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4-7
伊朗被征服也好、投降也好，總之這個神權怪胎滅亡了，雖然伊朗將復甦其偉大的文明，抑或陷入長期的混亂，尚不得而知，但是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文明衝突」將告一段落，中東曾經的強權「兩伊」（伊拉克、伊朗），一世俗一神權，皆告飛灰湮滅，則無疑是一個「曆史終結」，也無所謂善惡，因為暴力從來是歷史的助產士，或稱接生婆，幾千年如此，評價是事後史家們的論說，今日也不必管它。
一、羅馬不亡，哪來歐洲？
這個世界完結過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倫。公元前612年，亞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後，控制黃河流域三個世紀的周室東遷，天下大亂。在西方，希臘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終結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續了三十個王朝的古埃及，和亞力山大大帝的希臘世界，同時滅於羅馬人之手。公元五世紀前後，黑白匈奴大泛濫，古典世界瀕於坍塌，西羅馬傾覆，中國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滅亡——每一次崩潰，在當時人看來，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後又總有更燦爛的文明湧現。
一九八九年那場血光之災後，中國人對自己的未來，除了大崩潰的恐懼，仿佛沒有其他更樂觀的看法。鄧小平說，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就會崩潰，亞洲就會混亂。知識菁英們說，中國一旦失去權威，就會重新陷入封建割據，軍閥混戰，生靈塗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東歐或蘇聯的解體說故事，極言其後果不堪。這一來，中國老百性嚇住了，他們說，算了吧，鬧個兵荒馬亂，還不是咱們當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頗相信此類“崩潰”說。
這些看法，與其說是對未來的冷靜分析，不如說是某種強迫性的歷史記憶使然，它們大概包括：世界的（羅馬帝國解體後的黑暗中世紀）、近代的（大清帝國崩潰後的軍閥割據）以及東歐共產體制消亡後的亂局。中國人一時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這些歷史記憶互相嚇唬。難怪哈佛大學的史華茲教授（B I Schwartz），在一九九〇年夏天的一個討論會上嘆道：傳統中國的政治總是徘徊在一個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現其他的選擇（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維持天下不亂，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種政治形態的可能性。換一種思路去對付那種令人窒息的預設的“崩潰”說，或許有柳暗花明之感。
古代世界的終結
“對我這個愛爾蘭人來說，羅馬帝國的完結是無所謂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瞇瞇的對我們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專治古代史，1989年發表一本專著，題為“古代後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這本書提出一個看法，從公元一世紀到八世紀，許多古代文明毀於蠻族鐵蹄，過去史家都認為，世界漸漸進入無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紀。但恰好在這個時期，從古羅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東正教(東歐和俄國)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構成一個新的文明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應邀來給我們講一個題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終結”。開宗明義他就提出一個問題：公元475年西羅馬滅於哥特人之手，這個龐大政治結構的終結，意義何在？史學界對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難解的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歷史是一個連續的歷史(羅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歐的文明恰恰又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才成長起來。如何解釋這種連續和斷裂？
