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

张作锦:魏源、郑观应——清代两个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世界日报》2022-10-28

《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之魏源肖像,清叶衍兰摹绘。(取自维基共享资源)《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之魏源肖像,清叶衍兰摹绘。(取自维基共享资源)

魏源和郑观应,是清代「洋务运动」的先驱。而且,除了武备之外,他们还注意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问题。

清代知识分子想从外人的陵夷中救中国,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就此展开了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这个「师夷之长技」的口号,就是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想认识近代的中国,不能不认识魏源。

但是沉睡中的老大帝国,魏源一个人唤不醒,接了下一棒的是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打动了光绪皇帝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盛世」是托词,「危言」才是当头棒喝。

魏源,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七岁开始读书,刻苦学习,常到深夜。九岁应童子试,1810年中秀才。1822年中举人,开始了从政之路。

在为官的过程中,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内心十分愤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让他感到国家已到危亡的关头。次年入两江总督府衙,直接参与抗英战争。但是在看到清政府贪污无能,乃辞官归田。1844年,魏源再次参加会试,中进士,又一次进入仕途,希望为挽救国家命运尽一点力。

起伏的官场生涯,让他对中国的国情忧心忡忡。他开始研究西方列强的情势,根据林则徐所写的《四洲志》,再加上历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史书文献以及当时西方的地图数据,编写成一部囊括世界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内容的《海国图志》,这是魏源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个观点,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影响深远。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点突破了中国历代以来传统陈旧的思想,打破了「祖宗制度不可变」的封建理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这个向西方学习的看法,被后来的洋务派所吸收和借鉴,最终形成了「洋务思想」。

魏源的主张,开始时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却对日本的现代化发生重大影响,书中的海防建言被纳为日本对外国策的参考。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曾说,幕府末期日本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在魏源提出的洋务运动理论中,主张中国应该扶持建造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应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要将西方的枪砲船舰技能借鉴过来,成为自己的东西,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十几年以后的洋务运动,魏源的主张逐步显现。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先后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砲房、山东机械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一个军火制造局,还聘请西方人士作为设计师,制造各类枪砲。不仅如此,他们还购买了大量的外国舰船,组建了庞大的清朝海军。在经济方面,魏源倡导发展近代的民用工业,建议将机器引入军需用品和民用品中。洋务派还办了航运、煤炭、纺织、电讯等四十家近代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魏源的理念与洋务运动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就是仅仅只看到中国物质面不如西方列强,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本质是政治。向西方学习只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因为这种局限性,洋务运动最终未能成功。

不过,魏源与洋务运动承上启下的关系,使得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他仍然得到历史上公正的评价。

从政治上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指点了中国之后进行的洋务运动。他是中国近代化改革过程中的先行者。他主张引技术、强国防、促发展,努力让中国不受外族欺凌。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魏源对于中国近代化理论的奠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编写的《海国图志》,成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思想指南。他提出睁眼看世界,促进了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世界。在学习问题上,他以为应该「经世致用」,以此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

魏源不仅看到「船坚砲利」,他还注意到经济层面。他主张保护税源。他认为赋税是国家强大的资本,而税源又是税赋的根本。他反对苛捐杂税,认为重税侵犯了纳税人的权益,打压了纳税人纳税的积极性,破坏了国家运转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以为要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税源。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魏源这个思想,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

总的来说,魏源打开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

已故旅美学人唐德刚回忆,他曾翻译过《海国图志》,当时他看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系出何典?他拿去问胡适。胡适说是《易林》,结果仍找不着。此文可见于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国名,白话文意思是「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

在魏源之后,郑观应登上历史舞台。

秦始皇三征岭南后,澳门归秦朝版图。从明朝中叶的1557年租给葡萄牙王国,但明仍设官府管理。1887年葡国与清廷签《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为期四十年。期满后,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999年始回归中国。

郑观应的研究者杜恩义指出:

「澳门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澳门在地缘环境上具有开放、融汇的特点,同时在人文氛围上是多元的、进取的,也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新旧思想的碰撞地。澳门独特的自然、人文、经济、政治等区位条件,孕育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和具有近代意识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即是其中的代表。」

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别名杞忧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七、八岁时随家庭迁往澳门,从此在澳门接受教育,十七岁参加香山县秀才考试落榜,遂遵父命离开澳门,前往上海经商。从学徒、杂工开始,经过不懈努力,三十岁左右即已成为富商。在上海的二十年时间内,郑观应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等任买办,还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航运、矿务、机械等实业,成为一位资本家。郑观应的成就及其经验被洋务派所赏识,1880年后,经李鸿章委任,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

在上海期间,二十岁出头的郑观应即开始关注时务、政务,并着手搜集材料,撰写一些政论性论文。1872年《申报》创刊后,郑观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早向报刊投稿的作者之一。1873年,郑观应将此前写的文章编辑成册,命名为《救时揭要》,这是他第一本著作。郑观应关注澳门贩卖劳工、匪患、鸦片、赌博、娼妓、洋人分治等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引起朝野的关注,反映了郑观应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改良主义的思想。1880年,郑观应又将其写的三十六篇文章编辑成册,定名《易言》,用笔名「杞忧生」出版发行,内容涉及商业、教育、法治、政治等各方面。

后来,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上海,郑观应遭受挫折。1883年底,上海的七十八家钱庄倒闭了六十八家,正在筹建过程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亦受影响,股票大幅下跌,郑观应受到波及,不仅使其损失重大,还严重影响了他在上海商界的声誉。

1885年5月下旬,郑观应以养病为由返回澳门,居住在自宅「郑家大屋」。此后的六年时间内,深居简出,潜心钻研,反省自己多年来对国家、民族及世界的看法,坐下来写书,完成了《盛世危言》这本大著作。

《盛世危言》是什么书,又说了哪些「危言」耸听的话,打动了皇帝?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举国上下无不沮丧、迷茫,国家到底该何去何从?就在光绪为维新变法热血沸腾而又无所适从的时候,他读到了郑观应的这本《盛世危言》。

此前,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浩浩荡荡,只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厂矿、电话、电报、轮船等等,这些买来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有没有用,甲午战败就是证明。

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对这一思想进行批判。他指出,要引进中国的,不是飞机大砲轮船等设备和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分权制衡的议会民主制度。使国民分担国家的责任,他们自然就会为建设国家、救国家而尽力。

其次,《盛世危言》还主张开放舆论监督,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让媒体成为党派的喉舌,也成为百姓的喉舌。

概括地说,第一次有《盛世危言》这样的书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些层面,来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这是革命性的认识转变。《盛世危言》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盛世危言》犹如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在人们的意识型态中爆炸。「盛世」只是托词,「危言」才是郑观应真正的目的。

《盛世危言》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以后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重要的影响。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在这方面留下不少名言佳句:

「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

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

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

国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这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郑观应七十岁像。(取自维基共享资源)
郑观应七十岁像。(取自维基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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