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庭獲准於保釋期間赴加拿大留學，如今決定「棄保」（不遵守保釋條件）流亡加國，若以後果為目的，香港國安當局顯然犯了政治錯誤，因為整件事暴露了國安人員的辦案手法，具體看到《國安法》如何凌駕法治，特別是香港和台灣選舉臨近之際，周庭出走對北京更有百害而無一利。
周庭三年前八月被捕，一直保釋候查。警方人士當時不具名向傳媒透露，十名被捕人士，包括黎智英及其兩名兒子、《壹傳媒》集團三名執行董事、周庭等人，控罪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具體是指傳媒高層利用外國戶口，財政上支持包括周庭在內的組織，向外國政府要求制裁香港。
三年多來，國安當局並無向十名被捕人士提出上述的控罪，也沒有透露調查有何進展。大家從傳媒看到，黎智英的兒子早已重獲自由，還努力游說外國政要釋放其父，若非周庭爆出流亡加拿大，也不知道三年來她仍在保釋候查之中。
國安花了三年時間也無法提控，是起初執法判斷錯誤、調查能力不足、工作效率偏低，還是其他原因，外界無法知悉，但對於被調查的保釋人士如周庭，人生自由受到限制，長期活在徬徨恐懼之中，生命已脫離自己的掌控，而且並無了期，身心定必困擾，卻是不爭的事實。
警方查不出結果，也不向公眾交代，更是欠周庭一個公道，欠社會一個解釋。三年前的拘捕行動，警方大張旗鼓，公開及私下向傳媒發話，指疑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莫大焉。但至今沒有提出檢控，也不作交代，究竟是證據不足，還是仍須調查，警方起碼需要說明還須調查多久及原因何在。否則的話，沒有證據卻不斷拖延下去，清白無辜的被捕者繼續蒙受不白之冤，被指「危害國家安全」，公眾對他們的認知也被誤導。難道這就是《國安法》的初衷嗎？
莫名其妙的更是，周庭被國安人員要求「深圳一日遊」，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先進科技產業，還要寫悔過書，才能取回護照到加拿大留學。無疑，「深圳一日遊」是思想改造工程，寫悔過書也是國安人員完案前的工序，但向調查對象提早展開思想改造工作是否恰當，卻是問題重重。一是觀念混淆，「一日遊」怎樣看也不算調查工作，也與上述案件無關，而調查人員不能代替懲教人員的角色；二是因果顛倒，因為是否需要接受思想改造，首先建基於調查結果，不能立場先行，沒調查結果，更未經檢控和定罪，便拿升學做交換，要她接受改造思想，並且留下悔罪紀錄。
周庭的三年，見證國安調查權力無邊。保釋候查可以永續，行動範圍可以擴及思想改造，實際上挖空無罪假定的原則，無辜市民未經定罪已長期失去自由，生活任由擺佈，含冤莫白也徒嘆奈何。周庭的香港故事，近日在各大國際媒體廣泛報道，為香港式法治添上新例子。
其他先不說，周庭棄保外逃的自述經歷，詳盡細緻，當局不予置評，看來是信實可靠，台灣民進黨必定看中，信手拈來，即可為他們競選總統的大業助攻。四年前，蔡英文總統借助香港「一國兩制」的破局，說服選民支持民進黨強硬的兩岸政策，結果扭轉劣勢，競選連任成功。今次周庭事件，雖然不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影響巨大，也不可能因此導致大量中間選民轉向，但與四年前不同，今次民進黨候選人民望一直稍為領先，只要多取幾個百分點中間選民的支持，就可望穩住勝局，更何況周庭的遭遇，年青一輩有較大共嗚，民進黨當然不會客氣。
在香港，周庭的不幸遭遇相信得到頗多同情，會否影響投票意欲，尤其是年青人，週日即可分曉。可肯定是，她遇上的國安劇本，香港人都似曾相識。國安人員要求周庭參加「深圳一日遊」，還規定她寫信感謝安排，又要表示從此悔改，就是要得到本來得不到的認同和掌聲，即使來自強迫也可以。同樣，區議會大多數議席由直接或間接委任產生，所謂選舉也屬於「愛國者」專用的遊戲，政府卻呼籲大家投票以示支持，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包車運送老人中心長者到票站也好，威迫利誘十八萬公務員投票也好（佔4%選票），為的也是爭取很難得卻很需要的社會認同。
幸好香港人大都活在「無所不用其極」的不可抗力量之外，因此劇本類似，卻不用演周庭的角色，否則只能如公務員那樣，投票之餘，還要記緊拿取票站派發的紀念品，證明自己到此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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