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9日星期四

李慎悼王小波:“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文:李慎之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中国当代学者、作家。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20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

王小波惟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叔叔指正”,我草草地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

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点追悼评论他们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文章的片断回忆。

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得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但是,我直到前几天以前才听说过,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说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

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决不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八亿人不斗行吗?”这样的大笑话、大悲剧来。

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21世纪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10年来,好象大家渐渐都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的经验: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化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

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约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的人才”啊!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10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以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沉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说”,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慨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

但是,我渐渐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更使我感到可贵。90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小波称之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吠影吠声,很是动人可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

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正如鲁迅先生所谓“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为中国。

李慎之 一九九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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