演講前，布朗向我們推薦了另一本書，《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此書成於1935年，作者亨利•皮倫 (Henli Pirenne)，是一個比利時的反日耳曼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書寫完十天後，皮倫去世。此書以極豐富的材料，證明西羅馬滅亡後，羅馬的經濟和文化並沒有完結，而是在比較小的結構中存活下來，演成新質。特別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橫掃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從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紛飛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皮倫此說，一舉將中世紀史提前了三百年。
大結構控制力可疑
布朗說，把羅馬的政治結構，與它的經濟、文化分開來看，這是皮倫的一大貢獻。皮倫並不覺得羅馬政治結構的終結有那麽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個生態單位，是羅馬網絡的中心，有如中國的長江和運河。地中海交通快捷，從羅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陸路卻要一個月，而且運費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羅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實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蘭海軍攻占亞力山大里亞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權，羅馬帝國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羅馬的滅亡，是一種生態的滅亡。
然而，皮倫又指出，正因為“地中海生態”消失了，昔日帝國的貿易和稅收不覆存在，西歐君主們只有靠土地的稅收來維持財政，農民只依附地主，職業軍隊沒有了，世界統一的感覺也沒有了，這才逼出一個封建主義。
我不知道，皮倫的這種“分離法”能否用於中國歷史。我只知道，雖然我們頗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麽這樣漫長”而苦惱，其實我們壓根兒沒有真正“封建”過。大概，不是因為封建制而漫長，恰恰因為沒有封建制而漫長。漫長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別的什麽東西。是不是羅馬式的那種大的政治結構？金觀濤先生曾有“超穩定結構”之說，然而，果真有“超穩定”的東西，那不會是政治結構，而是文化的連續性。至少，按照皮倫的說法，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那麽，說中國社會高度整合不易轉型，說中國不整合不統一便沒有現代化可言，說中國一旦失去共產黨的權威就會“飛灰煙滅”，大約都是神話。
我想，羅馬的政治結構，又何尚不是一種生態現象呢？帝國體制的功能，集中於征服世界，從北非到撒哈拉，從西班牙到不列顛，這樣大的結構，本身就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懷疑的。帝國在其漫長的邊境駐紮大量常備軍，沿英格蘭北部、萊因河甚至北非，都築起永久性的壁壘，頗象中國的長城。但所謂的“羅馬世界”，其內部另有一個看不見的疆界，僅僅環繞地中海。對羅馬人來說，巴格達很近而不列顛很遙遠。布朗教授說他在北英格蘭看到古羅馬的“長城”時就想，羅馬人的生活多麽乏味呀，如果它不滅亡，我們就沒有阿瑟王的故事，沒有後來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事實上，從北非出土的羅馬莊園，已經有很高的墻，顯示對周圍有很大控制力，莊園主儼然一個小皇帝，只是為了享受繁華才去羅馬。後來，他們都呆在自己莊園里不去羅馬。羅馬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羅馬退出歷史以後，歐洲的政治結構從此變成比較小的單位。帝國式的結構，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單位相對小而分散，有競爭，人的生存狀態，也多元一些。這是帝國終結的一大意義。那些處在邊陲的民族和他們的文化，逐漸走向中心舞台。他們的心態，比較容易超越那種大羅馬情結。歐洲中世紀，除了基督教，沒有其他大一統的結構。眾口一詞的“黑暗中世紀”，其實也大值得懷疑。君不見，巴黎的聖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時的傑作。即使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也終於打出一個洛克所說的“容忍”，打出政教分離的制度性妥協，神歸神，人歸人，奠定了歐洲近代社會的基礎。
二、西方憑什麽：文明比較學
『文明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計算過，人類歷史上一共出現過21種文明，其中14個已經絕跡，6個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河殤》中已經說到湯因比，他是現代史家中長程宏觀歷史、文化類型研究的開拓者，建樹了一套文明「四階段」說，即由「挑戰——應戰」機制產生文明，經歷「混亂」、「統一」、「宗教」而成長，再由於統治者的蛻變而衰落，最後在「蠻族」沖擊下解體、滅亡。這一路的研究並無長足發展，可能是因為史學越來越趨於精專細微之風。
