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打碎共產黨自己的上層機構有過一次，那就是毛澤東鬧文革，弄死劉少奇，而且是用中共自己的底層機構——工農兵加紅衛兵才辦到的。今天習近平想再來一次，例如從市場經濟倒退回供銷社，問題是他的下層機構在哪裡？軍隊、白大褂、各級黨委嗎？他能用這些下層機器整老百姓，卻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他沒那個本事，王滬寧從德國搬去的那套法西斯理論也無用。這個邏輯，我曾跟黃仁宇教授討論過，留下一文《关于两张皮的中国》，分析毛澤東與陳雲的較量，看來習近平要走一條死路，頗可樂觀其成。】
我们分析中国大陆的走向，常常落入冷战思维的巢臼，在姓社姓资，或者民主和专制之间，作先知式的预言；或过于迫近北京上层波诡云谲的人事和派系之争，对那黑箱政治，作占卜式的猜度。近来我越发觉得这类短期预言之不可信，因此对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比如对中共十四大的分析，希望放到更长远一点的视野下去考量。
——假如未来果真有一个所谓「太平洋时代」的话，中国大陆不仅可能成为东亚繁荣的一个新的支柱，而且它也不可避勉成为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贸易上的一个强劲对手；
——后冷战时代远东和亚太出现的霸权真空，正待填补，一个经济上已对欧美构成挑战的工业东亚，正可以摆脱冷战的羁绊进行区域性整合，而共产东亚尤其是中共，也正悄悄卷起它的红旗加入这种整合；
——百多年来因日本的崛起，后又因日美间的争雄，太平洋不太平；如今环太平洋地区正步入经济起飞，南中国海成为新的资源争夺战场，中共也正「走向大洋练兵」，为它的「国家主权」和「战略资源」而走出陆地，伸张海权。
如此等等。这些趋势说明，中共在政治上有悖逆世界潮流的一面，但在经贸上却也有不得不顺乎大势的一面。
假如，我们只在政治上把它看成是一个终究会死于共产制度的「常数」，而忽略了它在经济上善于灵活调整的「异数」，在分析所谓「大气候」和人事变动时，看不出影响和制约这些气候和人事的一些更基本的因素，则许多预言和猜度都是荒腔走板。
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上，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易视见的微妙变化，使得它不能自外于世界市场，不能背离整个经贸的走势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常常爱用「改革的大门关不上了」一类空洞的判断，却说不出「关不上」的道理是什么。
最近读书，就专想找那一类最没有「火气」也是味道最淡的远距离分析。比如，黄仁宇教授1988年就有「五百年无此奇遇」一文，称「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1980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收获，则是今后这个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了」。
自然，黄先生一向只作长距离、大视野的历史观察，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和国家行政机能的演变对历史的意义，认为传统中国政治设计简单，在各种技术（财政、司法、行政、通讯）都尚未成熟之前就组织成大帝国，因此庞大的政治结构不能下达，掌握不深，引用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这是它落后于西洋和日本的主要原因。认为传统中国的要害问题是制度幼稚，也是韦伯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制度一是大而无当，没有一个朝代的政府达到县以下的，是两张皮；二是社会自成一体，没有横向联系，韦伯认为这样的社会要进入现代，一定会发生激烈的革命。黄仁宇的看法正好是对韦伯的补充。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百多年的历史，无非是如何走出前现代，成为现代理性国家的问题，直到今天似乎还是这个坎没迈过去。
黄仁宇教授还有更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传统中国两张皮的现象，是因为政府只是一个间架性的设计，夹在上层机构与低层机构之间，如「潜水艇夹面包」，辛亥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造就了一个上层机构，毛泽东和共产党造就了一个低层机构，都未能实现从数目字上来管理国家，直到「文革」以后，经济改革才做到这一步。
黄先生的这个看法可能是对的。如今大陆能够同世界市场挂起来，对外贸易大量出超，经济成长可观，当然早已不是三十年代的光景，但问题在于，四十年代还是黄先生所描绘的那种又穷又白、缺乏组织的状况，到八十年代就已经能够「从数目字上管理」，这个奇迹，正好是发生在中共统治的四十年里。
有趣的是，按照另一些学者，比如余英时教授的看法，共产中国恰好是一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形态，1949年后是国家取代了社会，扼杀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生机，但却使中央政府直达每一个角落，在制度化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两者都承认中共这个政权彻底改变了中国，不论持何种学术看法，对这种最基本的改变的研究至关重要。
我注意到，黄仁宇教授是从1985年CIA的一份报告当中，知道中共对全国经济已有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其实，若说「新中国」能从数目字上来「管理」，这大概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就作到了，这一步的确是千古未有的，即中国的政府一下子能捅到农村的生产队（村庄），中国当然不再是两张皮，不再是「潜水艇夹面包」，因为根本没有上下层之分了，这种政府实行数目字的管理太容易了，不仅是合理想象，而且是全民狂想，后果就是大跃进死掉四千万人；
另外，中国学苏联式的斯大林计划经济那一套，早就可以用所谓宏观调控来控制全国的经济，这方面的行家就是陈云，毛搞大跃进失败，陈云用货币回笼政策挽救经济有奇效，但无非是牺牲发展，无非是把人和社会的一切都变成计划和「数字」，这一点哈耶克早就讲过。
虽然，这个共产党的国家，并非一个现代理性的制度，它基本上是靠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性格，来充当一个现代国家的管理性格，人治的弊病和烈度被急剧的放大，政治取代经济、文化、法制等等现象比传统国家更甚，但它却解决了一个问题，把中国自古分离成上下两层的结构统合起来了，这一统合，便无意中从内部产生了一系列要求合理合法管理国家的理性，甚至计划经济需要数字的真实这一点，就把毛泽东的神话打得粉碎；而他试图再一次运用下层机构打碎上层机构，搞所谓「二次革命」的做法，便由于社会已经上下合体、由于这个上层已是中共和毛泽东自己建立的的上层机构，打碎它就意味着毁灭而受到中共内部的极大反抗。所以，四十年尽管荒唐，从历史长程看，却对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有特殊意义。
我想，分析眼前的政治，要有长程历史做关照。中共靠党国强力整合社会的负面后果也颇严重。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传统的民间社会和理性的现代公民社会都不存在，最后决定中国大局的因素，仍然是大波大澜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这一点也许同1949年前并未改变。这个党国正在崩溃。崩溃中又使它在制度方面的构架重新解体，并本能地阻止新构架的形成。全能式党国的消退，使传统的中国社会复苏，却又回到社会同国家两张皮的状态上去了。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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