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94594 · Jun 17, 2026
《流亡与国体》绪言： 国体的归来——改革已死时代的政治神学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讨论，几乎都围绕着政体展开。从晚清立宪，到辛亥革命；从训政建国，到宪政实践；从革命中国到改革开放；从民主化想象到今日的各种反对运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大多是：国家应当如何治理？权力应当如何分配？统治者应当如何产生？宪法应当如何设计？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然而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长期被忽略：
什么是中国？或者说：什么使中国成为中国？
什么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纵多、无数地方传统、复杂历史记忆与巨大社会差异的人群，仍然能够被称为一个共同体？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政体，而属于国体。政体讨论国家如何运作，国体讨论国家为何存在；政体关心权力结构，国体关心共同体结构；政体属于制度，国体属于历史。
因此，当一个时代不断讨论政体而遗忘国体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自身政治存在基础的理解。现代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之中。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历史转折。第一次是帝制的终结；第二次是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则是革命国家的形成。然而在这些剧烈变动之中，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晚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国家建构问题。但国家并不等于共同体。国家可以建立，共同体却无法被制造；国家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共同体却必须依靠认同维系；国家可以被征服，共同体却必须被继承。因此，一个真正的国体并不是政治工程的产物，而是历史连续性的结果。它更接近生命，而不是机器；更接近身体，而不是组织。这也是本书试图重新理解“国体”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国体实验，并非某种意识形态工程，而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次尝试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共和共同体。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确立了共和国家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政国家的目标。尽管这一实验并未完成，甚至经历了战争、分裂与流亡，但它仍然构成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历史起点。因此，本书并不把中华民国理解为一个已经结束的历史阶段，而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国体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显现。
正因为如此，我既不赞同革命叙事，也不赞同复古叙事。革命叙事认为一切都应从零开始，复古叙事则认为未来只是过去的重复。二者都忽略了历史连续性的复杂性。未来中国既不可能简单回到民国，也不可能永远停留于当下。本书提出一个暂时性的概念：民国3.0。所谓民国3.0，并非恢复旧民国，而是在继承共和国法统与宪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事业。它意味着继承，而非复制；意味着超越，而非否定；意味着完成，而非重复。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未来中国的目标是民国3.0，那么它将如何到来？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最普遍的想象有两种。一种相信革命，另一种相信改革。革命试图通过摧毁旧秩序创造新秩序；改革试图通过修补旧秩序实现新秩序。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处境。革命失去了现实可能。改革也逐渐耗尽自身动力。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改革已死。所谓改革已死，并非某项改革政策失败。而是政体已经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而社会又无法形成革命性突破。于是历史进入一种长期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开始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修改政体，而是如何保存共同体。政体停止运动的时候，国体开始运动；国家停止更新的时候，社会开始重组；权力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共同体重新寻找自己的基础。因此，未来中国的道路不可能首先来自国家，它只能首先来自社会。
这也是本书提出“私法宪政主义”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想象习惯于从国家出发。无论革命还是改革，本质上都在期待国家塑造社会。然而现代宪政国家的真正基础从来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社会。契约先于法律；社团先于行政；财产权先于财政权；地方共同体先于中央权力；信仰共同体先于意识形态国家。换言之：社会先于国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主张一种私法宪政主义。它并不首先关心总统如何选举，也不首先关心议会如何组成。它首先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否重新建立契约关系；社会能否重新形成自治能力；共同体能否重新获得独立于国家的存在空间。只有当这些条件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才可能出现。而我将这一目标称为：民法国家。
民法国家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扩张，而是社会能力的成长。它意味着政治秩序重新建立于社会秩序之上，而非相反。因此，本书所讨论的政治神学，并非关于神权统治，也并非关于宗教国家。政治神学所关心的是：一个共同体为何存在？一种秩序为何被承认？一种历史为何能够延续？一种国体为何能够穿越断裂而继续存在？在改革已死的时代，这些问题重新成为中国问题最深层的问题。
而本书正是试图从流亡者的视角，从国体的角度，从政治神学的维度，重新思考这一切。因为未来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是如何在断裂之中继承中国，在继承之中超越中国，并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国体尚未完成的历史事业。
这个绪言的作用，是先把全书的四个核心概念确立下来：国体（问题）
→ 民国3.0（目标）
→ 私法宪政主义（路径）
→ 民法国家（社会基础）