2010年《西方憑什麽》（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出版，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學教授，專業是古典文學和歷史考古，所以此書才能汪洋肆意。中國譯本作《西方將主宰多久》。此作站在長達五萬年的人類發展史上設問：東西方交替領先落後作何解？作者的寫法相當逗樂，不僅耍很多歷史小典故的倒裝錯置，也要在「長期決定論」和「短期偶然論」之間折衷取巧。
他一上來就說，開濛之初，西方領先東方。有一條「莫維斯分割線」，在歐亞大陸西沿，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往南橫切，切過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灣，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東方使用石片，東西方生活方式從這里便開始分道揚鑣，一百萬年前就見優劣，難道不是一種「長期注定論」？
然後就比較北京人與尼安德特人，又說，前2230年西方有兩個核心地區——蘇美爾和埃及，西方的農業出現，比中國足足早兩千年。他特別提到，1995年訪問埃及的中國科委主任宋健很沮喪，回國就啟動了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東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黃河流域出現村莊，那是夏，中國文明史的開始。
然而後來，東方曾領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較下去，大掉書袋：
周秦——亞述、羅馬
漢武帝、大流士、亞歷山大
漢末喪亂——羅馬衰亡
東晉——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與波斯的衰敗
宋朝，東方開始從巔峰跌落之際，西方還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
君士坦丁堡陷落與明朝
鄭和下西洋：東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險
然後，他可以準確到：
1773年，在乾隆時期，西方超過了東方。
為何西方的發展，到近現代反而遠遠超過東方？此書有三件工具，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釋疑竇：
生物學解釋人類為什麽要推動社會發展（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
社會學則顯示社會是如何發展的（皆因危機時刻孤注一擲所致），
最後地理因素最關鍵，它決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進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會制度又反過來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歷史常常很詭譎。雖然中國農業初開比西方晚兩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會始於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又比歐洲早950年，歐洲的封建社會，以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為標志。奴隸制嚴重阻礙社會發展，中國率先進入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獲得先機。
然而更戲劇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會卻結束得早，中國封建社會則是「漫漫歷史長夜」。17世紀中期西歐出現「文藝覆興」，再有「工業革命」，促使各國立憲，並用代議制限制皇權；而東方還沈睡在大清的昏聵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結束兩個世紀。
假如撇開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來自《新約聖經》，有某種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找到另一個源頭：希臘文化（理性、創新、自由）。東方傳統則是無序、保守、等級森嚴，這一套又沒有機緣獲得一場「文藝覆興」洗滌，而被帶進現代，殘留在東方人的文化、意識中，是無法靠現代教育、知識、道德、觀念去剔除的，東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義，精神上早已輸在千年之前。
三、「亞細亞孤兒」要當霸主了
八九年到零九年，二十年風水輪流轉，“東風壓倒西風”，中國在哥本哈根國際氣候會議上，正式成為一言九鼎的大國。它甚至還沒來得及給自己找到一個合適的名號：“中華帝國”？顯得老舊了；“新中國帝國”？不倫不類；它當然不會自稱“共產帝國”。
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了。一百多年試練得慘絕人寰的共產體制，連同其龍頭老大蘇聯帝國，好不容易被得天獨厚的美帝國主義“拼經濟”拼垮掉，卻僥幸地留下其老二中共，走了另外一條「對外開放」的韜光養晦路線，大撈特撈走投無路的西方資本，依舊用它那一套在蘇俄一敗塗地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卻居然絕處逢生，於是也可以跟美帝國主義“拼經濟”，幾乎把它拼垮掉——美國就算沒崩潰，也陷入了一蹶不振的蕭條。這才誕生了一個“新帝國”。回眸一看，九〇年代風靡的那個所謂“全球化”，中國廉價勞力與西方資本的媾和，碩果在這里。今天世界上誰說了算？中國和美國。
