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帖還在講「境外勢力」，今天江澤民死掉了，他執行鄧小平「韜光養晦」政策，與歐美媾合，而令中共巨富並崛起，所以「境外勢力」其實是中共自己，這是看點一；而江核心沒有被習近平弄死，是看點二。中共三十年經濟起飛、大國崛起，絕對倚重上海，期間脈絡，又絕對少不了一個「上海幫」；假如再貫通到近代史上，那裡還有一個「海派」，就連中共歷史上，也有一個「海派」；若再揳進文革十年，那裡還有一個「四人幫」，真是熱鬧非凡。梳理這段歷史，你才知道，為什麼習近平至今鬥不過「上海幫」。】
筆者多次論及，中共對外姿態在1992年前後發生重大轉變，從此前的「韜光養誨」一變而為對東亞咄咄逼人﹕
第一，摹仿「亞洲四小龍」的來料加工型經濟特區，從趙紫陽時代起步，雖先後經歷了三波「沿海開放城市」的「放」與「收」的政治風波，其間還發生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短暫萎縮，但終因獲利巨大而使「放」成為壓倒趨勢。1992年的進出口貿易額超過1600億美元，比開放前的1987年增長了5.2倍，年均遞增15%；在世界貿易國家的排行，也從32位躍到11位，超過了先前摹仿的「四小龍」當中的三個﹕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其吸收外資用于薄弱的能源、交通、通訊和原材料的基礎建設亦收益極大，僅1992年就有4個鐵路和港口項目上馬，提升了東南沿海的港口吞吐能力，也緩解了華東華北的運輸緊張。外貿部長李嵐清1993年就提出了進入世界十大貿易國行列的目標，這個目標決定了中國大陸將與東亞各工業國遭遇貿易競爭，是遲早的事。
第二，東南沿海開放的重點，又經歷了「先南（廣東）後東（上海）」的轉變，是最耐人尋味的一個微妙政治後果。大陸第一批「特區」四個，三個靠近香港的（深圳、珠海、汕頭）都發展迅速，唯一位于東海的廈門則一直冷落。上述三波「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爭，第一波是1984年的廣東「特區」存廢之爭，以鄧小平突擊再開放12個沿海城市而告終。第三波即去年再度引發的「特區」存廢之爭。
由粵轉滬
其中以第二波最為有趣。「六四」後對外開放曾一度停頓，1991年鄧小平以「南巡」推動「第二次改革」，中共高層曾發生一場爭論，對所謂「第一次改革」中走得最遠的廣東之「開放」經濟效益提出質疑，認為中央逐漸對它失去控制的原因，是廣東的貿易有75%是通過香港來做的，對香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廣東的「對外開放」只是「肥」了香港，財富均被香港拿走。
據說鄧小平頗後悔沒有提早開放上海，乃決定「第二次改革」以上海的浦東開發區為重點，並以上海為「龍頭」，帶動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以至中原和西南，把財富截住，不使流向港台。從此上海的各種優惠都超過廣東，在大陸對外開放中的地位一躍而為首位，整個東部沿海也熱鬧起來，紅極一時的珠江三角洲退居于後了。此後又連續開放閩東南地區、環渤海灣地區等東部沿海經濟開發地帶，明顯地將對外開放重心由南東移了。
上海成為重心，另一種解釋認為是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攻佔」中南海的結果。
第三，經過十多年對外開放的歷煉，中共的國際競爭意識已漸成熟，他們正在把工業東亞，從「天時、地利、人和」的摹仿對象和投資者，變成經貿競爭對手。他們口頭上歡迎所謂「大中華經濟圈」，骨子里是要當這個經濟圈的龍頭老大，竭力提升上海在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上的地位，希望重溫本世紀初上海作為東亞第一大都會的舊夢，已經暗含了這種勢頭。中共對東亞和亞太地區的態度突然強硬起來，不斷升高台灣海峽緊張局勢，在這種背景下，經貿競爭迅速被超經濟的政治需要所左右，全力加速經營大上海，變成遏制台灣，操控東亞，比肩東京的戰略一環。估計九七中共拿回香港後，將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使其成為大上海的犄角，互為呼應。
上海歷來是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另一個中心，1949年以後雖起起伏伏，地位其實從來不弱于北京。後冷戰時代，中國解除北方威脅，戰略重心東移太平洋，上海地位愈加吃重。中共若著力經營上海，利用外資迅速改善它的基礎建設，它就絕不是一個來料加工型的「經濟特區」，而將恢復其在近代史上曾經具有的容貌，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信息、航運中心，這對于一水之隔的台灣經營「亞太營運中心」勢必構成嚴重挑戰。今天這個態勢已經非常明顯，不出一二十年便成事實。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都將無法回避一個所謂「大上海」的出現。
「江核心」
「六四」屠杀后，连杨尚昆、王震等老人都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邓小平的老把式单纯、管用，不管这个江山姓资姓社，只要姓共就好；上上下下都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民间的大实话却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又引出晚清故事来，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订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当下邓小平找来的两任总书记都栽了，他也只好接受元老们从上海选来的江泽民，但是没有人知道江是块什么料。
隔开三十年距离再来评估，你会发现中共这个制度，猝不及防中产生的接班人，往往是最佳人选。前面的一个例子是华国锋，毛泽东临终指定他「你办事我放心」，他反而决策抓了「四人帮」，大快人心。下一个例子，就是江泽民，他几乎是以一个京剧二丑的模样登场——后毛时代的中共「统治人格」，有一个「祛魅」趋势，从毛到邓，「魅力」一次性大跌损；再从邓小平经由江泽民的「丑角（滑稽）型」，走到胡锦涛的「平庸（唐氏综合症）型」，不期然吻合了」韬光养晦」的权谋，若非精心设计，而是本色如此，皆称得上为骗取天下的大奸。
