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捷生 / 明报月刊
八十年代末歲是我人生急轉彎的標誌牌，就像解不開的記憶繩結，串聯着前半生與後一半。而香港是命運扁舟短暫系纜的埠頭，那時寄身西貢區黃麖地背山面海的一間村屋。苦夏逼人，心情抑郁無法讀書，只亂翻報刊。不經意從《九十年代》雜誌讀到李怡，文人看字別有心得，李怡的思想超越彼時各種驚悚流言，筆鋒刺穿龍鱗，直達深部。更觸動我的是，無論作者之堅持抑或反對，字裡行間都看得出真誠。我於是記住了李怡。
日子在山風海濤中流走，延宕至歲尾，我孤身飛往美國，開始漫長漂泊。沒想到重返香港要等很多年以後，其時世態卦象已變——香港主權易手；我在遠域落地生根；《九十年代》停刊；我在美主編的《廣場》雜誌亦停刊……人和城都已時過境遷，曾經的大時代化為遙遠回聲，恍如沙岸潮痕。而這座城於我儼然深意象，既銘刻着人生大轉折的記憶，更是母文化象征——對海外文人而言。
我和羅海星是好友，也都是被命運之手刷新人生頁面的逆行者，兩人重聚有說不完的話。這天羅孚前輩在北角一家上海菜館請吃飯，席間我初識李怡。文如其人，他的才氣帥氣撲面而來。因我和羅海星經歷獨特，自然言及一些話題，到底三觀相同，我和李怡相談投契，一見如故，覺得他心胸磊落，待人誠摯。李怡沒讀過我在大陸時期的文學作品，但看過我在海外寫的散文雜文，他說發表的那些園地太小眾，便邀我為報紙寫稿，一寫多年。
之後我多次赴港，每次都與李怡暢敘，平時也通電郵，他每年到加拿大都和我通電話。正是他告知著書計劃，讓我深受觸動，遂棄寫香港報紙專欄，回歸文學寫作，並獲李怡力挺，囑我有新作發給他一閱。人要追隨自己的目標，做最喜歡的事——這也是恩師余英時先生和我說的。
光陰窸窣翻頁，不知不覺間，李怡的白發爬上了我的顱頂，恍如一個年代的星霜。記得初見時李怡告知他將滿七十，十年後他告訴我要滿八十了。其間摯友羅海星辭世；羅孚前輩仙逝；香港滄桑之變更令人感慨百端。那年聖誕前夕訪港，我看到義工在銅鑼灣地鐵站出口設攤位，呼籲記住刻木紀年的歷史事件，並給那些付出一生的殉道者寫聖誕卡，路人腳步匆匆，鮮少駐足。
我以為，關心那些人和事的時代已過去了。崇尚個人的自由社會代表一種價值體系，生下來就接受這種文化熏陶的香港人，對宏大意象的關注終難持久，亦無暇牽掛了。他們自己曾有的東西也在頹化剝蝕，就像那部港片《十年》。怎想到，時代律動在不同的文明區塊也同樣會發生，於是風球高懸，觸天驚濤漫過巨礁，粉身碎骨為無數浪沫，末了歸於震耳欲聾的死寂。
從抵觸到衝突，這是不同文明的宿命，就像異質蛋白造成人體強烈過敏反應。香港開埠一百八十年，獨特價值之內核，如同凝結在蚌殼裏的珍珠。但比起古老巨礁，生珠老蚌還是太年輕了。念及李怡及羅海星們之鍥而不捨，如同被宿霧鎖定的流螢，掙扎着點燃生命中的微末之光，委實令人感觸萬千。
李怡讀過我回歸文學所寫的散文和舊體詩，說他也曾有文學理想，「我一直想再嘗試，但總放不下香港日趨淪落的時事。」他又說「按照我的人生規劃，早應移居美加矣，但對香港卻是難舍難離。香港越是沉淪，我越是不忍離去。如果香港好好的，我可能早就走了。」
我原是寫小說出道，去國之後僅九十年代在普林斯頓時還寫過，其後再也未碰。我和李怡說過想回到小說耕耘，只恐筆法荒疏，寫出來的話再請他指點。今歲虎年春節，我們互通問候，李怡提到去歲末患心肌梗塞，住院兩週，大病一場。出院後尚在靜養中，已漸康復。現仍每週寫回憶錄，繼續在Facebook刊登。李怡還提到我在明報月刊寫中國老音樂家的文章《一代人的喉嚨與歌聲》。說他叔叔是中國歌劇舞劇院長。與周巍歭是鄰居，他是大提琴和指揮出身。我文中提及各人，他叔叔也常提到。我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和李怡通電郵。
驟聞李怡在臺北仙去，我的小說剛好殺青，卻已無處呈遞。悲愴之余又想到，我和他的緣份，在於都是很有堅持的人。我年滿七十，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李怡繼倪匡之後，成為香港一代文化人的背影，卻仍有逆行者在無盡頭的路上跋涉，這是前人足跡的延伸。
最後錄一首以前寫給李怡八十壽辰的詩作：
危時方識歲寒心，老鳳欣嘉雛鳳吟。
從俗從龍偏傲世。汲河汲井自分襟。
紫荊昨夜雕黃傘，丹筆由來殫血忱。
莫謂桑榆花不著，春幡化碧更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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