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zhang632 · May 1, 2026
我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伊朗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学术界在谈伊朗的白色革命、黑色革命时，强调两者的区别较多。我们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我问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共性在哪里？我们讲区别讲了这么多，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展开为三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伊朗的王权国家与伊斯兰国家有哪些结构性的共同点？这个王权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概念也不是我发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他们搞过一个全民公决，选票上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变成王权国家，要么变成伊斯兰国家。当然当时没有明确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结果超过百分之九十八的国民选择了伊斯兰国家。当然，他给了两个选项，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不言而喻。但我们问的是，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性？
第二个问题是，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与霍梅尼的黑色革命，他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的观念？区别是很明确的，毫无疑问。
然后是一个总结性的问题。伊朗的前二十六年是巴列维国王从1953年开始发动的白色革命开始，其中1963年是关键时间点。这二十六年和伊朗1979年革命之后的后四十七年中，有哪些不变的因素？我们看看有哪些不变的因素。
我举一个小例子，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基础在哪里。巴列维称他自己的革命是白色的，这就是他自己称的名称。这个白色革命的名称是他针对当时的反对派提出的。他认为反对派里的左派搞的是红色革命，伊斯兰教派搞的是黑色革命，所以他认为自己都是白色的，你们是红色的、黑色的，都是坏的。
霍梅尼实际上很讨厌"黑色革命"这个称呼。他曾经讲过，国王搞的不是什么白色革命，国王搞的才是黑色革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巴列维还是霍梅尼，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人都不喜欢黑色。
而这两个人都不喜欢黑色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让我们可以想到索罗亚斯德拜火教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两者之间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当然谁被说成了黑色的，肯定就代表邪恶的一方，
所以我觉得白色革命也好，黑色革命也好，王权伊朗和伊斯兰伊朗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我们需要记住，他们都是在伊朗或波斯文明、整个这个大文明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两场革命是同一个文明中发展的两个阶段。
所以他们之间不仅仅有区别，还共享很多共性。那么我们提出并研究这些共性，我们的目的是预见未来——对差异和变化因素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但对于共性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
从方法上说，研究差异很大程度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分析研究。当我们研究和讨论共性的时候，则更多依赖于对文化的分析。从结构上来说，从政治结构来说，我认为无论是王权伊朗还是伊斯兰伊朗，都可以被总结为被监护的现代国家。
就是说一九零五到一九一一年在伊朗发生的宪政革命，可以说开启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如刚才雷老师讲的，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基本结果、展开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无论是在白色革命还是黑色革命中，都没有被完全抛弃。
就是说双方都继承了现代国家的体制、三权分立的体制、选举制度。所以无论是国王时代，还是现在的伊斯兰时代，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都在那里。
但是无论是王权伊朗还是伊斯兰伊朗，他们都在现代国家的机构之上另外加了一个超级权力。国王加上的是他自己的王权。从一九五三年摩萨台被推翻之后，伊朗出现了所谓的君主立宪，但实际上是立宪退化、君主强化。
所以选举、权力分立体制、议会、政府、法院都还有，但都被国王操控。
伊斯兰革命，即黑色革命，霍梅尼也并没有把现代国家完全推翻。他把现代国家的体制、三权分立体制、选举制度全部留下来了。而且他的选举实际上比国王时代的选举更真实一些，但这些同样不起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家在结构上，跟王权体制的国家实际上是一样的。
他在现代国家体制上另外加了一个帽子，叫做法律监国，或者叫教法学家治国。也就是说，教法学家最终决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根本大策。而民选出来的政府只是负责国家的日常运营，而且在监护国家这个方向上又往前走了一步。
他在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之外，另外建立了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成为完全压在现代国家体系之上的另外一个完整的军事、政治、经济体制。
但是两者之间在结构上基本上还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先进性，但同时又拒绝放弃自身的政治传统。区别在于一个强调波斯传统，另一个强调伊斯兰传统。
某种意义上，伊斯兰伊朗可以说是王权伊朗对现代性压制基础上变本加厉的进展。我不把他们看成绝对相互逆反的过程，而是伊斯兰伊朗在王权伊朗对现代性的压制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了一步。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大国幻想的问题。大国幻想的基本总结是：伊朗是一个小国，在现实政治中，其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实际上都很弱。在去年的十二天战争中，我们看得很清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以色列这个小国所压制。但伊朗一直把自己看成大国，他一直把自己看成负有世界责任的国家。