人類有進步嗎？“進步”（progress）這個概念，據說來自法國，是啟蒙主義歷史觀的一種，它預設一個終極目標，說人類社會朝此目標分階段直線前進，如今大家都知道那是天真、不成立的。比如，馬克思主義的荒謬，正在被崛起、暴發的中共所印證：人類社會並不一定從社會主義走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它也可以倒過來走——從貧窮的社會主義走向腐敗而暴富的原始資本主義；而且，東方的一個老舊帝國，也不一定非要經過意大利式“文藝覆興”的洗禮，才能“現代化”並富強，它在精神廢墟上，也照樣崛起。富強、崛起，乃至稱霸，是所謂“東亞病夫”的百年夙願。為此目標，這個民族不僅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而且豁出了幾千年的傳統、整個文明底線、悠久的道德資源、幾代人的精神升華。
亞細亞那個哭泣的孤兒，要當霸主了。這個世界不一樣了。一個新帝國，是與“後美國時代”同時誕生的，其間充滿著“貓膩兒”——美國要靠中國繼續購買它的債券活下去，這雖然不至於危言聳聽到了北京掐住華盛頓的咽喉，但至少是拴在一根繩上的兩只螞蚱，俱榮俱損，北京政權不能崩潰，很可能變成一種“美國利益”；世界雖不會重演美蘇“冷戰”的舊戲，但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新霸主登台後，最傷腦筋的還是那位老霸主，如北京把北韓、古巴兩個“共產小孤兒”先領養起來，就叫華盛頓吃蒼蠅般惡心；中國也不再跟西方玩“全球化”遊戲，而要領軍“金磚四國”，如這次哥本哈根的出手，叫板老牌帝國主義；別忘了，中國是有“第三世界盟主”資格的，也有關心“全世界水深火熱”的傳統，那是毛主席留下的一份遺產。至於說到西方跟伊斯蘭的“文明沖突”，那就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因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主要是遭逢了很差的世界大勢，西方帝國主義想瓜分我們，而東鄰日本又捷足先登，加上滿清積弱，錯一步、步步錯；這一次則完全不同，西方無暇東顧，中國又在一個強勢集權、碩果僅存的列寧式政黨手里，則它不想崛起都難。
“人民共和國”也是帝國
其實，一九四九年中國就曾是一個帝國——毛澤東何等威風？「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激蕩風雷激」，市井里的“紅衛兵”語言則是：“今天世界上誰怕誰？”。但如此氣魄，卻要屈居蘇聯之下，缺乏“兩彈”的緣故，所以毛澤東要“反修防修”、發表批蘇修之《九評》。中國人有“帝國”的感覺，就是毛澤東時代“喂”出來——連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都曾受到毛主席的大力聲援，難怪奧巴馬今日要把老毛請進白宮坐到聖誕樹上去，這與拳王泰森把毛像刺青在臉頰上，是否源於同一文化背景，待考。
中國跟美國的關系史，也是她的興衰史：從“買船就是賣國”的獨立自主，到提供廉價必需品使美國生活水平提高百分之五到十的“對外開放”，兩種相反的路線，出自同一個政權，卻又跟什麽“愛國”、“賣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無關；從另一個視角來看，老百姓為了“獨立自主”而挨餓受窮，跟為了“改革開放”而被剝削被壓榨，結果都是一樣。不過，中國人對毛澤東窮折騰的忍受度，遠遠高於眼下這個“笑貧不笑娼”的政權，即使如今“國進民退”，也不至於比六零年“人相食”那會兒慘，大夥兒卻一個勁兒地懷念大救星，這是為什麽？也許先前那個“毛帝國”，畢竟是“人民共和國”——類比“人民民主專政”，不是很相宜嗎？而後來“崛起”的這一個，不管叫什麽，“盛世”、“全球化”、“中國道路”，反正它的“人民”日子不好過。
“國家主人翁”委屈如今成了廉價勞力。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大家何嘗不是“廉價勞力”？廉價得恐怕更賤，但有一頂“主人翁”的桂冠，“精神”上就找補回來了，也畢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毛主席還把外國人送他的一粒芒果轉送給大家，江澤民胡錦濤卻只會給咱發下崗費。看來，這廉價勞力叫誰使喚了，是一個原則問題。這里有兩點區別：我們的血汗錢供偉大領袖揮霍，哪怕他蓋再多的行宮，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拿去賣給外國人，例如供應美國人，我們是不答應的！還有一層，中國的財富可由偉大領袖任意支配，但是分派給各式各樣的太子黨、權貴階層，就是把“全民所有制”篡改成“權貴資本主義”，那才是地道的中國“顏色革命”呢。
“最危險的時候”
因此兩千年以後，也出現有這樣一種思路看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國歌里的這句詞，常常被人引用，我看到網上至少有兩篇文章用它做標題。劇作家沙葉新有一篇極轟動的《腐敗文化》，就是拿它做副標題，列數國內腐敗奇觀之“無底線”、“超想象”，讀來驚心動魄，是難得的好文。還有一篇，出自“烏有之鄉”網站，作者張宏良，標題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題“紀念毛澤東誕辰１１３周年”，於是“最危險”的內容就不大一樣了，但也相當“嚴峻”，抨擊矛頭指向“國際壟斷資本”。
