撫他們的話。我相信，和平取決於我們能否與德國建立起更合宜的關係。」邱吉爾表示，在一九三二年，當德國要求解除武器限制時，「它得到英國報刊的大力支持……《泰晤士報》表示『不公得到糾正』，《新政治家》雜誌認為『承認所有國家的平等地位至為重要』。」歐威爾指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年，在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圈裡，大家不僅流行強烈抨擊《凡爾賽條約》，而且如果你說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仍然負有一小部分責任，你會被唾棄。」雷韋爾的作品裡處處可見他對人類心理的絕佳洞察和理解，針對那些贊成任何單方面讓步的社會運動者的心態，他這麼描述：「他們理所當然將和平置於所有其他利益之上，以致最終會認為和平取決於自己應放棄自衛；這是他們對此情況唯一能控制的因素，也是他們在任何談判中唯一能大量給出的東西。比起得到對手的讓步，由自己讓步會更容易。」雷韋爾接著又說：「有時候，我們民主主義者眼中的頭號敵人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甚至說是唯一的真正敵人也不為過。」

作者為法國評論作家、《費加洛報》（Le Figaro）專欄作家，也參與創投。著有備受注目的《虛構創作裡的覺醒主義》（Woke Fiction, Le cherche midi,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