这样后面第一章《罗马与自由》就不会显得是在讲古代史，而是在回答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有些时代会进入“改革已死”的结构，以及为什么此时必须把视线从政体转向国体。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讨论，几乎都围绕着政体展开。从晚清立宪，到辛亥革命；从训政建国，到宪政实践；从革命中国到改革开放；从民主化想象到今日的各种反对运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大多是：国家应当如何治理？权力应当如何分配？统治者应当如何产生？宪法应当如何设计？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然而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长期被忽略：
什么是中国？或者说：什么使中国成为中国？
什么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纵多、无数地方传统、复杂历史记忆与巨大社会差异的人群，仍然能够被称为一个共同体？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政体，而属于国体。政体讨论国家如何运作，国体讨论国家为何存在；政体关心权力结构，国体关心共同体结构；政体属于制度，国体属于历史。
因此，当一个时代不断讨论政体而遗忘国体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自身政治存在基础的理解。现代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之中。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历史转折。第一次是帝制的终结；第二次是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则是革命国家的形成。然而在这些剧烈变动之中，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晚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国家建构问题。但国家并不等于共同体。国家可以建立，共同体却无法被制造；国家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共同体却必须依靠认同维系；国家可以被征服，共同体却必须被继承。因此，一个真正的国体并不是政治工程的产物，而是历史连续性的结果。它更接近生命，而不是机器；更接近身体，而不是组织。这也是本书试图重新理解“国体”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国体实验，并非某种意识形态工程，而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次尝试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共和共同体。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确立了共和国家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政国家的目标。尽管这一实验并未完成，甚至经历了战争、分裂与流亡，但它仍然构成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历史起点。因此，本书并不把中华民国理解为一个已经结束的历史阶段，而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国体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显现。
正因为如此，我既不赞同革命叙事，也不赞同复古叙事。革命叙事认为一切都应从零开始，复古叙事则认为未来只是过去的重复。二者都忽略了历史连续性的复杂性。未来中国既不可能简单回到民国，也不可能永远停留于当下。本书提出一个暂时性的概念：民国3.0。所谓民国3.0，并非恢复旧民国，而是在继承共和国法统与宪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事业。它意味着继承，而非复制；意味着超越，而非否定；意味着完成，而非重复。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未来中国的目标是民国3.0，那么它将如何到来？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最普遍的想象有两种。一种相信革命，另一种相信改革。革命试图通过摧毁旧秩序创造新秩序；改革试图通过修补旧秩序实现新秩序。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处境。革命失去了现实可能。改革也逐渐耗尽自身动力。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改革已死。所谓改革已死，并非某项改革政策失败。而是政体已经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而社会又无法形成革命性突破。于是历史进入一种长期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开始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修改政体，而是如何保存共同体。政体停止运动的时候，国体开始运动；国家停止更新的时候，社会开始重组；权力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共同体重新寻找自己的基础。因此，未来中国的道路不可能首先来自国家，它只能首先来自社会。
这也是本书提出“私法宪政主义”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想象习惯于从国家出发。无论革命还是改革，本质上都在期待国家塑造社会。然而现代宪政国家的真正基础从来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社会。契约先于法律；社团先于行政；财产权先于财政权；地方共同体先于中央权力；信仰共同体先于意识形态国家。换言之：社会先于国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主张一种私法宪政主义。它并不首先关心总统如何选举，也不首先关心议会如何组成。它首先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否重新建立契约关系；社会能否重新形成自治能力；共同体能否重新获得独立于国家的存在空间。只有当这些条件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才可能出现。而我将这一目标称为：民法国家。
民法国家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扩张，而是社会能力的成长。它意味着政治秩序重新建立于社会秩序之上，而非相反。因此，本书所讨论的政治神学，并非关于神权统治，也并非关于宗教国家。政治神学所关心的是：一个共同体为何存在？一种秩序为何被承认？一种历史为何能够延续？一种国体为何能够穿越断裂而继续存在？在改革已死的时代，这些问题重新成为中国问题最深层的问题。
而本书正是试图从流亡者的视角，从国体的角度，从政治神学的维度，重新思考这一切。因为未来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是如何在断裂之中继承中国，在继承之中超越中国，并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国体尚未完成的历史事业。
这个绪言的作用，是先把全书的四个核心概念确立下来：国体（问题）
→ 私法宪政主义（路径）
→ 民法国家（社会基础）