此文主旨是，中國再次“被瓜分”，“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隨意擠壓的‘國際奶牛’”， “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基礎”。作者列舉的數字也很驚人，比如，中國以僅占全球４％的GDP總量拉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１５％，四年內為世界貢獻的GDP總量約一點五萬億美元，但付出的代價是：８０％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２０個城市中，中國占了１６個，全國６６８座城市的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已經百分之百的覆蓋了全部行業，中國每億元GDP工傷死亡一人，２００３年死亡達十三點六萬人，是名副其實的“帶血GDP”，假如算上私企外企隱瞞的數字，每年死亡人數相當於一場南京大屠殺……。
這種思路也誕生了一個政治派別：“毛派”，認為中國被西方“殖民化”，罪在“買辦集團和漢奸集團的作用”，所以中國人民又面臨“民族救亡任務”，而且“仍然只能依靠毛澤東思想”。此文所羅列的事實不假，但不同觀點對一模一樣的事實，可以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不過我們最終會發現，分歧還是基於事實的不同，其中也包括被隱瞞或忽略的另外一些事實、歷史。
毛澤東是沒讓中國成為“國際奶牛”，但他卻從中國老百姓嘴里摳出糧食來，拿去跟蘇聯交換“國防工業”和核技術，等於用耕地極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國農業，同時來供養整個蘇聯人口，其代價便是人所共知的“大饑荒”，中國餓死３６００萬人（楊繼繩《墓碑》數字），到了“人相食”的空前慘境——前文列舉今日工傷“相當於南京大屠殺”，那麽大饑荒的餓鬼，就相當於美國扔在長崎的那枚核彈，在中國扔了４５０枚。
“毛派”不會不知道這些史實。所以，我們其實很難確定，中國究竟哪個時段才算“最危險的”，是大躍進的五八至六零年呢，還是中國發生“經濟奇跡”的近十年？最出賣中國利益的，究竟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呢，還是毛澤東拿幾千萬條性命去買蘇聯的核技術？毛澤東搞文革把中國整到了“崩潰邊緣”，鄧小平則為了糾正文革而搞改革把中國弄成了“殖民地”，孰者更不可忍？或者也可以產生這樣一種思路：“最危險的時候”對中國來說已經是常態，“救亡”乃是永遠的任務，“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妨一直唱下去……。
四、雙重「滅絕」
文明與生態，乃是我們這個星球傲視宇宙的兩種特殊樣態，卻被人類這個鬼靈精糟蹋殆盡。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从文化舆图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谓的“生物圈”内）二十一种文明，其中有七个存活到今天，十四个已经灭绝，藏文明尚未计算在内，未知被他并入了“印度文明”（宗教）还是“中国文明”（地理）。其实汤因比早已说了“文明冲突”，何时成了杭廷顿的发明？汤氏极言各类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征服、殖民、奴役、掠夺），背后都是所谓“高级宗教”在做驱力，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晚期至二战烽火寂灭，已睨视环球无对手，却不料从俄罗斯冒出个“共产主义”来，定睛一看，它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东正教。那么，藏传佛教所面对的那个中国霸权，是否儒教的变种、衰亡、甚至也披了外衣，抑或被华夏后裔自行将其也灭绝了的后果，则迄今没有定论。
生态源、冰川与灭绝
『西藏境內情況非常嚴重，醫院、學校、商店、劇院等大部份公共場合已經使用不上藏語；尊者已經七十八歲，歲月可知，一旦不在了，西藏的問題將更加困難……。』
說話的人，叫羅桑念扎，是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他說此話也不是在達蘭沙拉，而是在紐約市皇后區的一家西藏餐館裡。我第一次聽到流亡藏人如此悲涼的訴說。那天來了好幾位聲援藏人的流亡漢人，大家皆強調揭露中國宣傳（民族主義、西藏「分離」等）的功效，我有點無言以對，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對當代漢藏關係史很陌生，尤其對一九五六至六二年發生在青藏高原的殖民戰爭一無所知，這個歷史被中共徹底封殺，像對八九「天安門屠殺」一樣。
進些年我似乎還滯留在因《河殤》而生的「現代化」命題中，到了西方也沒醒轉來。所以我還慣性似的從這個視角看西藏，閉關鎖國、師夷長技等漢人的玩意兒，在他們彷彿都是經歷的，救亡無疑，啟蒙就未必了，他們必須堅守藏傳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標準都無法衡度這個文明。其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已是一個相當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強敵環視下也兩度流亡，並嘗試種種改革，皆功敗垂成，他臨終預言：西藏將遭到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家園、寺廟乃至達賴、班禪制度，將遭摧毀，湮沒無聞……。