九〇年代末，民间谣传秋日某晚，在哈同公路佳木斯到桦川路段，有数不清的青蛙跳到公路上，被急速行驶的车辆压死，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遍布公路上的青蛙尸体，支离破碎，坊间由此生出一则"蛤蟆精"段子，影射江泽民。当民间弥漫着一种蔑视情绪之际，《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却指出，江泽民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政治家，端看他上台后的手段：头一招是借党内民间的"六四"怨气，以"陈希同﹑王宝森"大案，摆平骄横的北京市委；二是针对最具挑战性的乔石﹐否决中纪委关于各级纪委独立于地方党委的方案、反对全国人大提议将"武装力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为"对人大负责"﹐也笼络了军方﹐两招便令乔石势力急剧跌落。
「内外二元分离」
纵观「江核心」时代，这厮干了几件事情，叫中共平顺捱过「六四」危机：
1、让党和国家皆彻底腐败、烂掉，即所谓「闷声发大财」；
2、与西方妥协，绝不跟美国搞对抗；
3、师夷之际，也操弄「义和团」于股掌之上；
4、以民族主义替代马列主义，作为执政的意识形态。
据说，邓小平给江泽民的政治遗嘱是：「绝对不跟西方翻脸」，然而江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以为平衡；再大举引进外资，又拆除「社会主义」，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软红十丈」的盛世，不可谓不成功。
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人染上「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心态，始之于江泽民操弄的「内外二元分离」——政府亲美亲西方，却煽动民众仇外仇日。1992年春有一场「反殖民文化运动」，自沈阳至北京、上海、武汉，刮起了一阵拆招牌风，所有带有「媚外」色彩的店名，纷纷换招牌，重办营业执照﹐如「帝王」改为「国旺」，「帝国」改为「祖国」，「路易十三」改成了「英模城」；上海甚至扩展到更换街名，因为「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太浓」。
中国的仇日反美民间活动，多年发展后渐生成为一门数以亿计的爱国宣传生意。「东方好莱坞」，浙江省横店盖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视城，自2016年以来，旅游业的受益达到165亿元人民币。以每年平均计算，单是横店这个影视城就出产了50套抗日电视剧。一个名姓施的临时演员告诉记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战电视剧里扮演日本鬼子，他当天死了8次。
「天安门时代」结束了
不久中国在「钓鱼岛」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鼓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美国B－2战略轰炸机投下的五枚钻地弹，由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地下室发出来的神秘定位信号引导，飞进那里开炸——原来一架被击落的F-117战斗机残骸，隐藏在此，而中国人不知道它的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这个意外给世纪末添了一个大麻烦，剩下就看中美两厢政客怎么擦屁股了。江泽民玩了好一阵子仇外民族主义和亲美政策的平衡，玩得叫老毛老邓都要刮目相看，这个意外如果打破他的平衡，就会把中国拨到另一条道儿上去。政治局紧急开会，竟然同意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也是找碴儿上街，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围攻大使馆、烧汽车，几近暴动，外电称「学生怎么同政府配合得这么默契？」从ＣＮＮ电视新闻里看，那些游行示威的北京学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门学运，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觉「天安门时代」真的结束了。中国的青年，如今是恨死美国，却做梦都想来这个最恨的国度。北京反美怒潮第四天突然收场，显示中共可放可收，已然成为拥有宗教式狂热拥戴的东方强权，与伊斯兰互为轩轾了。
江泽民似已稳住大局，上海帮很得势，感觉有一个「海派」在中国崛起。近代中国说「海派」，专指「上海滩」，晚清开埠，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十里洋场，既是江浙财团的大本营，也是国民党的大都市，乃中国「现代性」开场之地；中共历来也有「海派」，早期在「白区」的周恩来陈云，都有旅欧留苏、受训于第三国际的背景，也对毛邓均有驾驭的技术，都是不倒翁；文革中，又有「四人帮」发迹于上海，横行一时，天怒人怨，留下螃蟹「三公一母」之谈。
历史之诡谲
1996年初，正是我带瘫痪妻子疯狂求医之际，常常跑纽约曼哈顿和法拉盛找针灸医生，有一次偶遇舊友，就聊了几句，听他大讲一通怪论。他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极高，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愿「为祖国而战」；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最亲美的领袖，但内部对他压力极大，李登辉访美成功后，全国各省通电批评江软弱；中共欲与美国一战，而美国军方算过帐，同中国开战需花七千亿，没有这笔钱；李登辉向日本承认「拖美国下水」与中国一战，此乃日本削弱美国之谋算，中美之战后日本便天下无敌。这套怪论正在中国流行。
师夷之际，又操纵「仇外」，乃是晚清以来的一个传统，最著名的事件，即西太后找来义和团「扶清灭洋」，闹出「庚子之乱」，引来「八国联军」，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谓「外辱」根源都在「内扰」，当时慈禧要废光绪，而民间又一个「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清廷将其转化为仇外工具，初始好像很聪明，哪里知道不堪一击，结果《辛丑条约》赔得更大。但是后来列强大多退款，尤其美国设「庚款奖学金」，第二批留学生中便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他们后来开启了「五四」时代。这个变局，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事，而是一股趋势，无可阻挡。此历史之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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