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暴政与暴民有循环共生关系，但暴政才是关键。
今年是文革发动60周年，我刊邀请了9位专家和评论人士参与笔谈《未完成的反省“: 文革”60 年之后》，其中既有文革亲历者，也有80后、90后新生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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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吴国光怎么看文革？现在再来看文革，较之前有什么不同？
吴国光：谈论文革，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文革”。一般认为，这是指1966至1976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运动。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只有1966-1968那三年的政治运动是文革。这种分歧显示的是对文革性质的不同解读。“三年文革论”者认为那是一场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造反运动；“十年文革论”者（主要是毛后中共领导层），则指这是一场社会动乱。我取“十年文革”的说法，但不赞成上述“十年论”者对文革性质的定义。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由专制政治制度的独裁者所制造的政治整肃、思想洗脑、文化毁灭、社会溃败和经济灾难，其突出特点是对于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粗暴践踏。六十年后的今天，当在中国乃至美国都有人惊呼“文革重来”的时候，我想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符合我对文革的定义的。
但是，我不否认“三年论”者所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文革在其早期呈现了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意愿。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众的这种强烈意愿，独裁者是不可能发动起来这场运动的。这一点，即使在毛后中共领导层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1981年12月，刚刚当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过：“今天估量‘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那就要看现在台上的势力是不是比它更为腐朽。”这等于说，作为文革的代表的毛主义原教旨派（即所谓“四人帮”，其实应该加上毛泽东本人）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文革前的中共台上势力本来就很“腐朽”了，而后毛时代的中共台上势力还可能更腐朽。
所以，不管何时，文革重来，有其原因。但是，有原因如此并不等于就应该如此。六十年后反思，我认为，腐朽势力掌权和文革重来一遍，恰恰是一对“甲生乙、乙生甲”的循环共生关系。胡耀邦用的“腐朽”这个说法可能不那么准确，所指当为腐败，即权力的腐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现象。这包括权力本身的滥用、腐化、为所欲为，也包括社会的贫富悬殊、不平等与不公正，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文化、道德等观念形态不仅无力矫正，反而大力促发这些现象。但凡建制如此“腐朽”，人们难以通过建制解决问题，则反建制的情绪必然高涨，类似文革初年的表现就有可能爆发。而通过这种并非源自公民社会、也非追求个体权利的情绪爆发，专制者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有心者也可能借此走向专制；惟专制制度下“腐朽”依然故我，乃至变本加厉，继续制造腐败、不公和民众的无力感等等，形成一个死循环。
也许可以将之称为暴政与暴民的循环共生关系，但必须强调暴政是其中的关键。有人提出所谓“文革的土壤”一说，意指文革现象的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基础。我相信文革现象背后确有深层机理，但认为，与其归因于民众，不如归因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垄断的权力即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也就总会为“文革”现象制造土壤。独裁者可以“恣意”，而独裁者如果具有掌控民众的力量则倍加“妄为”；前者对文明的践踏可以类似文革，后者则必定是文革的全方位、全过程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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