西藏是「地球第三極」，是北半球氣候「調節區」和「啟動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態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許多河湖水源的補給來源，東流有長江、黃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等。長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綠家園召集人汪永晨說她九八年去，那裡還是「高原草甸，滾滾江水」，有七百多條冰川，十一年後再去，冰川已經全部消失，「很多長江源的支流已經完全乾涸了，一點水都沒有」。另據報道，黃河源區青海瑪多「三江源區」的四千多個湖泊，九十％以上已經乾涸。
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態面臨劫難。雅魯藏布江據說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的兩條河流之一，但攔截此江，便如同摧毀西藏高原極脆弱的生態系統。在雅魯藏布大峽谷那個著名的「大拐彎」處，據稱中國正計劃興建三十八億瓦特的水電站。中國會歇手嗎？未來二十年中國能源需求面臨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兗州煤礦、六個大慶油田、八個天然氣西氣東輸工程、四．三個左右的三峽水電站的裝機容量、二十個大亞灣核電站和四百個大型火電站。藏傳佛教的「天上人間」，在世界屋脊上也難逃「文明衝突」，它的現代含義就是精神和物質（地理）的雙重滅絕。
座談會舉行的那家西藏餐館，地處高架火車線下面的一條商業街，店鋪鱗次節比，環境嘈雜混亂。我事先研究好路線，出門奔紐約，從林肯隧道進去，橫穿曼哈頓，再穿過皇后隧道就到了。誰知我車上的導航儀自作聰明抄近道，將我引進一片工業區，叫我在混亂的高速上幾度迷路。那餐館一帶，也是街面擁擠，行車蠕動，返回時我剛上路，車就被無端擦撞；路徑布魯克林、斯坦頓島，車流疾速紊亂，我終以三小時拚搏，安全回家。
五、文明灭绝史
文明冲突唯有“优胜劣败”，是个老黄历了，汤因比大谈“自然法则”，又驳斥斯宾格勒的“命运说”，但是按照他的“挑战与应对”范式，弱势文明的灭绝，依旧是命里注定。《文明在空间的接触》一章中，他逐一诠释近代西欧与东欧、远东、中东各文明的纵横捭阖，却对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几笔带过，定义为“应对困难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剧根源，后来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里有了最新解释。他泼墨重彩地书写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给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
这套理论，不过是把西洋“坚船利炮”说——曾令大清一败涂地，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1860年僧格林沁的两万五千蒙古骑兵，不是也在京郊八里桥呼啸冲向英法联军，结果只有七人生还吗？
那位可伶的印加皇帝后来被皮萨罗囚在一间小屋里，作为人质向印第安人索取赎金，一捱黄金堆满屋子，他就被杀掉了。戴蒙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跟皮萨罗俘获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禅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辈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赎金，岂是黄金可以比拟？
戴蒙特意诠释印加帝国的天真、无知、轻率中计，背后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产生文字、新大陆的隔绝使信息闭塞、从未面对入侵者而无从生出戒备心等等，这跟达赖、班禅两个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及西藏轻易就签署了“十七条”，不是有些相近吗？我注意到，直到达赖喇嘛写自传的时候，毛泽东在他笔下还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钟，这使得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
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六、三峽大壩：斷子絕孫
近年中国一大駭闻，是“三峡大坝变形”，这便令人不得不再提一件旧事：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温写信再谈“三峡”祸事，提到黄万里当年曾对他说，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钱正英、张光斗、李鹏。