这样后面第一章《罗马与自由》就不会显得是在讲古代史，而是在回答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有些时代会进入“改革已死”的结构，以及为什么此时必须把视线从政体转向国体。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讨论，几乎都围绕着政体展开。从晚清立宪，到辛亥革命；从训政建国，到宪政实践；从革命中国到改革开放；从民主化想象到今日的各种反对运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大多是：国家应当如何治理？权力应当如何分配？统治者应当如何产生？宪法应当如何设计？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然而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长期被忽略：
什么是中国？或者说：什么使中国成为中国？
什么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纵多、无数地方传统、复杂历史记忆与巨大社会差异的人群，仍然能够被称为一个共同体？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政体，而属于国体。政体讨论国家如何运作，国体讨论国家为何存在；政体关心权力结构，国体关心共同体结构；政体属于制度，国体属于历史。
因此，当一个时代不断讨论政体而遗忘国体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自身政治存在基础的理解。现代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之中。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历史转折。第一次是帝制的终结；第二次是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则是革命国家的形成。然而在这些剧烈变动之中，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晚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国家建构问题。但国家并不等于共同体。国家可以建立，共同体却无法被制造；国家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共同体却必须依靠认同维系；国家可以被征服，共同体却必须被继承。因此，一个真正的国体并不是政治工程的产物，而是历史连续性的结果。它更接近生命，而不是机器；更接近身体，而不是组织。这也是本书试图重新理解“国体”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国体实验，并非某种意识形态工程，而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次尝试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共和共同体。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确立了共和国家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政国家的目标。尽管这一实验并未完成，甚至经历了战争、分裂与流亡，但它仍然构成中国现代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历史起点。因此，本书并不把中华民国理解为一个已经结束的历史阶段，而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国体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显现。
正因为如此，我既不赞同革命叙事，也不赞同复古叙事。革命叙事认为一切都应从零开始，复古叙事则认为未来只是过去的重复。二者都忽略了历史连续性的复杂性。未来中国既不可能简单回到民国，也不可能永远停留于当下。本书提出一个暂时性的概念：民国3.0。所谓民国3.0，并非恢复旧民国，而是在继承共和国法统与宪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事业。它意味着继承，而非复制；意味着超越，而非否定；意味着完成，而非重复。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未来中国的目标是民国3.0，那么它将如何到来？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最普遍的想象有两种。一种相信革命，另一种相信改革。革命试图通过摧毁旧秩序创造新秩序；改革试图通过修补旧秩序实现新秩序。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处境。革命失去了现实可能。改革也逐渐耗尽自身动力。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改革已死。所谓改革已死，并非某项改革政策失败。而是政体已经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而社会又无法形成革命性突破。于是历史进入一种长期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开始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修改政体，而是如何保存共同体。政体停止运动的时候，国体开始运动；国家停止更新的时候，社会开始重组；权力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共同体重新寻找自己的基础。因此，未来中国的道路不可能首先来自国家，它只能首先来自社会。
这也是本书提出“私法宪政主义”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想象习惯于从国家出发。无论革命还是改革，本质上都在期待国家塑造社会。然而现代宪政国家的真正基础从来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社会。契约先于法律；社团先于行政；财产权先于财政权；地方共同体先于中央权力；信仰共同体先于意识形态国家。换言之：社会先于国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主张一种私法宪政主义。它并不首先关心总统如何选举，也不首先关心议会如何组成。它首先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否重新建立契约关系；社会能否重新形成自治能力；共同体能否重新获得独立于国家的存在空间。只有当这些条件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才可能出现。而我将这一目标称为：民法国家。
民法国家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扩张，而是社会能力的成长。它意味着政治秩序重新建立于社会秩序之上，而非相反。因此，本书所讨论的政治神学，并非关于神权统治，也并非关于宗教国家。政治神学所关心的是：一个共同体为何存在？一种秩序为何被承认？一种历史为何能够延续？一种国体为何能够穿越断裂而继续存在？在改革已死的时代，这些问题重新成为中国问题最深层的问题。
而本书正是试图从流亡者的视角，从国体的角度，从政治神学的维度，重新思考这一切。因为未来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是如何在断裂之中继承中国，在继承之中超越中国，并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国体尚未完成的历史事业。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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