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国总统朔尔兹Olaf Scholz訪問北京，可以有多種解讀，我比較傾向於第一種解讀，乃是德國要刻意顯示她跟美國不同，如同二戰後法國戴高樂刻意要親善毛澤東中國，以示他不追隨美國霸權；第二點當然是經濟和貿易的因素，國際制裁中國，歐洲尤其經濟強國德國，一向不亦步亦趨，而令中共可以離間西方，拉一個打一個，這一套把戲，從鄧小平六四屠殺之後，一直玩到今天，這也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因素。這是我2021年夏天的一個舊帖。】
六四屠殺以後，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游说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藉此捞到了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即“分化西方”。
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罚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席哈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
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以至今天，美司法部長巴爾呼籲矽谷和好萊塢停止向北京磕頭，近乎悲憤說：“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
耗費三十年看懂這一點，很不錯了。時至今日，德國人還是三十年前美國人的認知水平。從2016年起，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在接受美媒採訪時表示，考慮到可能的經濟後果，德國拒絕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屆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國聯邦議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根認為，“中國太大、經濟太強、科技太先進，制裁沒用”。
文明文化差異，是一個障礙。
美國剛剛醒來，德國還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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