我对佛教，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很智慧，让我倾倒。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
中国的“经济起飞”，仅仅十年，环境全面恶化，生态托架迸裂，正符合达赖喇嘛的第一句话。黄肖路说，1970年她随父亲黄万里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写于公元６７５年，离１９７０年是一千三百年，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么一个细节，让人知道中国“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
王维洛说，今年长江中下游缺水厉害，尤其湖北，洪湖水只剩几十厘米深，根本原因是湖北省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这个缺德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是一个“聚焦点”。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黄河河道萎缩，九七年断流226天，三百天无水入海；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那个帖子的题目叫“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除了南水北调，还有西电东送、西气东送、高速公路的“五纵七横”、光纤电缆的“八横八纵”等等，典型反映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近似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好大喜功的狂热。
所以，这又应了达赖喇嘛的第二段话，没有克服贪婪的精神资源，环保是一句空话。甚至，中国即使有了民主制度，而多数人要求过上“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那么政府就会把“资源高消耗型”发展模式继续搞下去。
国内环保界和学人也在研究、呼吁。他们反省华夏历史上的经济开放模式，称之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秃岭。
畅销书《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生物地理学家杰瑞特?戴蒙（Jared Diamond）又写了一本著名的《崩溃》，提出环境崩溃使文明消失的所谓“五点框架”：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不幸因为她的华夏强邻的虎视眈眈，恰好是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汉族人自己对于“三峡大坝”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也是很无奈的，比如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温写信再谈“三峡”祸事，提到黄万里当年曾对他说，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钱正英、张光斗、李鹏。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共不仅毁了中华民族的山河，更毁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中国还有纯正的佛教吗？我们恐怕需要再从西藏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当然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
七、亨廷顿預測：２０５０年美国不复存在
三十年多前，我被人從虎門鎮救出，那是百年前林則徐焚毀鴉片的地方，我們逃出中國，來美國加入移民、吃福利的大軍，那恰好是杭廷顿担忧的「文明冲突」，已被移民潮冲决美国所代替；而他设计的「世界重建」，恐怕会直接变成「美国消失」。
拉美裔、西班牙语，对美国新教文化（盎格鲁、英语）构成真实威胁，似乎是两个世纪前北美扩张留下的一个滞后问题：领土是可以征服的，文化（语言、风俗）却未必——没有谁先进不先进的问题，或者说先进只是物质和武力手段性质的，对文化的作用很有限。
北美白人夺来大片拉美裔的领土，就必须吞下（包容）拉美文化——天主教、西班牙语、墨西哥食品，而非同化它。我们在美国感受到的「西裔化」日益明显，而美国左右已经分裂，她的精英早就忧虑、惊醒、警告，但是无济于事，杭廷顿肯定不是一个「白左」，可是他的论述有意义吗？
新大陆（北美、南美、加勒比海）社会的劳动力空缺问题是历史性的，十六世纪的奴隶贸易，是以非洲黑人来填充这块处女地的开发，因而造成连欧洲本地都不存在的「黑奴问题」，却又因此在北美创造出解放黑人的两次新价值运动——林肯的释奴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其实皆因罪恶而生新值，与文明之演进无关，更又在于，北美扩张的基础，乃是驱赶甚而灭绝土著印地安人，这或许正是劳动力空缺的底蕴，引非洲黑人代之，所以经济行为的道德性质常常极为可疑，而非中性。
民权与福利主义，是否令北美再次产生劳动力空缺问题，而替补者正是以前的逃离者——拉丁裔是一个接受了天主教和西班牙语的印地安混血人种。
