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又起民變，涉及高層權鬥，香港愛國藍C鬼祟縮頭，等待定性號令，不敢重複1989年64時押錯注趙紫陽勝出而過早刊登「憤怒譴責屠城」之類的廣告之愚蠢行為，「忠誠」處若學精了一點，「廢物」指數若略降低，或可賞以一點掌聲。
反而有深黃人士冷嘲熱諷，「你們也有今天」，是另一種不成熟的躁動。不錯，兩年前大陸有大量大學生與小粉紅大罵香港「黑暴」，支持警察嚴打「港獨」，他們自己今日經受舉國「動態清零」的封區釘倉報應，在某種程度或確令旁觀者不無反諷的快意。最中國式黑色幽默之處，是三年之後，上天和習主席聯手為「港獨分子」報了仇。
不過私下片刻享受命運之神帶來的Poetic Justice是一件事，對大陸各地的抗議者公然幸災樂禍，是一種幼稚而過度的犬儒（childish and excessive cynicism) 。
不錯，西諺有云：「在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這句話與中國俗話之「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在哲學的辯證層面，確實有令人迷惑之處。
但魯迅對中國人陋劣民族性的概泛（generally )批判，不妨礙魯迅對林語堂、胡適、郁達夫、章太炎、蔡元培等傑出的中國人在個人層面(individually) 的交誼和欣賞，兩者並無衝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千夫」，是魯迅鄙視大量愚昧而兇殘的中國人；「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孺子」，是魯迅支持當時無辜而純潔的中國青少年，甚至是農夫、工匠、在社會的底層被欺凌的窮人。
這兩者之間，無論魯迅、梁啟超還是柏楊，其實都分得很清楚。在民國時代的讀者市場之中，也很少人混淆。
因此，一聽到「普通話」即生厭惡之情，甚至分不清是台灣國語還是星馬的華語，會令一個香港「本土」人士陷入情緒的死胡同，甚至為孤獨的仇恨綁架。Don't get me wrong : 我承認，如果在巴黎米芝連Guy Savoy 餐廳或倫敦的East India Club，忽然聽到一桌喧嘩的普通話，然後見到彼桌間有一堆Chanel 包包，如果你覺得反感，你沒有錯。
大陸各城市發生的事情，你確實不必太過感情反應，即使內心極為感性澎湃，為了你自己的現實安全，至少暫時也要抑制，要學會喜怒不形於色。然而另訴極端，將普世價值觀的人性當做仇敵，是不對的——it's dead wrong 。
在某種時候，人之間有難以踰越的隔閡。但在時勢轉變之際，你會發現，不分地域、種族、文化，人之間有某種相同的契合。
羅馬思想家塞奈卡（Seneca )，生活在暴君尼祿的時代，面對兇險的逆境，他很能忍耐，也很冷靜。塞尼卡說過一句話：「把我丟進一個狼圈裏，我也能將狼群領回來。」（Throw me to the wolves and I will return leading the pack.）
不懂得此言的真諦，勿輕言政治，更不要沾惹什麼「社運」，因為永遠不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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