这在国王时代和现在的伊斯兰时代都存在，但伊斯兰时代表现更明显一些。国王时代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一九七一年国王举办波斯帝国建立两千五百年纪念，然后他拼命扩军，拼命增强武力。当时连苏联都表示不安，问他买这么多武器干什么。
这种大规模的扩军、大规模的购买现代武器装备，实际上直接成了白色革命失败的导火索。就是说白色革命不是一定要失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后他实际上真的倒台，源于他的大国幻想、强国幻想。
他一定要把伊朗变成强国。而他的钱本来来自石油收入，但那几年恰好赶上国际市场油价暴跌，所以钱不够了。所以政府出现超预算超支，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后来导致民众造反。
那么这种大国幻想从哪里来呢？实际上来自他们共同接受的古波斯文明传统。古波斯文明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索罗亚斯德教中，波斯国王不仅是波斯国王，还是宇宙秩序的守护者。
索罗亚斯德教认为世界总是处在光明与黑暗的两极斗争之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秩序：一种是有秩序、善的秩序，叫阿萨，还有一种恶的秩序，叫德鲁杰，这两者之间处于长期的斗争之中。
波斯国王的责任是作为万王之王，是所有国王中宇宙秩序的中心。另外，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帮助宇宙保持善的秩序，打败恶的秩序。
所以伊朗的政治传统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他认为伊朗在世界中是中心，伊朗统治者是万王之王。二是伊朗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在于对国家的治理，而在于代表宇宙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力量的斗争。这是伊朗政治传统中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君权神授，是受了天命的，是天子，但天子的主要责任在于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与国家外部的人有华夷之分，但他并不把外人看成绝对的邪恶势力，认为一定要打败他们。
但伊朗不一样，伊朗国王代表光明。所以他与黑暗处于长期的战争之中，他必须打败黑暗，这才是他统治的合法性。统治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他对自己国家治理得有多好。
第三是强烈的受害者心态。这个善恶之争永远存在，所以他总觉得有人要害我们，最后是统治者可以失去统治资格、可以发生革命，但一旦发生，就是绝对的你死我活。因为他这个善恶二元关系中，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这在今天的伊斯兰伊朗，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从建国开始就宣布除了伊朗之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非法国家。当然后来遇到很多困难，做了很多调整。
但实际上这四十多年来，伊朗把以色列当做绝对的假想敌，建立了所谓的七路大军围攻以色列，承担了与伊朗国力和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区责任。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巨额投入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包括今天正在爆发进行之中的伊朗革命，与他多年来、与小国地位不匹配的大国幻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最后，如果我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就再讲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看的话，我把伊朗的这些问题称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曼德拉效应陷阱。
曼德拉效应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统计现象。如果你问今天世界上的人曼德拉（南非的民权领袖）什么时候死的，很大一部分人的记忆是说曼德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在监狱里死掉了。他们不知道曼德拉实际上后来还当了总统，这个记忆就完全错误了。这种群体记忆错误的情况就叫做曼德拉效应。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这种曼德拉效应。特别是有比较长文明历史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出现在现代化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时候。像伊朗的白色革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很快，每年有百分之十几的GDP增长速度，人民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那这种时候就会出现曼德拉效应——群体记忆不再记得这些成果是来自我们的现代化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是把它记忆成来自我们自己的传统。
第一个陷入曼德拉效应陷阱的是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打赢了两场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由此就产生了日本的曼德拉效应，开始讨论"日本性"的问题，不再讨论明治维新一直以来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而是讨论日本性。觉得这些胜利都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开始讨论日本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讨论群体的力量、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压制个体自由。最后日本就掉进了军国主义的陷阱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上了邪路。
伊朗实际上面临同样的情况，而且伊朗到今天为止没有从这个曼德拉效应里走出来。国王时代就已经是这样，搞现代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然后就一切归结为古波斯的伟大文明，开始看不起西方文明。在与西方记者的谈话里反复指责西方的所谓道德衰落、道德崩溃，觉得伊朗人的社会道德水平比较高，秩序比较好。伊斯兰政权就更是这样了，把世界划分为伊斯兰与非伊斯兰，认为伊朗人的使命就是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伊斯兰世界，认为伊朗人所有的成就都是伊斯兰带来的。
张平 2026年2月1日 在大学沙龙第247期上回应雷颐老师的演讲，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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