2003年，外国出生的移民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1.7%.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统计，美国的移民数量目前高达3400万，其中，非法移民又高达1200万。
面对滚滚涌入的移民大潮，试图保持美国传统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文化的美国保守派早就如坐针毡。令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不愿说英语、拒绝融入WASP文化的拉美裔移民将美国一分为二的可怕前景。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同一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是美国传统的根基，只有沿袭这一文化的美国人才是《独立宣言》里的”我们”，而大量的不说英语的拉美裔移民则只能是”他们”。
亨廷顿在该书中指出，拉美裔移民总人口目前已超过美国黑人总人口，估计到2050年，拉美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1/4.拉美裔移民的庞大规模、持续涌入和区域集中，正在把美国转变为一个双语社会，把西班牙语作为美国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他举例说，43%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移民无法用英语进行交流。美国《新闻周刊》也指出，”现实情况是，美国的整个西南部、得克萨斯州以及芝加哥、纽约和迈阿密等城市，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双语社会。这意味着一种语言（英语）、一种文化（盎格鲁-新教徒文化）和新教徒信仰占据主导地位的日子，在美国早已不复存在。”
由于拉美裔移民不认同盎格鲁-新教徒文化，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已延伸到了政治层面。例如，墨西哥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是最多的，达到600多万。但由于历史上美国南部的大部分领土是从墨西哥获取的，墨西哥裔移民到了美国后，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法移民，而是有”收复失地”之感。一位墨西哥裔移民表示：”此次移民法案的辩论，将会演变为美国与墨西哥战争结局的重演或者倒转，墨西哥人才是加利福尼亚真正的主人。”
亨廷顿預測：２０５０年美国不复存在。
見其作《我们是谁？——美国民族同一性面临的挑战》
内容提要：
本书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最新、最重要的著作。
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收起广泛的争议与批评。
川普總統。(美聯社)
川普發文威脅伊朗：今晚整個文明將滅亡不復返
編譯廖玉玲／綜合外電 2026-04-07
美國總統川普7日貼文表示，美國堅持7日是消滅伊朗的最後期限，「今晚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會有「一整個文明」滅亡。
川普在真實社群(Truth Social)的最新貼文，繼續升高對伊朗的施壓。他寫道，「今晚，一整個文明將會消逝，且永不再復返。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然而，既然我們已經實現了『徹底且全面的政權更迭』，由不同、更聰明且較不激進的人士主導，或許某些具革命性且美好的事物將會發生，誰知道呢？我們今晚就會揭曉，這是世界漫長且複雜的歷史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長達47年的勒索、腐敗與死亡，終於要結束了。願上帝保佑偉大的伊朗人民！」
稍早哈格島傳出爆炸聲，伊朗和美方都已證實。川普已對德黑蘭下達最後通牒，要在美東7日晚間8時開放荷莫茲海峽，否則將炸垮伊朗。
擷自川普貼文
編譯廖玉玲／綜合外電 2026-04-07
美國總統川普7日貼文表示，美國堅持7日是消滅伊朗的最後期限，「今晚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會有「一整個文明」滅亡。
川普在真實社群(Truth Social)的最新貼文，繼續升高對伊朗的施壓。他寫道，「今晚，一整個文明將會消逝，且永不再復返。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然而，既然我們已經實現了『徹底且全面的政權更迭』，由不同、更聰明且較不激進的人士主導，或許某些具革命性且美好的事物將會發生，誰知道呢？我們今晚就會揭曉，這是世界漫長且複雜的歷史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長達47年的勒索、腐敗與死亡，終於要結束了。願上帝保佑偉大的伊朗人民！」
稍早哈格島傳出爆炸聲，伊朗和美方都已證實。川普已對德黑蘭下達最後通牒，要在美東7日晚間8時開放荷莫茲海峽，否則將炸垮伊朗。
擷自川普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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