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种族，正在扩大美国生活中的裂痕。
如果对成功的含义没有一个可行的定义，就很难取得成功。例如，我们在9/11事件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预之所以成为悲剧性的错误行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指挥反恐战争的人从未明确说明让我们能够宣布胜利的基准。“我们在这里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却如此基本，以至于我们常常问不出口。
杰里米·卡尔的《未受保护的阶级》一书在种族关系方面发挥了这一重要作用。阅读这本书迫使我们思考，以一种每个群体都认为公平的方式解决种族紧张关系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卡尔写道：“美国需要做出决定。它是想要大规模的种族间清算，还是想要类似于一个正常运作的多种族民主国家？”
这种民主的标志是什么？卡尔在书的最后引用了詹姆斯·麦迪逊在1820年写的一封信，那是他完成第二个总统任期并返回蒙彼利埃三年之后写的。这封信是写给犹太医生雅各·德拉莫塔的，他在佐治亚州萨凡纳一座犹太会堂的祝圣仪式上发表了演讲，并给麦迪逊寄了一份副本。卡尔认为麦迪逊对宗教多元化的肯定适用于种族多元化的挑战。麦迪逊写道：“平等的法律保护平等的权利，”它是“忠诚和爱国的最好保证；也是珍惜各宗教派别公民之间相互尊重和善意的最好办法，而这种尊重和善意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我们可以把麦迪逊的论点合理地引申为：政治平等不仅能促进社会和谐，而且在良性循环中，当相互尊重和善意占主导地位时，政治平等也会得到加强。
相反，一个统治集团玩世不恭地操纵政治平等来加重从属群体的负担并羞辱他们，这不仅会加剧社会紧张局势，还会鼓励人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骗局，而不是一项严肃的原则。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年）造成的政治伤害加剧了吉姆·克罗案的社会伤害，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公立学校和“分开但平等”的行政标准可以满足第14条修正案对法律平等保护的保障。
如果这种解释能促使人们齐心协力，保证南方的黑人孩子上的公立学校在质量和资源上与白人孩子上的学校真正平等，那么这种解释也许并不完全可笑。或者，如果白人选民必须通过与黑人选民相同的识字测试。但是，当然，法律上的种族隔离隔离了种族，甚至没有经过平等对待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社会紧张局势导致了一种具有腐蚀性的信念，即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只是强者用来巩固其对弱者的优势的一个幌子。
1978年，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种族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中指出，种族作为决定社会经济结果的独立变量的地位实际上正在下降。相反，阶级更多地解释了贫困、犯罪、教育程度等问题。种族重要性的下降实际上是制定一个相当成功的多种族社会目标的一种方式。这不禁让人想起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人们对美国即将成为一个后种族社会所抱有的希望，在这个社会中，黑人或犹太人只是一个细节，对一个人的了解甚少，对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没有什么影响。
这种大熔炉式的美国身份认同理想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在这种理想中，种族类别只是一种既存的意义，而不是持续的意义，它可以促进善意和社会和谐。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少数族群对复合型民族身份认同的疑虑，因为在这种身份认同中，他们的贡献将被更大族群的贡献所掩盖。因此，特殊主义的兴起，尽管有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和奥巴马，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种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仅仅是种族问题，同性恋自豪游行、妇女历史月等活动都提醒了我们）。多元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实际承认，但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则采取了反对同化的意识形态立场。由此，”从多到多“成为当务之急。
无论是大熔炉还是沙拉碗，都有理由成为处理社会异质性的最佳方式。但无论哪种说法最有力，都很难否认一个社会必须选择其中一种，而不是试图以某种方式两者兼而有之。
就拿住房政策来说吧。在《法律的色彩》一书中，理查德·罗斯坦呼吁联邦政府惩罚那些融合度不高的郊区。他坚持认为，郊区的黑人人口不应低于或高于整个大都市区黑人人口比例的10%，这样既可以防止白人过于同质化，也可以防止白人外逃造成的”再隔离“。例如，在芝加哥大都会区，黑人占总人口的16%，这就意味着任何郊区的黑人人口若低于6%或高于26%，都将面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怒火。
但逻辑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禁止黑人居住在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否则黑人是不够住的。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证实了生活经验：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数黑人更愿意居住在黑人比例明显偏高的社区。罗斯坦讨论的调查数据显示，白人和黑人都赞成抽象的住房一体化。但白人认为，当黑人人口比例与全国人口比例基本持平时，该社区就实现了融合；而黑人则认为，当黑人人口比例是全国人口比例的2到4倍时，该社区就实现了融合。这些都是无法调和的愿望。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谁能出人头地，谁不能”的问题。1965 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签署《民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第二年，也是他签署《投票权法案》的几周前。然而，约翰逊并没有花太多时间颂扬这些成就，而是指出了它们的不足。他告诉毕业生们，自由和机会均等虽然至关重要，但“还不够”。“民权斗争的下一个更深刻的阶段”将寻求“不仅仅是作为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他是这样阐述这一挑战的：“你不能把一个多年来被枷锁束缚的人解放出来，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竞争’，并且仍然有理由认为你已经完全公平了”。
在那次演讲或随后的任何演讲中，林登·约翰逊从未说过什么是完全公平的，甚至是相当公平的。然而，其含义并不是很深奥。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最好理解为平等的代表权。伊布拉姆·X·肯迪将这一观点提炼出了其精髓：种族差异一定是由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或黑人的自卑造成的。
这一标准适用于广泛的社会趋势，比如黑人的贫困率是白人的两倍，而他们的住房拥有率是白人的一半。但据推测，这也解释了更精细的结果，比如2012年黑人占美国律师的4.7%，2022年占4.5%，这意味着黑人律师的数量只有肯迪认为的三分之一左右。美国律师协会还报告称，在2019年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中，有19%的黑人从未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多次尝试，相比之下，西班牙裔为13%，亚裔为11%，白人为6%。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黑人法学院学生比白人学生更容易辍学，再加上这一因素，结果是80%进入法学院的白人学生最终毕业，并在随后一年内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而黑人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52%。
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广泛论述了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原因和影响，他引用了政治学家迈伦·韦纳在1950年代写下的一段话：“所有多民族社会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即种族群体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教育水平（通常还有教育类型），获得不同的收入，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换句话说，林登·约翰逊/肯迪提出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比例代表制的目标在人类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谴责自己，因为我们未能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而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不断地反对这种状况。这将导致无尽的沮丧和痛苦。
美国之所以有希望通过蒙混过关来解决种族矛盾，是因为美国面临的障碍与其说是种族问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正如社会科学家扎克·戈德堡所证明的那样，白人自由主义者比黑人更强烈地认为黑人为克服种族歧视所做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对移民的感受比西班牙裔更温暖，比所有人都更教条地致力于将多样性本身作为一个目标。我们可能希望格雷欣法则不适用于政治：好的想法会淘汰坏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像《未受保护的阶级》这样充满活力但又以经验为基础的论战，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政治空间，让怀有善意的美国人在这里解决国家的分歧，治愈国家的创伤。
威廉·沃格利是克莱蒙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克莱蒙特书评》的高级编辑。他著有《永不满足》（Never Enough）和《怜悯党》（The Pit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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